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静悄悄的，唯有窗外呜咽的风雪声与炕洞里柴火不甘寂寞的“噼啪”声相互应和。那碗白米饭在我眼中，仿佛承载了千钧重量。奶奶的故事并未结束，它从沉重的饥饿记忆，自然地流淌向了那片虽然贫瘠、却充满了生命力的童年旷野。
奶奶的童年，是被贫穷和一种源自土地本身的、质朴而强大的快乐共同塑造的。当春天的脚步彻底驱散了冬日的严寒，阳光变得慷慨而温暖，村庄里每一个角落都成了孩子们无边无际的游乐场。而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那片宽阔的、被石碾子压得坚实平整的打谷场。
滚铁环，是男孩女孩都热衷的、带有某种“侠气”的游戏。奶奶（那时还是小名“英子”的丫头）拥有的那只铁环，是她哥哥用从旧木桶上拆下的箍圈，又费了老大劲用粗铁丝弯成一个带钩的推手制成的。那铁环算不上圆润，甚至有些地方凹凸不平，却被英子用粗糙的手掌摩挲得泛出一种黯淡的金属光泽。她能用那根简单的推手，巧妙地驾驭着这只不规则的铁环，让它听话地沿着村中蜿蜒的土路滚滚向前。铁环碾过车辙、鸡爪印和散落的石子，与推手钩碰撞、摩擦，发出“叮铃哐啷、叮铃哐啷”清脆而富有节奏的声响，这声音，在她听来，是比任何戏台上的锣鼓都更激动人心的进行曲。
她可以推着铁环，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整个村庄。路旁歪斜的篱笆墙上，牵牛花正吹着紫色蓝色的小喇叭；趴在墙角打盹的大黄狗，懒洋洋地掀开眼皮瞥她一眼，又沉入梦乡；坐在自家门槛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纳着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的老太太，会抬起浑浊而慈祥的眼睛，笑着喊一声：“英子，慢着点跑，看摔着！”这一切，都成了她风驰电掣般身影的模糊背景。那一刻，她不是那个穿着哥姐传下来、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裤子，常常在夜里被饥饿感唤醒的英子，而是仿佛驾驭着神话中风火轮的勇士，正冲破一切束缚，奔向一个朦胧而明亮的、或许能永远摆脱饥饿与寒冷的远方。那铁环滚动的轨迹，就是她对于未来最简单、也最真切的向往。
男孩子们则更痴迷于抽陀螺（他们那里叫“打懒老婆”或“抽贱骨头”），那是一种充满力量感和竞争意味的游戏。陀螺大多是家里的父亲或兄长，在冬闲时，找一块质地坚硬的木头，用柴刀和凿子，一斧一斧耐心削制成的。尖底若能嵌上一颗从旧轴承里拆下来的钢珠，那便是足以在所有伙伴面前炫耀的顶级装备了。寻一处平整的硬实地，用旧布条编成的鞭子紧紧缠住陀螺的腰身，身体猛地一蹲、一旋、一甩，那木疙瘩便带着风声，“嗡”地一声落在地上，起初有些摇晃，随即在鞭子的催促下，越转越急、越转越稳，发出低沉而持续的“嗡嗡”声，像一个在地上旋转的、沉默的战士。
技艺高超的男孩子，能同时抽打两三个陀螺，让它们互相碰撞“打架”，看谁的先被撞翻、停转。那胜利者，便会赢得一片由衷的喝彩，以及失败者手中几颗磨得光滑锃亮的石子或一个漂亮的玻璃弹珠。那混合着汗水、尘土与竞争的快乐，简单而直接，充满了原始的活力。
女孩子们的游戏，则更多地体现了灵巧、耐心与初萌的社交。抓石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五颗从河滩上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小匀称、被河水冲刷得温润光滑的鹅卵石，便是她们随身携带的宝贝。将石子轻轻撒在平整的地上，抛起其中一颗，在其划着弧线落下的电光石火间，迅速抓起地上指定的一颗、两颗，或者一个难度极高的“凤凰三点头”，还要稳稳接住空中落下的那颗。那几颗冰冷的小石头，在女孩子纤细而灵巧的手指间翻飞、起落，伴随着成功的轻呼、失败的惋叹以及旁观者紧张的屏息，能神奇地消磨掉一整个漫长的、无所事事的黄昏。英子的口袋里，总装着那五颗被她摩挲得如同温玉般的石子，那是她沉默而忠诚的伙伴，承载了她无数细微的快乐与忧愁。
