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国风新语】
永和七年，长安西市胡商聚散之地，有说书人击板而歌:“东海有扶桑，日出耀金芒。楼船破浪三千里，汉家儿郎拓八荒。”
满座茶客击节相和，声震屋瓦。此乃东赵独有的市井气象——既不废《诗三百》之雅正，又容得下《四海异闻录》之奇诡。
东赵立国数百载，承汉家衣冠而纳百川，扶桑诸岛设十三州，南洋立都护府，更将逸洲、南溟洲纳入海疆舆图，遂成“日月所照，皆为汉土”的磅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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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年间，伏波将军陈远东渡，见扶桑列岛“有土人纹身食鱼，以贝为币，祭草木精灵”。
随行文士陆子云在《东渡纪略》中记载：“当地巫女踏歌而舞，声如鹤唳，我们以编钟应之，竟引得百鸟盘旋三日不散。”
这种文化碰撞催生了《扶桑竹枝词》：“桧木作舟泛碧波，蛮姬踏月唱新歌。汉家箫鼓穿林过，共祭海神佑万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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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师都督府设在流术的翡翠湾，此处商船云集，常见皮肤黝黑的南溟水手与头戴进贤冠的东赵官员共商潮汛。
有佚名诗人题壁曰：“槟榔树下说《论语》，珍珠港内演《周礼》。莫道蛮荒无雅音，铜鼓声声伴黄钟。”
南洋都护张衡更将土着祈雨仪式改编成《甘霖舞》，如今已是长安上巳节必备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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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市井文学之盛，堪称“尺牍皆传奇，闾巷有仙踪”。
西市书肆最畅销的《徐真人逸洲记》记载：“逸洲有树通天，叶如华盖，食其果可三日不饥。土人架藤桥于云雾间，相逢则互换歌谣为礼。”
这类志怪小说虽被士大夫斥为“荒诞不经”，却在民间刻印流传，甚至随商船远播身毒。
蜀都酒肆“醉仙楼”每月初八举办传奇大会，说书人持牙板演述新篇。
近日最受欢迎的是《鲛人泪》：“南海鲛人月夜泣珠，被汉商所救，竟化身为女子入长安学织锦。后遇飓风危难，泣珠成堤救全城。”
其故事融汇海外奇谈与中原伦理，连逸洲来的使臣都听得落泪，特意重金求取抄本。
值得注意的是，东赵虽纵容野史小说，但永和三年颁布的《出云令》明确规定：“凡戏文、话本不得妄议王室婚嫁、大臣家事，违者流。”
故市井创作多将背景设在海外，如《南溟遇仙记》开篇即言：“此乃海外遗事，与中朝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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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的《诗经续编》收录了大量海外采风之作。其中《逸洲·采香谣》写道：“手持贝筐入深林，槟榔花落染衣襟。忽闻土笛穿云过，方知异域有清音。”
这类诗作既保持古风古韵，又融入热带风情，形成独特的“海疆诗派”。
乐府机构更创设“异域清商署”，将南溟竹笛、身毒七弦琴与编钟磬器合奏。
元宵节在昆明池演出的《四海升平乐舞》，舞者额贴珍珠贝钿，披孔雀羽衣，却执周代玉戚起舞。这种融合创新甚至反哺中原，《汉宫秋》中新增的“踏浪舞步”，便是取自南洋渔民的祭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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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毒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其数字时，东赵学者展现出惊人 的适应性。司天监博士沈志在《筹算新书》中疾呼：“夫身毒数码，书之简便，算之迅捷，岂容固守算筹之旧？”
东赵太学算科很快将“1、2、3”与汉字数字并行教学，市井账房也竞相采用新法。有保守派官员弹劾其“弃祖制用蛮数”，却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驳回。
更有趣的是，数字改革催生了新的市井文学。《算盘侠传奇》讲述账房先生用新数字破解贪腐案，其中描写：“王先生指尖轻点‘7、8、9’，账簿隐罪尽显形。恶管家犹持旧筹苦算，岂知新数如照妖镜。”
这种将科技进展融入侠义故事的手法，正是东赵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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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商船抵达逸洲的医官华丹溪，在《南行医录》中记载：“土人以金鸡纳树皮治热病，其效胜我柴胡汤。”
他不仅将此法传入中原，更将《黄帝内经》译成土着语言。现在长安东西两市皆设“异药坊”，槟榔止咳散、龙血膏与中原方剂同柜售卖。
太医署近年整理的《万方类编》，收录了扶桑巫医的艾灸疗法、南溟渔民的海藻消肿方，甚至罗马传来的香膏制法。
有民间医生创作《百草谣》，将海外药材编成童谣：“珊瑚树，珍珠母，南洋来的止痛方。曼陀罗，罂粟花，西天佛国麻醉汤。”
这些谣曲通过说书人传唱，竟成了医家普及知识的特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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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翡翠湾，汉式楼阁与土着高脚屋错落相望。
港口的酒肆里，水手们用混合语言唱着新编的《四海歌》：“我乘天风过扶桑，又踏鲸波到南溟。身毒数字记航路，罗马玻璃映月明。百家经典传海外，蛮族歌舞入汉庭。试问新邺少年郎，可愿同舟续新章？”
这歌声随着商船飘向远方，与逸洲丛林里的土笛、南溟群岛的竹鼓、身毒佛寺的梵呗交织成东赵特有的文明交响。
在这个平行时空的东赵，开拓不是征服而是共舞，教化不是训诫而是对话，遂成就了华夏文明另一种波澜壮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