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沈阳，天高云淡，但工业部大楼里的气氛，却随着从不同渠道汇集而来的、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日益变得凝重、沉滞，仿佛暴风雨前低垂的铅云。曾经弥漫在车间和办公室里的那种“大干快上、支援建设”的单纯热情，渐渐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带着隐隐焦灼的使命感所取代。
信息的来源是多元而破碎的。除了官方渠道有限的情况通报，赵刚要求设立并不断加强的“技术情报翻译室”和通过香港等地获取的西方报刊摘要，提供了另一幅视角截然不同的图景。那些英文、日文报纸上充斥着“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向北推进”、“鸭绿江”等字眼，配着模糊但气势汹汹的美军坦克、舰载机、重型轰炸机的照片。广播里偶尔能收听到的“美国之音”等外台，更是用充满优越感和威胁性的语调，渲染着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和“统一朝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
这些信息，被沈先生等人翻译、整理、摘要，连同有限的公开战况分析，每天下午准时送到李云龙和赵刚的案头。起初，李云龙对那些弯弯曲曲的洋文和长篇累牍的分析不屑一顾：“看这玩意儿干啥？仗在朝鲜打，离咱们还远着呢！有这工夫，不如去车间多盯出几支枪！”
但赵刚坚持要看，而且要拉着李云龙一起看，一起分析。他会在晚上，泡上两杯浓茶，摊开那些翻译稿和地图，指着上面的地名和态势图，用他特有的冷静语气，一点点剖析：
“老李，你看，这是仁川，离汉城多近？一次两栖登陆，就把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后路给切了，战局瞬间逆转。这叫什么？这叫绝对的制海权和两栖投送能力，我们目前根本没有。”
“再看这些照片，美军的飞机，b-29，战略轰炸机，能从日本、从航母上起飞，把炸弹扔到北边的任何地方。他们的战斗机，性能远超我们现有和仿制的型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战火真的烧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没有空中掩护，工厂、城市、交通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炸弹下。”
“还有这些坦克，‘潘兴’、‘谢尔曼’，数量多，装甲厚，火力猛。我们的反坦克手段，除了少量战防炮和爆破筒，几乎没有有效对抗的武器。如果他们的装甲集群冲过来……”
李云龙最初是耐着性子听，但越听，脸色就越沉。他不懂太多国际政治和战略理论，但他懂打仗，懂战场上的优劣对比。赵刚描绘的这幅图景，结合他自己在战争年代面对日军和国民党美械部队时的体会，让他感到一阵阵寒意。那是一种装备上令人绝望的代差，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的全面碾压。
“他娘的，”李云龙一拳砸在摊开的地图上，“照这么说，这美国鬼子比当年的小日本和国民党精锐还要难缠得多？海陆空全占优？”
“从纯军事技术角度，是的。”赵刚摘下眼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而且，他们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更是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的飞机、坦克、大炮像下饺子一样生产出来，运到万里之外。我们呢？刚刚起步，百废待兴。”
“那……按照这架势，北边能顶得住吗？”李云龙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赵刚沉默了很久，缓缓摇头：“很难。实力差距太大。除非……发生奇迹，或者，有外力介入，改变力量平衡。”
“外力？谁？苏联‘老大哥’？”李云龙追问。
“苏联的态度很微妙。他们提供了初期支持，但直接大规模介入，与美军正面冲突的风险太大。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赵刚的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更有可能被卷入，也最直接相关的‘外力’……是我们。”
“我们？”李云龙霍然抬头，眼中精光一闪，“你是说……咱们可能要出兵？”
“不是可能要，是必须从最坏的情况打算。”赵刚语气异常严肃，“老李，你想想。鸭绿江对面就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建设的命脉所在。如果敌人真的打到了江边，甚至像这些报道里暗示的，要‘越过鸭绿江’，我们能坐视不管吗？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比谁都懂。当年抗日，不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美国人的飞机已经不止一次侵入我们领空，扫射轰炸了。这就是信号，是试探，也是威胁。”
李云龙在房间里焦躁地踱起步来。赵刚的分析，条条在理，都指向那个他不愿深想却又无法回避的可能性。出兵，跨过鸭绿江，去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正面碰撞！这念头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但他更知道，赵刚说得对，有些仗，不是你想不想打，而是别人逼到你头上，不得不打。
