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2年，赵胤于邯郸登基称帝，定国号为“赵”，年号光武，史称大赵光武帝。
赵胤的统治融合了汉制与革新。他重建三省六部，推行均田新法，开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延伸工程，并设立市舶司专营海外贸易。短短二十年间，大赵疆域东至朝鲜、北抵漠南、西控河西、南达交趾，人口恢复至三千万，国库充盈，府兵精锐，史称“光武中兴”。
然而盛世之下，一道深刻的裂痕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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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晚年，朝堂上关于国家战略的争论日益激烈，逐渐形成两派：
“大陆派”以太子赵仁及中原世族为代表，主张“以农为本、固守中原”，认为应集中资源巩固黄河、长江流域，修建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对海外贸易持保守态度。
“海洋派”则以四皇子赵晟及东南沿海商人集团为核心，提出“以海富国、开拓四方”的战略。他们指出，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海上商路利润丰厚，且南洋诸岛土地肥沃，可缓解中原人口压力。
两派争执不下，甚至演变为朝堂上的公开对峙。公元935年，光武帝病重之际，这场争论达到高潮。
是年秋，洛阳皇宫紫宸殿内，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辩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大陆派以“华夷之辨”为据，称“渡海者背弃祖地，非我族类”；海洋派则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力证“通商而富国，古已有之”。
病榻上的光武帝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却导致分裂的决定：册立太子赵仁继位，但同时授权四皇子赵晟组建“东海经略府”，统辖登州、明州、泉州等沿海州府及所有水师，给予其海外开府之权。
此诏书一出，朝野震动。老皇帝的本意或许是平衡两派，却不知已为帝国的分裂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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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36年，光武帝驾崩，赵仁即位，是为大赵惠宗。惠宗登基后立即开始限制海洋派势力，削减水师军费，提高海商税赋。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938年春，四皇子赵晟在泉州召集东南沿海十五州刺史及水师将领密会。三个月后，一支由三百艘战舰、五万精兵、三万工匠及家眷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泉州港启航。这支舰队携带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药配方、造纸术、印刷术和大量典籍，浩浩荡荡向东驶去。
赵晟的舰队先抵达流求（台湾），建立中转基地，随后北上，在朝鲜半岛南部与当地豪族联合，击败新罗残余势力。公元939年，舰队跨过对马海峡，登陆九州岛。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军事组织，赵晟的军队在三年内统一了日本诸岛，于公元942年在京都（后改名“长安东都”）正式称帝，国号仍为“赵”，史称“新赵”或“东海赵”，自称中华正统。
消息传回洛阳，朝堂震怒。惠宗下诏削去赵晟一切爵位，称其为“海逆”，并断绝一切往来。然而浩瀚大海已成天堑，大赵水师无力远征。
自此，中华文明一分为二。
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赵皇朝，坚守“中原正统”，发展出高度精致但日趋保守的农耕文明。他们修建了更宏伟的宫殿、更完备的科举制度、更精细的理学思想，但对外部世界逐渐失去兴趣。至十一世纪初，大赵禁止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闭关倾向日益明显。
以扶桑诸岛、朝鲜为中心的新赵，则开创了独特的“海洋中华”文明。赵晟（庙号世祖）定都于京都，同时设“南都”于釜山、“东都”于江户（东京），形成三角统治核心。新赵积极融合中原文化、朝鲜技术和日本本土传统，发展出强大的造船业和火器制造技术。他们继续向南洋开拓，在吕宋、苏门答腊建立商站，甚至与印度朱罗王朝、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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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百余年，两个中华政权沿着不同道路发展：
大赵皇朝在保守中逐渐僵化。土地兼并严重，北方契丹、西夏不断侵扰，朝廷却将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禁军。
科举制度演变为门阀子弟的晋升阶梯，寒门难以上升。尽管文化艺术达到极高成就（出现了类似《清明上河图》的《洛阳盛景图》等杰作），但社会矛盾如地火暗涌。
新赵则展现出惊人的活力。他们建立了独特的“海陆双轨制”：本土实行改良的均田制，保障农业生产；海外则通过特许商团进行贸易扩张。
新赵朝廷设立“四海监”，系统收集航海图、各地物产与风土情报。至十一世纪中叶，新赵舰队已定期航行至巨港（今印尼）、锡兰（斯里兰卡），甚至有两艘探险船抵达东非海岸，带回了长颈鹿和象牙。
文化上，新赵推行“和而不同”的政策：官方文书使用汉字，但允许民间使用简化字和标点；儒学仍是正统，但增设算术、航海、外国语等实用学科；佛教、道教与神道教共存。
京都成为当时东亚最开放的国际都市，阿拉伯商人、印度僧侣、高丽工匠在此杂居。
军事上，两个政权隔海对峙。大赵在山东、江浙沿海修建了一系列烽火台和海防城堡，号称“东海长城”；新赵则发展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师，其“神火舰”装备了早期火炮和火药箭。
两国虽未爆发全面战争，但小规模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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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初，大赵皇朝的矛盾终于总爆发。
