雨是从傍晚六点零三分开始下的。彼时李小梅刚在城中村的“姐妹理发店”吹完头发，廉价的直板夹把她枯黄的发尾烫出毛躁的卷，镜子里的姑娘脸色苍白，眼下挂着青黑的眼袋，唯有涂了豆沙色口红的嘴唇，还透着点活气。她摸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屏幕右上角的电量只剩17%，弹出的短信是房东发来的：“今晚再不交房租，就收拾东西搬走。”
巷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被雨丝割成细碎的光斑，落在积着污水的路面上。小梅把红色打火机塞进牛仔外套的内侧口袋——那是上周一个熟客送的，塑料外壳印着朵褪色的红玫瑰，开关处被磨得发亮，是她身上唯一能“点火”的东西。她缩着脖子往街角走，路过张记烧烤摊时，老板老张头喊了她一声：“小梅，来串烤筋不？算你便宜点。”
小梅脚步顿了顿，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两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摇了摇头：“不了张叔，下次吧。”她能闻到烤架上肉串的焦香，肚子里传来一阵空响，最后一顿正经饭还是昨天中午吃的泡面。走到街角的旧电话亭时，雨势突然变大，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在催着她做什么决定。
电话亭里还留着上个人的烟味，混合着雨水的潮气，呛得小梅咳了两声。她靠在玻璃上，翻出手机里仅存的几个联系人：王丽的号码打过去是关机，张霞的微信发了几十条消息都没回，老家的母亲……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敢拨过去。上个月母亲说弟弟要交学费，她凑了五百块打回去，现在连自己都快没地方住了。
就在这时，一辆无牌电动三轮车从雨幕里钻了出来，停在电话亭外。深蓝色的帆布篷被雨水泡得发沉，边缘的缝线处脱了线，露出里面灰色的棉絮。司机坐在前面的驾驶座上，戴着顶黑色鸭舌帽，帽檐压得极低，只能看到他下巴上冒出的青色胡茬，以及嘴角叼着的那根没点燃的烟。
“去不去江边？一百块。”他的声音隔着雨帘传进来，有点闷，像是喉咙里卡了东西。
小梅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江边那片正在拆迁，白天都没什么人，更别说这雨天的晚上了。可“一百块”这三个字，像钩子一样勾着她——有了这一百块，至少能交上房租，还能买两桶泡面。她攥紧了口袋里的红色打火机，指尖被塑料壳硌得发麻，低头看了眼自己磨破边的运动鞋，又抬头望了望电话亭外无边的雨幕，最终还是拉开了玻璃门。
“师傅，江边哪啊？”她弯腰钻进帆布篷时，雨水打湿了她的刘海，冰凉地贴在额头上。
司机没回头，只抬手指了指前方：“就拆迁区那边，有人等你。”他的手上戴着一副黑色手套，指尖磨损得厉害，虎口处露出一截浅褐色的疤痕，像是被刀片划出来的，边缘还泛着点旧红。小梅心里莫名一紧，下意识往篷子角落缩了缩，帆布篷内侧沾着不少泥点，蹭得她外套后背发脏。
三轮车启动了，电机发出“嗡嗡”的声响，混着雨声在狭小的篷子里回荡。小梅靠在帆布上，能感觉到车身每一次颠簸——这条路她熟，是往江边去的老路，坑洼得很。她摸出手机想给陈静发个定位，却发现这里连信号都没有，屏幕上只显示着“无服务”。
“师傅，您常在这一片拉活吗？”她试着又问了一句，声音比刚才小了些。
司机终于有了反应，却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咔嗒”一声点燃了嘴角的烟。烟雾从驾驶座飘过来，带着股廉价烟草的味道，呛得小梅皱起眉头。他没说话，只有烟蒂在雨夜里明灭的光，映着他偶尔转动的侧脸——颧骨很高，下颌线绷得很紧，看起来不太好惹。
小梅没再敢搭话，把手机揣回口袋，又摸了摸内侧口袋里的红色打火机。那点塑料壳的温度，成了她此刻唯一的安慰。她想起王丽上次跟她说的话：“小梅，咱们攒点钱就走，去南方找个工厂上班，再也不待在这破地方了。”当时她还笑着答应，说等王丽找到正经活就一起走，可现在……王丽已经失联快一个月了。
三轮车突然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雨砸在帆布篷上的声音瞬间变大，像是有无数只手在外面拍打着，要把这薄薄的帆布撕碎。小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紧紧抓着篷子内侧的绳子，想开口说“我不去了，师傅你放我下来”，可话到嘴边，又被喉咙里的紧张堵了回去。她看到司机的肩膀动了动，像是在调整后视镜，而帆布篷的缝隙里，能看到外面漆黑的拆迁房轮廓，像一个个张着嘴的怪兽。
三天后的上午九点十五分，陈静站在城东派出所值班室的柜台前，手里的A4纸被她攥得发皱，边缘都卷了起来。纸上是她熬夜整理的名单，三个名字被红笔圈了又圈：王丽，32岁，有吸毒史，最后联系时间是上个月25号；张霞，29岁，曾因卖淫被拘留，最后联系时间是上个月28号；李小梅，20岁，无业，最后联系时间是三天前的雨夜。
“王警官，这三个人真的不对劲。”陈静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她昨天跑了一天，去了三个姑娘的租住处，都没找到人，“王丽租的那间房，房东说她上个月26号就搬走了，可我去看的时候，她的行李箱还在床底下，里面还装着冬天的衣服；张霞更离谱，她跟我约好这个月1号去做体检，结果我等了她一上午都没见人，她租的房子里，连洗漱用品都没带走；还有小梅，三天前晚上十点多还跟我打电话哭，说交不起房租，现在电话直接关机，微信也不回——她们从来不会这样。”
