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减轻徭役赋税相比，“赦免刑徒”一事，牵扯更广，情由更为复杂，引发的争议也更为激烈。这直接触及了秦帝国立国之本——严刑峻法的核心地带。
诏书下达后，廷尉府（最高司法机构）和各地郡县监狱，立刻成为了风暴的中心。如何界定“非十恶不赦”、“情有可原”？由谁来界定？标准如何把握？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和人情问题。
朝堂之上，争议之声再起。以廷尉姚贾（虽与李斯有旧，但在此事上持谨慎态度）为代表的部分官员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先帝制法，意在使民畏而不敢犯。今若宽宥过滥，恐失法度之威严，使刁民心存侥幸，日后更难治理。且刑徒之中，多有桀骜不驯之辈，骤然释放，恐扰地方安宁。”
而李斯和支持新政的官员则坚持：“法之目的，在于止奸惩恶，亦在于教化向善。连坐之法，往往使无辜者蒙冤；徭役之刑，亦多有无心之失或小过重罚者。陛下仁德，正欲纠此偏颇。赦免非为废法，乃为更精准地执法，使罚当其罪，释放被误拘之劳力，归于田亩，亦符合与民休息之国策。”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扶苏端坐龙椅，听着双方的辩论，眉头紧锁。他内心倾向于赦免，但也担心姚贾所言不无道理。
最终，李斯再次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手腕和决断力。他没有强行压下反对声音，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且具备操作性的方案：
“陛下，臣提议，成立‘**刑徒复核案**’，由廷尉府、御史大夫府及丞相府共同派员组成，并邀请数位德高望重、精通律法的博士参与。制定明确的复核标准：
一、 **凡属‘诬告’、‘证言不实’导致的连坐入罪者，查实后立即释放，并追究诬告者责任。**
二、 **因未能完成徭役定额（非故意怠工）、或微小过失（如损坏公物价值轻微）而被判刑者，予以赦免，或改处罚金、劳役。**
三、 **因饥寒交迫所迫，行窃盗等轻罪，且未伤人命者，视情节予以减刑或赦免。**
四、 **明确‘十恶不赦’之范围**，如谋反、叛国、杀人、大逆、巫蛊等重罪，绝不赦免，以儆效尤。
**五、 所有复核过程，需有详细记录，结果公示。**”
这个方案，既体现了宽仁，又维护了法度的严肃性，更重要的是，它将赦免行为纳入了规范化的程序，避免了“人治”的随意性，也堵住了反对者的嘴。扶苏听后，大为赞赏，当即准奏。
“刑徒复核案”迅速运转起来。各地的案卷被调阅，专门的复核官员奔赴各郡县监狱，提审囚犯，核实案情。这是一项浩大而繁琐的工程。
在北地郡的一个县城监狱，一名因未能按时送达军粮（因遇山洪冲毁道路）而被判徭役的驿卒，在复核后被当场释放，他与前来接他的妻儿抱头痛哭。
在南阳郡，一名被仇家诬告“为盗”而身陷囹圄多年的农夫，在复核官员查明真相后，重获自由，诬告者反坐入罪。
但也有试图蒙混过关者，一名因斗殴致人重伤的刑徒，谎称是对方先行动手且自己乃自卫，但被复核官员通过多方查证，识破其谎言，维持原判。
李斯密切关注着复核的进展，每日阅读大量的简报。他深知，此事关乎无数人的命运，也关乎新朝法制的信誉，不容有失。他严格要求复核官员公正执法，同时也要体察民情。
赦免令的推行，如同在干涸的河床上掘开了一道口子，清泉涌入，带来了生机。大量被错误羁押或轻罪重判的百姓得以归家，与亲人团聚，重新成为耕种的力量。民间对新帝的拥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德”之名深入人心。
然而，李斯也清楚，释放刑徒只是第一步。如何安置他们，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避免其因生计无着而再次触法，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已经在考虑，下令各郡县对归乡刑徒给予一定的种子、农具帮扶，并加强基层的教化管理。
帝国的法律机器，在李斯的引导下，正尝试着在保持其威慑力的同时，注入一丝人道的温度。这个过程必然伴随阵痛与争议，但无疑，它正朝着一个更为理性、也更得民心的方向缓缓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