公元1105年，黄河在潼关决口，淹没中原三州十六县，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朝廷赈灾不力，贪腐横行，各地民变四起。此时，北方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连续击败契丹，兵锋直指大赵边境。
危难之际，一位寒门出身的将领登上历史舞台——刘裕。他祖籍彭城，少年从军，因在西北边境屡立战功，四十岁时已官至北府军都指挥使，掌握大赵最精锐的十万边防军。
公元1107年冬，朝廷为筹军费对抗女真，下令加征“北防税”，甚至克扣边军粮饷。北府军士兵三月未发军饷，怨声载道。是年腊月，刘裕在太原召集将领密议，决意“清君侧”。
公元1108年正月十六，北府军兵变。刘裕发布《讨逆檄文》，列举朝廷十二大罪状，率军南下。由于大赵禁军久疏战阵，北府军一路势如破竹，三月即抵洛阳城下。
围城期间，城内发生饥荒，守军倒戈。三月二十八，洛阳城破。惠宗之孙赵煦（此时已继位为恭宗）自焚于宫中，大赵皇朝历经192年，至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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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8年秋，刘裕在汴梁登基，定国号为“宋”，年号开熙，史称宋太祖。他吸取大赵教训，推行一系列改革：
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但精简机构，设“政事堂”总揽朝政，废除大量冗官；经济上，推行“方田均税法”，抑制土地兼并，鼓励工商业；军事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重点发展水师以防新赵。
尤为重要的是，刘裕打破了大赵的保守传统，重新开放海禁。他在泉州、广州设立“市舶总司”，组建皇家商队，主动与南洋诸国贸易。
同时，宋廷与新赵展开有限度的交往——尽管双方互不承认正统地位，但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渐恢复。
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新赵也进入全盛时期。在位的世宗赵弘（赵晟曾孙）是一位开明君主，他推行“弘化新政”：设立国立航海学院，系统培养航海人才；改进火药配方，造出射程达三百步的青铜火炮；与高丽、琉球组成“东海盟约”，形成贸易共同体。
公元1112年，新赵探险船队完成了一项壮举：六艘大船组成的“扶桑舰队”历时两年，沿琉球、吕宋、婆罗洲、爪哇航线，横渡印度洋，绕行非洲好望角，最终抵达大食（阿拉伯）的巴士拉港。
返航时，他们带回了阿拉伯最新的天文仪器、数学着作和欧洲的玻璃制造技术。这次航行被新赵史官称为“西海大航”，比原世界历史中的郑和下西洋早了近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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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世纪中叶，两个中华政权呈现出不同的繁荣景象：
大宋帝国在中原建立起高效集约的农业经济。通过推广占城稻、完善水利，粮食产量比大赵时期增加三成。
开封、杭州、成都等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廷设立“格物院”，资助数学、天文、医学研究，沈括所着《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发明
。军事上，宋军采用火器与传统兵器结合，成功抵御了女真南侵，形成对峙局面。
新赵王国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帝国。
其疆域横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部、琉球及吕宋北部，人口约两千万。
京都、釜山、江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新赵银币在东亚、东南亚成为硬通货。在技术上，新赵工匠结合中国火药、阿拉伯炼金术和本地创新，发展出先进的冶金和造船技术。
---他们的“宝船”长达五十丈，可载千人，配有三十六门火炮，是当时海上的无敌战舰。
文化交流上，两国形成有趣的竞争与融合：宋版典籍通过商船传入新赵，新赵则将其注解、简化后传播至南洋；宋画追求意境含蓄，新赵艺术则色彩明快、题材多元；宋儒发展出精致的理学体系，新赵学者则更重实证与实用。
公元1150年，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
是年春，宋都开封的皇宫内，第三任皇帝宋英宗刘义隆正与大臣商议是否派遣官方使团出访南洋。保守派大臣警告“恐蹈海逆覆辙”，改革派则力主“开眼看世界”。
与此同时，在隔海相望的京都新赵皇宫，世宗赵弘刚刚收到探险船队从“殷洲”（美洲）西海岸带回的奇异植物种子和黄金制品。朝堂上，激进派将领提议组建更大规模的舰队，“寻黄帝昆仑之迹，扬中华文明于四海”。
而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正在崛起；南洋诸岛，新兴的满者伯夷王国虎视眈眈；遥远的欧洲，十字军的号角已经响起……
两个中华文明，如同双日并耀于东亚天空，各自照亮了不同的道路。
它们的竞争与合作、冲突与交融，将如何塑造这个平行世界的未来？分裂是文明的灾难，还是创新的催化剂？这道裂海之痕，最终会愈合为一道伤疤，还是扩大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历史没有给出答案，它只是静静地展开画卷，等待后人添上新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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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这个世界中的“中华”不再是单一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可移植、可适应的文明模式。大宋代表了传统中华的自我革新，新赵则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海洋可能性。
两者的竞争，或许会让这个平行世界的东方，提前数百年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两个中华政权已经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与理解——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