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岁入翻倍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很快便不再是朝堂之上的秘密。通过官府邸报、往来商旅、甚至是说书人的口，这惊人的数字连同其背后的缘由——清丈田亩使税赋公平，摊丁入亩使贫者得免——迅速传遍了帝国的州县村社。
数字是冰冷的，但由此带来的变化，却是每一个升斗小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温暖。
在江南水乡，老农王老汉不用再为家里三个成年儿子的“丁税”愁眉不展，省下的银钱给媳妇添了新衣，给孙儿买了饴糖。他看着由新式漕船运来、价格平稳的北方粟米，感慨地对邻里说：“皇上心里，装着咱们呢！”
在西北边镇，曾经的戍卒李狗娃因伤退役，原本生活无着，如今却在官办的毛纺工坊找到活计，稳定的工钱让一家老小得以温饱。他抚摸着身上暖和的呢料工服，对工友念叨：“这日子，是皇后娘娘带来的福气啊！”
在黄河沿岸新得灌溉的百万亩良田上，农人们望着渠中汩汩流淌的、曾经带来灾难如今却孕育希望的黄河水，自发地在田头立起了“皇恩泽被”的石碑。
在遍布各州的官医署外，抱着退烧孩子的母亲，拿着仅需几十文钱就能换来的救命药材，对着官医署的牌匾千恩万谢。
运河上，商贾们计算着因新式漕船而节省下的运输成本和提升的利润，笑容满面。
学堂里，寒门子弟朗朗读书声，憧憬着通过格物实学改变命运。
边市里，牧民们用羊毛换回急需的茶盐布匹，脸上洋溢着安定与满足。
这一点一滴的实惠，汇聚成了民间对皇帝、对皇后、对“启明新政”最朴素的感激与拥戴。一种发自内心的颂扬，开始在民间酝酿、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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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由谁发起，也不知始于何地，一种为帝后建立“生祠”的风潮，如同春雨后的野草，在帝国的大地上悄然蔓延，而后星火燎原。
所谓生祠，即为尚在世的人建立祠庙，焚香供奉，以示感念其恩德。这在前朝并非没有先例，但多是地方官员为讨好上官或朝廷重臣所为，且规模有限。而此次为帝后立生祠，却是完全发自民间，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与民众之多，前所未有。
在漕运枢纽淮安府，由数千船工、商户捐资，在运河岸边修建起了一座“启明祠”。祠内不仅供奉着皇帝李岩和皇后谭淼淼的长生牌位，还别出心裁地用壁画形式，描绘了漕船更新、漕运畅通的盛景。
在黄河新灌区的豫州，百姓合力建起“安澜祠”，感念皇帝治水之功。祠内碑文详细记述了张策主持治河的经过，以及沿岸百姓由此获得的福祉。
在西北边镇，军民共建“普惠祠”，感念皇后推行官医署、陛下开放边贸使民生改善。祠内甚至还有当地女医官为百姓义诊的塑像。
在东南沿海，海商渔民集资修建“扬波祠”，祈求皇帝庇佑航船平安，皇后福泽绵长，祠内悬挂着郑沧船队带回的奇异海生物标本。
这些生祠，或许不如官方祠庙宏伟壮观，用料也未必讲究，但一砖一瓦，皆凝聚着百姓的真心。祠内香火鼎盛，往来祭拜、祈福者络绎不绝。人们不再仅仅将皇帝视为高高在上的天子，更将其视为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圣主明君；将皇后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民间开始流传开许多关于帝后如何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惩处贪官、救助贫弱的故事，虽多属附会，却足以证明帝后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何等高度。茶楼酒肆间，说书先生最受欢迎的段子，也从以往的才子佳人、江湖侠客，变成了“圣天子智斗贪官”、“贤皇后妙手回春”之类的新编故事。
很快，“启明之治”这四个字，不再仅仅是官方文书上的年号象征，而是成为了民间对当下这个时代最由衷的赞誉。人们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赋税的减轻，来形容生活的改善，来形容社会的安定，来形容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宫中。
谭淼淼在太医署听闻各地官医署备受拥护，甚至被立祠感念，眼中泛起欣慰的泪光。她知道，自己所学所能，终于在这异世他乡，真正地造福了万千生灵。
李岩站在巨大的疆域图前，听着皇城司密报各地生祠林立的盛况，脸上露出了登基以来最为舒展的笑容。他追求的，从来不是虚无的万岁之名，而是这实实在在的万民称颂。他知道，自己推行的新政，真正触及了帝国的痼疾，惠及了底层的黎庶。这无数的生祠，这“启明之治”的口碑，比任何功绩碑、任何史书赞颂，都更能证明他道路的正确。
他对随侍的墨衡、张策等人慨然道：“朕尝闻，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今日方知，得民心者，方可得天下，方可创盛世！这‘启明之治’，非朕一人之功，乃天下万民，与吾等同心同德，共同开创之局面！”
“陛下圣明！”众臣由衷拜服。他们知道，皇帝已经赢得了这世间最宝贵、也最强大的力量——民心。有了这坚实的根基，“启明盛世”的宏伟大厦，必将屹立不倒，光辉万丈。这万民自发立祠称颂的景象，正是这盛世来临前，最动听、最恢弘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