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斯凭借着北伐胜利的余威和精妙的政治手腕，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之时，一股潜流也在咸阳的政治生态中悄然涌动。那便是以博士官为核心的儒家学者势力，开始逐渐抬头，并在朝堂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种变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脉络细致而复杂。
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为儒家学说的复苏提供了缝隙。相较于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的高压态势，李斯主政下的大秦，虽然依旧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根本，但在文化政策上展现出了更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天下初定，六国遗民犹在，人心未附。李斯深知，纯粹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彻底收服民心，尤其是那些仍有影响力的六国遗老和知识分子。为了稳定社会、安抚人心，他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策略，默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儒家学说在严格管控下的有限传播和讨论。秦廷设立的博士官制度得以保留和延续，七十位博士（其中多为儒生）得以在学宫讲学、参与议政，尽管其政治影响力长期被占据要津的法家吏员所压制。然而，随着大规模军事征伐的暂告段落，帝国进入强调“休养生息”的阶段，那种强调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似乎更契合“文治”的需求，开始逐渐获得统治阶层内部一部分人的关注。
其次，儒家学派在教育领域拥有天然的优势，这是其影响力上升的重要途径。儒家学说经过孔子以降数百年的发展，体系完备，典籍丰富，尤其擅长启蒙教育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在李斯为年幼的皇帝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中，虽然《韩非子》、《商君书》等法家经典和权术谋略是核心课程，旨在培养一位深谙帝王之道的君主，但儒家的一些基本典籍，如《诗》、《书》，以及关于基本礼仪、孝道伦理的内容，也被谨慎地纳入学习范围，以培养幼帝必要的文化素养和基本的道德观念。负责教授这些内容的，自然多是博闻强记的儒家博士。他们充分利用接近皇帝、日夕讲读的机会，不仅讲解文字章句，更潜移默化地灌输儒家理念，讲述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周公制礼作乐等充满理想色彩的“王道”故事。年幼的皇帝对于法家那些严苛冰冷、充满算计的权术理论接受起来尚有困难，反而对儒家所描绘的充满道德感和温情脉脉的古代圣王治世更易产生好奇与共鸣。这使儒家思想在宫廷内部，尤其是在未来君主的心中，悄然播下了种子，无形中提升了其影响力。
再者，儒家学派自身的调整与积极进取，是其能够重新立足的关键。经历了秦始皇时期的沉重打击，幸存下来的儒家学者痛定思痛，吸取了血的教训。他们不再像其前辈淳于越那样，在咸阳宫宴上直接、生硬地反对郡县制，公然触怒秦始皇的逆鳞。新一代的儒生，转而采取了更加迂回、务实和富有弹性的策略。他们刻意强调儒家思想中那些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秩序的内容，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观念，以及“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并努力将这些包装成辅助法家治国、教化百姓、安抚人心的有效工具。他们积极参与到帝国的文化建设和礼仪制定工作中，试图通过恢复或借鉴古礼、规范朝廷仪制来彰显自身价值，扩大实际影响力。同时，他们也在朝堂内外积极结交盟友，培养门生故吏，逐渐形成了一股虽然分散但总人数可观、且具有共同学术背景和政治倾向的力量。
这股力量的突出人物，是官至博士仆射的周青臣。此人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周礼》，但不同于一些拘泥不化、高自标置的老派儒生，他为人处世颇为圆滑机敏，善于审时度势，揣摩上层意图。他深知李斯权势熏天，故而在公开场合一方面对李斯的执政表示拥护，称赞其稳定朝局、恢复民生的功绩，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则不断寻找和创造机会，在合适的场合——例如为幼帝讲学，或参与朝议讨论教化、礼制、灾异祥瑞等问题时——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将儒家的“仁政”、“德治”、“以民为本”等核心理念，巧妙地融入对具体事务的论述中。其言辞往往恳切动听，富有感染力，逐渐赢得了一批官员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支持者多是一些出身关东地区、对秦法严苛本就心存不满或更具文化情怀的文官。
此外，北伐胜利后帝国面临的整体形势变化，也为儒家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客观土壤。北方匈奴威胁暂缓，大将军蒙恬及其麾下众多将领长期戍边，使得朝中军功勋贵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相对减弱，国家的重心由“武功”更多地向“文治”倾斜。在此背景下，整个文官体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在文官体系中，除了李斯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精通律法、长于吏事的法家能吏之外，儒家博士群体凭借其独特的学术声望、文化底蕴和对典籍的熟悉，开始在诸如太史令、掌故、博士官乃至一些掌管礼仪、教育、文献整理的职位上占据更多席位。他们利用同门、同乡、师徒等关系互相援引，彼此提携，在官僚体系内部编织成一张日益紧密、互通声气的关系网。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诉求和学术主张，也越发清晰和频繁地呈现在朝堂之上，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点缀。
深居丞相府的李斯，始终冷眼旁观着这股势力的逐渐坐大，心中警惕与权衡并存。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并非完全排斥儒家学说，他承认其在教化百姓、维系社会基本人伦秩序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也愿意有限度地利用其来粉饰太平、润饰鸿业，以巩固统治。在他的蓝图中，儒家最好能安于其位，充当法家严厉统治的一种温和补充。但他内心深处有一条绝不可逾越的底线：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学派挑战法家思想的根本统治地位，动摇郡县制的国本。他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然察觉到，这些看似温文尔雅、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博士，其“法先王”、“复井田”、“兴王道”的政治理想，与他自己所秉持的“法后王”、“明法度”、“专赏罚”的执政理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水面之下，暗流涌动。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意识形态走向和权力格局的思想与政治交锋，已在平静的朝堂之下悄然酝酿。儒家博士的渐次得势，如同在李斯独掌的权柄之旁，点燃了一盏风格迥异的灯火，虽然光亮尚且微弱，摇曳不定，却已预示着未来的大秦朝堂，将不再是他法家思想的一言堂，未来的政治博弈，必将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