“妈的！”李云龙停下脚步，声音沙哑，“真要是到了那一步，那就是国战！是你死我活的国战！咱们现在这点家当……”
“所以，”赵刚接过话头，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不能再仅仅是为了‘支援建设’或‘常规换装’。必须立刻转向，以应对一场可能的、极端残酷的、与强敌的国战为标准，来重新规划、提升、储备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和技术研发方向！”
两人目光交汇，都看到了对方眼中那份沉甸甸的觉悟和破釜沉舟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东北军工的使命，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决心既定，行动雷霆万钧。李云龙和赵刚没有等待任何明确的上级指令（此时中央的决策也处于高度保密和激烈讨论阶段），他们基于自身的判断和责任感，率先在东北军工系统内部，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战争转换”与“极限动员”。
一系列命令和措施以最高优先级下达：
1. 生产计划全面重审与加码：所有正在执行的生产计划，无论是“51式”枪族、“107火”，还是迫击炮、弹药，全部进行重新评估。在现有设备、人员、原料可能达到的极限范围内，制定出新的、翻倍甚至数倍的“战时应急生产指标”。指标不再仅仅是“争取完成”，而是“必须完成，完不成追究主官责任”。
2. 生产线优化与复制：组织最强的技术力量，对已经成熟的生产线进行“拆解分析”，找出瓶颈工序，不惜代价进行技术改造或设备补充（充分利用拍卖所得设备），挖掘每一丝潜力。同时，开始规划在现有厂房内，或利用新建、扩建的厂房，复制成熟生产线，迅速扩大产能基础。赵刚提出了“母厂带子厂，老厂带新厂”的模式，要求沈阳兵工厂等核心单位，不仅要完成自身生产任务，还要负责为其他新建或转产的工厂培训技术骨干、提供技术图纸和工艺指导。
3. 原材料与能源的“战时管制”与开拓：成立“战时物资统筹办公室”，由赵刚亲自主抓。对钢材（特别是特种钢）、有色金属（铜、铝）、化工原料（硝石、硫磺、各类酸）、煤炭、电力等关键物资和能源，实行严格的统一调拨和配额管理，优先保障军工生产。同时，发动群众，加大国内相关矿藏的开采和冶炼力度；通过香港等渠道，不惜成本，秘密加大国际采购（尽管面临封锁）；甚至开始研究部分紧缺原料的替代方案和回收利用。
4. 人力资源的极限挖掘：延长工时，实行更加严格的三班倒甚至“歇人不歇马”的轮班制度。大规模招募和培训新工人，特别是从农村招募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进行速成技术培训。动员机关干部、后勤人员、甚至职工家属，在工会组织下，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生产（如零件清洗、简单装配、包装运输等）。号召“人人都是战斗员，车间就是前线”。
5. 质量管理与战场适应性改造：在追求产量的同时，赵刚格外强调“战时质量”。他下令将之前制定的“一级品”标准进一步细化和强化，特别是对武器的可靠性、耐用性和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例如，要求“51式”步枪必须通过更严酷的沙尘、浸水、高低温测试；弹药必须保证在潮湿、寒冷条件下仍能可靠击发。同时，根据可能面对的美军装备特点，开始研究针对性改进：比如为步枪研制威力更大的弹药（针对可能更厚的冬季衣物或简易工事），为机枪研制对付轻型装甲车辆的穿甲弹头等。
整个东北的军工体系，如同一台被推至最高档位的庞大机器，发出了超负荷运转的轰鸣。车间里的标语换成了“一切为了前线！”“多生产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工人们眼熟血丝，但眼神中充满了紧迫和决绝。他们或许不完全清楚即将面对什么，但他们从领导们凝重如铁的表情和近乎苛刻的要求中，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气息。
如果说扩大常规武器产能是“强筋健骨”，那么，弥补最大的短板——防空，尤其是早期预警能力，就是“构筑神经”。李云龙和赵刚都清楚，没有预警，再多的防空武器也是瞎子，只能被动挨炸。而预警的核心，在于雷达。
此时的中国，在雷达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极少接触这种高技术装备，更谈不上研发制造。有限的几部缴获的日式或美式雷达，也早已损坏或技术落后。面对美军可能铺天盖地的空中优势，建立哪怕是最初步的雷达预警网络，都是生死攸关的课题。
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落在了刚刚安顿下来不久、正全力投入“107火”改进和防空火箭探索的**钱思远、陆秀兰夫妇**，以及少数几位有相关背景的归国学者肩上。当赵刚将这个想法与他们沟通时，钱思远推了推眼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
“赵政委，雷达技术，涉及高频无线电、脉冲调制、信号处理、天线设计、精密机械、阴极射线管显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国外，接触过一些原理和前沿动态，但从未亲手设计制造过完整的雷达站。而且，我们缺乏关键的元器件——大功率发射管、高性能磁控管、灵敏的接收机前端、合格的显示器……这些东西，国内完全没有生产能力，国际上对我们严密封锁。”
陆秀兰补充道：“就算我们能设计出图纸，以国内目前的精密加工和电子工业水平，要制造出来，也极其困难。很多零件，可能连加工的设备都没有。”