值班警员小王坐在柜台后面，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游戏界面，他一边点着鼠标，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陈社工，不是我不给你上心，你也知道，这类人员的流动性本来就大。说不定是欠了债，或者跟哪个客人走了，很正常。”
“正常？”陈静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手里的名单“啪”地拍在柜台上，“三个人，两个月内接连消失，连件换洗衣服都没带走，这叫正常？王丽的妈妈上周还来社工站找我，老太太七十多了，拄着拐杖从老家过来，就想知道女儿是不是还活着，你让我怎么跟她说？说她女儿‘正常流动’了？”
小王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连忙关掉游戏界面，抬头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陈社工，你别这么激动啊。我们也登记了，把信息都录入失踪人口系统了，可没有线索，我们也没办法啊。她们平时接触的人那么杂，又是搞那种行当的，说不定自己不想露面呢？”
“搞那种行当怎么了？搞那种行当就不是人了？”陈静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哭腔，“她们也是被生活逼的，王丽是为了给弟弟治病，张霞是被丈夫家暴跑出来的，小梅是被人骗来的——她们凭什么失踪了就该被当成‘不想露面’？凭什么就不该找了？”
争吵声顺着值班室的门缝飘出去，刚好落在走廊尽头。李震刚从外面出完警回来，警服外套的袖口沾着点泥渍，是刚才在工地处理纠纷时蹭上的。他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正要往办公室走，听到“失踪”“王丽”这两个词，脚步顿了顿。
他对“王丽”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上个月队里接到过一起报警，说王丽失踪了，当时接警的同事说房东证实她“自行离乡”，就没立案。现在又听到这个名字，还多了两个失踪的人，他心里莫名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抬手推开了值班室的门。
“怎么回事？”李震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他身形高大，肩宽腿长，警服穿在身上格外挺括，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却丝毫不影响那双眼睛的锐利——像是能看穿人心里的想法。
小王看到他，连忙站起身，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名单往抽屉里塞：“李队，没、没什么，就是陈社工来反映点情况。”
陈静转头看到李震，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快步绕过柜台走过去，把手里的名单递给他：“李警官，你帮我看看。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社工站的服务对象，我跟进她们快两年了，她们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王丽上个月还跟我聊过，说想找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远离以前的圈子；张霞一直在找她失散的弟弟，说找到弟弟就回老家；小梅才二十岁，还想着明年回学校读书……她们都有盼头，怎么会突然走了？”
李震接过名单，指尖拂过那三个被红笔圈住的名字，目光停在“李小梅”后面那行小字上：“最后联系：雨夜，乘坐无牌电动三轮车，前往江边拆迁区。”他抬头看向小王：“这三个人的报警记录和调查材料在哪？”
“在、在档案室，都归档了。”小王的声音有点发虚，“结论是……‘自行离乡，无立案必要’。”
“自行离乡？”李震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起来，指腹在名单上轻轻摩挲着，“谁定的结论？调查记录里有没有走访笔录、监控调取记录？”
小王被问得哑口无言，挠了挠头，眼神躲闪着说：“当时接警的是老周，他说走访了房东，房东说看到她们收拾东西走了，还问了几个同乡，同乡也说可能回老家了，就……就没再查。监控的话，老周说江边那边的监控坏了，调不了。”
李震没再追问，把名单折好放进警服内侧的口袋，转身对陈静说：“你跟我去档案室一趟，把这三个人的案卷调出来。”他的语气很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陈静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松了口气——她有种预感，这个警察，是真的会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的。
档案室在派出所二楼最里面的房间，常年锁着门，钥匙由专人保管。李震找管理员拿了钥匙，打开门时，一股混合着旧纸张、灰尘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的白炽灯亮着，光线昏暗，照在一排排铁制档案柜上，反射出冷硬的光。
“失踪案卷宗在c区第三个柜子，按年份分的。”管理员指了指里面的一排柜子，又叮嘱了一句，“别乱翻啊，看完要放回原位。”