还有跳房子。用一块碎瓦片或石灰块，在泥地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由一个个方格组成的“房子”，标上从一到九的数字。那块用来投掷的、边缘圆润的瓦片，便是通往一个个格子的“钥匙”和“障碍”。单脚跳，弯腰，小心地拾起瓦片，身体不能摇晃，不能踩到画出的界线……简单的规则里，考验的是身体的平衡能力、投掷的准头以及面对近在咫尺的“家”时那份沉着的耐心。女孩们叽叽喳喳，乌黑的辫子在身后活泼地甩动，红头绳像跳跃的火焰，脸蛋因运动和兴奋而涨得通红，像熟透的苹果。那画在地上的、简陋的格子，仿佛就是她们对未来“家”的最初想象与规划，虽然粗糙，却充满了对安定与归属的真挚渴望。
而最富想象力、最能体现那个年代孩子早熟与模仿能力的，莫过于过家家。湿润的烂泥巴，是和面蒸馒头的“白面”和“肉馅”；随手揪来的马齿苋、荠菜等野草，是宴席上的“韭菜”和“青菜”；破碎的瓦片，是盛菜的“盘碟”；一块光滑的扁石头，是炒菜的“铁锅”；各色不知名的野花、狗尾巴草编成的小动物，便是款待宾客的“美味佳肴”。他们会煞有介事地模仿大人的世界，分配着“爹爹”、“娘娘”、“娃娃”、“客人”的角色，搭建起想象中的家庭与社会结构。
英子常常是那个核心的“娘娘”。她会用狗尾巴草编出活灵活现的小兔子、小狗狗，放在用破布包裹的“娃娃”的“枕头”边；她会学着母亲在灶间忙碌的样子，用树枝假装在“锅”里翻炒，嘴里模拟着“滋啦”的油响；她会轻轻拍打着“娃娃”，哼唱着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不成调却异常温柔的摇篮曲：“哦哦哦，娃娃睡，盖花被……”。在那短暂而投入的扮演中，他们提前预演着成人世界的辛劳、责任与温情。那混合着泥土的腥气、青草的涩味与野花淡香的“饭菜”，是他们童年里，用想象力烹制出的、最富足也最无忧无虑的盛宴。
这些游戏，没有一件需要花费一分钱，却承载了那个年代孩子们几乎全部的快乐、友谊、竞争与梦想。它们源于土地，归于土地，规则简单，却直抵快乐的本真。奶奶在回忆这些时，那双看尽了世事沧桑的眼睛里，总是会闪烁出一种特别明亮、特别纯净的光芒，那是一种即使岁月在其上覆盖了厚厚的尘埃，也无法完全掩盖的、属于生命最初阶段的、纯粹的欢愉。她常常会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慨说：“那时候啊，穷是真穷，肚子里没啥油水，身上没啥好衣裳。可也不知道为啥，一个铁环，几颗石子，一把泥巴，就能让我们这群野孩子高兴上一整天，从日头出山疯玩到星星点灯。现在的娃娃，玩具堆满一屋子，电动的小汽车、会眨眼的洋娃娃，啥稀奇玩意儿没有？可咋瞧着，还没我们那会儿一个泥巴疙瘩乐得实在、乐得长久呢？”这话里，没有半分对现代的贬低与苛责，只有一丝淡淡的、对那种原始、自发而充沛的快乐的不解与深切的怀念。那是一种时代鸿沟之下的怅惘，也是对逝去纯真的一声温柔叹息。
当游戏的喧嚣散去，求学的时光便成了奶奶童年记忆中另一抹鲜明的色彩。她上的，是村里唯一的、由旧祠堂改建的学堂。教书先生姓王，是一位前清的童生，脑后虽已没有了辫子，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以及走路时微微弓着的背脊，都还残留着旧式文人的气息。王先生极为严格，甚至可称严苛。他手中总握着一把两指宽、一尺来长的戒尺，油光发亮，不知道打疼过多少双稚嫩的手掌。
“那时候念书，可不敢像你们现在这样，在课堂上做小动作、说悄悄话。”奶奶回忆道，眼神里还带着一丝孩童般的敬畏，“王先生要求我们，背书要滚瓜烂熟，一个字都不能错；写字要横平竖直，笔笔到位。谁要是背不出，或者字写得歪扭像蚯蚓爬，那戒尺‘啪’地一下就落在手心里了，又麻又疼，能肿老高。”