赵刚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等他们说完，他才开口，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钱工，陆工，你们说的困难，我都知道。这比造步枪、造火箭弹，要难上百倍、千倍。但是，你们也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将来敌人的飞机可能在我们头顶盘旋几圈、扔完炸弹了，我们的防空哨兵才能用肉眼发现！那会是怎样的灾难？我们辛苦建设的工厂、城市，我们的运输线、部队集结地，都将成为不设防的靶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这对夫妇和其他几位被召集来的技术人员：“我知道这很难，近乎不可能。但当年红军长征，面对围追堵截，也挺过来了；我们在沈阳，面对一堆废铁般的工厂，不也让它转起来了？现在，国家需要一双能看透黑夜和云雾的‘眼睛’。这双眼睛，或许一开始看不远、看不准，甚至可能经常‘生病’。但总比完全瞎了强！哪怕只能提前几分钟发现敌机，哪怕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能为我们的防空火力、为我们的疏散隐蔽，争取到宝贵的反应时间，挽救无数生命和财产！”
李云龙也粗声粗气地说：“对！别怕难！要人给人，要地方给地方，要材料，咱们砸锅卖铁去淘换！你们是专家，咱们不懂，但咱们知道这东西要命！你们就甩开膀子干！需要什么，列单子！老子去想办法！造不出来整的，咱们就先造零件；造不出好的，咱们就先造能用的；哪怕先搞出个能听见飞机响的‘顺风耳’，也是进步！”
钱思远和陆秀兰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动和逐渐燃起的火焰。是啊，国家需要，前线需要，再难，也要试一试！科学家的责任感和挑战尖端技术的渴望，被这紧迫的国家需求彻底点燃。
“好！”钱思远重重地点了点头，“赵政委，李部长，我们干！就从最简单的开始，从仿制或逆向工程我们可能找到的任何一点残骸、资料开始。我们需要一个团队，一个能够进行多学科攻关的团队。还需要尽可能搜集一切关于雷达的技术资料，哪怕是过时的、零碎的。元器件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现有的无线电元件改造、替代，或者设计更简化的电路。加工方面，请韩工他们机械团队大力支援！”
一个代号“苍穹之眼”的绝密雷达研制项目，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悄然启动。项目组设在了兵工厂一个更为偏僻、戒备森严的独立院落。钱思远夫妇搬了进去，带着十几个从各厂和大学抽调来的、在无线电、物理、数学、机械方面有潜力的年轻人。
起步之艰难，超乎想象。没有图纸，他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公开原理描述和几本战前出版的陈旧教科书，进行理论推导和设计。没有关键器件，他们拆解了仓库里所有能找到的旧电台、电子管仪器，试图“拼凑”和改造。天线需要精密加工，陆秀兰带着机械组的师傅，用最原始的工具，一点点铣削、焊接。显示装置需要阴极射线管，国内根本没有，他们一度考虑过用其他简陋的指示方式替代……
赵刚为他们协调了一切能协调的资源：优先电力供应，特批稀有金属材料，从香港等地秘密购入了一些可能用得上的电子元件和仪器（代价高昂）。李云龙则隔三差五就跑过去，不是催促，而是打气，顺便看看有什么“稀奇古怪”的需求他能解决。
进展缓慢，挫折不断。第一个试验性的发射机，功率微弱，信号杂乱；第一个接收机，灵敏度极低，噪声巨大；尝试组装的系统，根本无法稳定工作。但钱思远团队没有气馁。每一次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他们一点点改进设计，优化参数，自己动手绕制特殊的线圈，调试每一个焊点。
与此同时，林致远负责的防空武器线也在加速。除了继续改进“107火”和探索火箭防空，他们也接到明确任务：尽快拿出一种能够有效对付中低空目标、便于大量生产和部署的轻型防空武器方案。压力之下，林致远提出了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在现有高射机枪的基础上，研发一种结构简化、重点提高射速和供弹可靠性、并配属简易光学瞄准具（甚至借鉴火箭弹的简易测距方法）的14.5毫米高射机枪，作为填补防空火力空白、掩护重点目标和步兵部队的应急手段。这个方案得到了李云龙和赵刚的支持，迅速立项，与“苍穹之眼”项目并行推进。
秋意渐浓，沈阳的第一场雪悄然飘落。工厂区的蒸汽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更浓的白雾，机器的轰鸣仿佛也带着一丝凝重的寒意。李云龙和赵刚站在工业部大楼的窗前，望着这片他们倾注了无数心血、此刻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运转的土地，心中没有多少成就感，只有沉甸甸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深深忧虑。
“老赵，”李云龙低声说，“咱们这儿搞得热火朝天，可我心里……越来越没底。咱们准备得再多，能赶上趟吗？敌人的飞机，会不会明天就飞过来？”
赵刚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他知道，李云龙问的，也是他心中盘旋不去的问题。他们所准备的一切，就像是在与一场即将到来的、摧毁性的风暴赛跑。他们不知道风暴何时登陆，威力多大，只能拼尽全力，加固门窗，储备粮食，磨亮刀枪，并祈祷能在风暴来临前，为这片土地和人民，争取到多一线生机。这场静默的、没有硝烟的准备之战，其紧张和残酷，或许丝毫不亚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场真刀真枪的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