李震点了点头，走到c区档案柜前，拉开柜门。里面的案卷按年份整齐地排列着，标签上写着“2018”“2019”“2020”……他从“2023”的格子里翻出三个贴着“失踪”标签的牛皮纸档案袋，上面分别写着“王丽”“张霞”“李小梅”的名字。
他把档案袋放在中间的长桌上，一一拆开。王丽的案卷最薄，里面只有三张纸：一张报警记录，是王丽的母亲上个月28号报的警；一张失踪人员基本信息表，上面贴着王丽的一寸照片，照片里的女人扎着马尾，眼神有点怯；还有一张询问笔录，是对房东的询问，上面写着“问：你最后一次见王丽是什么时候？答：上个月26号，看到她收拾行李走了，说要回老家。问：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答：没说，还欠了我半个月房租。”
张霞的案卷稍微厚一点，多了一张她之前被拘留的记录，询问笔录和王丽的几乎一模一样，房东说“看到她收拾东西走了，听同乡说去别的城市了”。李小梅的案卷是最新的，报警记录是三天前陈静报的，询问笔录里，房东的回答是“没注意，好几天没见她了，可能走了吧”。
三份案卷的最后一页，都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自行离乡，不予立案”。
“这就是所谓的‘调查’？”李震拿起王丽的询问笔录，指尖捏着纸页的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连王丽的母亲都没走访，只问了个房东，就定了‘自行离乡’？监控调取申请都没写，就说‘监控坏了’？”
陈静站在桌旁，看着那些薄薄的案卷，眼圈又红了：“我上个月找过老周，跟他说王丽的行李箱还在出租屋，不可能是自行离乡，他说‘说不定是先把行李放这，人先走了’；我让他调监控，他说‘调取监控需要审批，流程麻烦，等有线索再说’，结果就一直没下文。”
李震没说话，转身又拉开档案柜，从“2019”到“2023”的格子里，各翻出几卷贴着“失踪”标签的案卷，一股脑放在长桌上。很快，二十多个牛皮纸档案袋在桌上铺成一片，像一堆被遗忘的石头。他一份份翻开，每一份案卷里，都只有寥寥几页纸，最后一页，几乎都盖着“自行离乡”的印章。
“2019年，刘娟，28岁，有吸毒史，失踪地点：城东城中村；2020年，赵敏，30岁，无业，失踪地点：郊区废品站附近；2021年，陈莉，25岁，从事性交易，失踪地点：江边拆迁区……”李震一边翻，一边念出案卷上的信息，声音越来越沉，“五年，二十一个人，都是二十到三十五岁的女性，都有‘吸毒史’‘性交易’‘无业’这些标签，失踪地点都在城市边缘，调查记录都只有一两页，结论都是‘自行离乡’——这正常吗？”
陈静看着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案卷，手指轻轻拂过一张照片——是2019年失踪的刘娟，照片里的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一点都不像案卷里写的“有吸毒史”的人。“刘娟我认识，”陈静的声音带着哽咽，“她当时在戒断所表现很好，出来后找了个餐馆服务员的工作，还跟我约好要一起去看电影……结果没几天就失踪了，老周说她‘复吸了，跑了’，可她的工资卡还在我这，里面还有三千多块钱。”
李震拿起那张照片，照片的边缘有点卷，像是被人反复摸过。他想起刚才在值班室，小王说的“这类人员”“那种行当”，想起老周说的“流程麻烦”，忽然明白——这些失踪的女人，不是没有线索，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不值得查”的标签。她们的恐惧、她们的求救、她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都被“麻烦”两个字轻易地抹去了，变成了档案柜里一份份薄薄的、盖着鲜红印章的案卷。
他把照片放回案卷，又拿起李小梅的案卷，从里面掉出一张小小的纸条，是陈静夹在里面的。纸条上是小梅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陈姐，等我攒够钱，就回老家上学”。李震看着那行字，又想起那个在雨夜里钻进三轮车的姑娘，想起她口袋里那只红色打火机，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李警官，”陈静看着他紧绷的侧脸，小声问，“这些案子……还能查吗？我知道她们都是边缘人，没什么人在乎，可我总觉得，她们还在等着我们找她们。”
李震把纸条折好，放回案卷里，缓缓抬起头。白炽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映着他眼底的坚定。他把桌上的二十一份案卷一一摞好，用橡皮筋捆住，然后对陈静说：“从今天起，这些案子，由我牵头成立专案组，重新调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那摞沉甸甸的案卷，声音清晰而有力：“不管她们是什么身份，不管她们曾经做过什么，只要她们是失踪的人，我们就必须找到她们，给她们，也给她们的家人一个交代。”
档案室的白炽灯嗡嗡作响，照在那摞案卷上，把“自行离乡”的印章照得格外刺眼。陈静看着李震把案卷抱在怀里，转身走向门口，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起来——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那些无声的呼救，终于有人听见了。
而此刻，在城市边缘的某个角落，那只被李小梅攥过的红色打火机，正躺在一堆潮湿的泥土里，外壳上的红玫瑰被雨水泡得模糊，却依旧等着被人发现，成为这场无声警报里，第一个微弱却坚定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