然而，这位严苛的王先生，也有他温和甚至可爱的一面。他会在课余时，给孩子们讲《三国》、《水浒》里的英雄故事，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时，他会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自己就是那千里走单骑的豪杰；讲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他又会声音低沉，唏嘘不已。他还会在春天，带着学生们到河边，指着发芽的柳树，教他们背“碧玉妆成一树高”；在夏天，指着田里金黄的麦浪，讲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他的学问，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之乎者也，更是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智慧。
而最让奶奶和她的同学们期盼的，是学堂里每年雷打不动的两个长假期——麦收假和秋收假。这在今天的城市孩子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念书是大事，但收庄稼，是天大的事！”奶奶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充满了一种参与重要劳动的自豪感，“一到麦子黄梢的时节，空气中都弥漫着麦粒的干香，村子里就像开了锅的水，彻底沸腾起来。学堂就放假了，叫做‘麦收假’，短的十几天，长的能有一个月。大大小小的孩子，只要走得动、能拿得动工具的，全都扑到田里去了。”
天还黑蒙蒙的，星星还在天边眨着困倦的眼睛，英子就被母亲叫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喝下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便跟着大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弥漫着晨雾的田野。金色的麦田一望无际，像一片巨大的、等待收割的海洋。清晨，麦秆上的露水很重，很快就能打湿裤腿，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大人们负责用镰刀割麦，那锋利的刀刃划过麦秆，发出“唰唰唰”的、富有节奏的声响，像大地的低语。成捆的麦子被放倒，整齐地排成一行行。
而英子这样的半大孩子，任务同样繁重。她们要跟在大人后面拾麦穗。弯着腰，像寻找宝藏一样，仔细搜寻着遗落在田埂上、泥土里的每一穗麦子。烈日很快升上头顶，像火盆一样炙烤着大地，汗水顺着额角、鼻尖、下巴往下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就消失无踪。腰酸得直不起来，手指被尖锐的麦芒刺得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但她不敢偷懒，因为王先生说过：“颗粒归仓，才是好孩子。”每一穗沉甸甸的麦穗，在她眼中，都是金灿灿的希望，是冬天里一碗热粥，是年节时一个白面馍馍的希望。
除了拾麦穗，她还要负责给在田里挥汗如雨的父兄送水。一个大号的陶罐，里面装着用晒干的车前草或竹叶芯泡的、微微带着苦涩味的凉茶。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陶罐，走在田埂上，生怕洒出一滴。看到父兄接过水罐，“咕咚咕咚”仰头痛饮时那畅快的样子，她心里便充满了成就感，仿佛自己也成了这场与天争时、龙口夺粮的伟大战役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夜晚，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极度疲劳后又彻底松弛下来的安宁气息。肌肉酸痛，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但躺在炕上，听着远处打谷场上传来的、连夜脱粒的“砰砰”声，闻着空气中新麦的香气混合着尘土的味道，一种踏实的、充实的幸福感，会慢慢包裹住她年幼的身心。那是一种与土地、与家庭命运紧密相连的参与感，是任何游戏都无法替代的、关于生存与劳动的深刻启蒙。这段经历，让她从小就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真正分量，也让她对土地，始终怀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激之情。
而在这些具体的劳动与生活之外，奶奶口中那个年代最让人动容的，便是那种复杂微妙、却又无比坚实的邻里关系。她常常用“远亲不如近邻”来概括，但其中的滋味，远非一句话所能道尽。
“那时候的邻里啊，”奶奶眯着眼睛，像在品味一盅陈年老酒，“在小事上，那真是能计较到骨头缝里。为了一根鸡跑错了窝下了一个蛋，为了几棵葱苗长过了界，为了借了半碗盐晚还了一天，两家的女人能站在各自门口，指桑骂槐地吵上半天，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她说着，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笑容里，没有嘲讽，只有对那种鲜活、泼辣的生活质感的理解。“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常常会因为玩闹时推搡了一下，或者谁多分了一块糖而闹别扭，互相赌气，发誓再也不跟对方说话了。”
然而，这种看似斤斤计较、鸡毛蒜皮的关系，一旦遇到真正的大事，便会展现出其坚不可摧的底色。
奶奶清晰地记得，有一年夏天，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奶奶，突然得了急症，肚子疼得在炕上打滚，脸色煞白，冷汗淋漓。那时她的父亲不在家，去几十里外的镇上赶集了。英子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吓傻了，围在炕边哭作一团。就在这慌乱无助的时刻，平日里因为地边一棵小树苗的归属而和太奶奶吵过架的西院邻居张婶，听到动静跑了过来。她一看情况，二话没说，扭头就冲回自家，让她那个半大的儿子赶紧去邻村请郎中，自己则留下来，一边安慰吓坏的孩子，一边用土法给太奶奶揉肚子、敷热毛巾，忙前忙后，额头上全是汗珠。
没多久，前院因为借锄头弄断了木柄而好久不往来的李叔也闻讯赶来，他二话不说，就和张婶的儿子一起，用家里的板车，铺上厚厚的稻草和旧棉被，将太奶奶小心翼翼地抬上去，冒着午后的烈日，一路小跑着往镇上医馆送。正是因为他们及时且毫不犹豫的援手，太奶奶才得以转危为安。
“从那以后，”奶奶的声音变得异常柔和，“你太奶奶和张婶、李叔家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近了。你太奶奶纳了鞋底，会给他们家孩子送一双；张家做了好吃的粘豆包，也必定会端一碗过来；李家男人出门做活，你太奶奶也会帮着照看他家的小院。那点小吵小闹，早就丢到脑后去了。那时候的人，心里头都有一杆秤，知道啥是真正要紧的。平时吵归吵，闹归闹，那是过日子难免的磕碰。可真到了要命关头，那伸出来的一把手，是能救命的。那情谊，是在事儿上见真章的。”
奶奶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脸上总会浮现出一种我至今也无法完全读懂的、复杂的笑容。那笑容里，有对过往物质极度匮乏、生活异常艰辛的深沉感叹，那些饥饿、劳累、寒冷的感觉，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无法轻易抹去。但同时，那笑容里，更有对旧时人与人之间那种毫无保留、不计得失的守望相助的深切怀缅，是对那种虽然缓慢、却充满了人情味的生活节奏的无限眷恋。那是一种交织着苦涩与甘甜、怅惘与温暖的复杂神情。我知道，那笑容里，一定包含着对那段纯粹时光的不舍，这种不舍，既是对那些已然逝去的、鲜活的人的情谊的不舍，也是对那段无论苦乐都已然融入她生命、塑造了她为人的整个岁月的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