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世界经济专业答辩被安排在主楼一间宽敞的教室里。台下不仅坐着本系的五位教授，还有三位来自国家计委、外贸部等部委的专家，他们的存在让这场答辩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意味。
我是第三个上场。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领口，整个人显得沉稳干练。
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我从容起身，稳步走向讲台。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我是世界经济专业65届毕业生韩浩。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审慎利用国际经济技术条件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思考》。”
开场白清晰有力，我的目光扫过台下，与林雪晴鼓励的眼神相遇，随即专注于自己的论述。
“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审慎、有选择地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辅助途径...”
我首先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资本正在寻找新的市场，技术交流也呈现出新的态势。这为我们利用外部条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我继续深入：“...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资本具有逐利本性，技术转让存在诸多限制。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避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我提出了具体建议：“...我认为应当建立技术引进的专家评审机制，设立消化吸收专项基金，在引进合同中明确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条款。同时要注重保护民族品牌...”
论文的数据详实，逻辑严密，特别是那些来自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让整个论述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当我结束陈述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提问环节开始。一位计委的专家率先发问：“韩浩同学，你提到要‘审慎利用’，这个度如何把握？在实践中如何判断什么是该引进的，什么是不该引进的？”
我从容应答：“感谢您的提问。‘审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决策前的充分调研，不仅要了解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还要评估其适用性和后续消化吸收的难度；二是谈判中的对等原则，要坚持互利共赢，不能以市场换技术为名损害国家利益；三是执行中的风险管控，要留有余地，做好预案。”
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引进罐头生产线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价格较低但技术一般的设备，二是价格较高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设备。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经过详细测算，后者的长期运营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稳定，更有利于品牌建设。这个选择看似前期投入大，实则是更‘经济’的选择。”
外贸部的一位领导接着问：“你在论文中强调要保护民族品牌，但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应该更强调与国际接轨？”
这个问题相当敏锐。我略作思考，慎重回答：“与国际接轨和保护民族品牌并不矛盾。接轨是接规则的轨，接标准的轨，而不是简单地放弃自我。
民族品牌承载着国家形象和消费者信任，是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重要资产。‘茶煮匠’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正是因为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品牌定位和质量标准。”
系主任钱教授提出了一个学术性问题：“你在论文中借鉴了依附理论，但又有所批判，能否详细阐述你的理论创新点？”
我对此早有准备：“传统的依附理论过于强调被动性，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时，可以采取主动策略。
通过有选择的引进、有重点的消化、有步骤的创新，完全能够实现从依附到自主的跨越。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也需要企业层面的积极作为...”
答辩持续了一个小时，我对答如流，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赢得了在场专家的一致好评。当我结束答辩时，几位部委专家都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与此同时，其他宿舍成员的答辩也在各自领域展开。
李大川的农业经济论文答辩在农经系进行。他黝黑的脸庞因激动而泛红，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阐述着他的观点：“...合作社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这一点在‘茶煮匠’的发展中得到充分验证。我认为，未来农机推广也应该借鉴这个经验，建立农机合作社，实现资源共享...”
台下教授提问：“李大川同学，你的论文数据主要来自山西一个合作社，这个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具有普适性？”
李大川激动地说：“教授，俺在老家做过调研，东北的情况虽然和山西不一样，但道理是相通的。关键是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尽管语言不够华丽，但李大川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评委。他的论文虽然理论深度稍显不足，但扎实的实践基础赢得了认可。
陈致远的机械设计论文答辩则充满了技术细节。他在黑板上写满公式和图纸，详细解释他对铣床一个关键部件的改进：“...通过这个优化，设备能耗可以降低8%，效率提升12%，而且更便于维护...”
一位教授质疑：“你的设计理论上可行，但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以国内现有的工艺水平能否实现？”
陈致远推推眼镜，沉稳应答：“我已经在第一机床厂做过实验性加工，利用现有设备，通过工艺创新是完全可以达到精度要求的。这是实验数据...”他拿出厚厚一叠测试记录。
严谨的态度和翔实的数据让评委们频频点头。陈致远的论文展现了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张建军的新闻传播论文答辩则充满了思辨色彩。他结合在“茶煮匠”的采访经历，探讨典型宣传的社会效应：“...真实的典型才具有生命力。
在宣传‘茶煮匠’经验时，我们既报道成绩，也不回避初期遇到的困难，这样的报道反而更具说服力...”
有评委问：“在当前形势下，新闻工作如何把握宣传导向与实际效果的关系？”
张建军回答：“我认为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真实的、接地气的报道，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记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真实的声音...”
四个人的答辩各具特色，但都展现了清华学子扎实的学识和报效国家的热忱。当他们在宿舍重逢时，尽管疲惫，眼中都闪着兴奋的光。
“怎么样？”李大川迫不及待地问。
“应该没问题。”陈致远。
张建军则神秘地说：“我听说，今天有好几个单位来要人。”
夜幕降临，四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却都难以入眠。明天的计算机专业答辩还在等着我，而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在这一场场答辩后揭晓。
第二天上午，计算机系的答辩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教授和学生，后排还坐着几位神情严肃的中年人——国防科工委的代表果然来了。
我的论文题目《计算能力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尤其在国防安全领域》一出现在黑板上，就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在这个计算机还被视为昂贵科研工具的年代，这个选题确实太过超前。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我的声音沉稳有力，“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要讨论计算机的现在，而是要探讨它的未来。
我认为，我们正站在一场伟大变革的前夜，计算能力将如同历史上的蒸汽动力、电力一样，成为驱动社会进步和重塑国家实力的核心引擎！”
开场的气势就让全场安静下来。
我首先描绘了计算机在民用领域的前景：“...未来，计算机将不仅用于科学计算，还将进入企业管理、生产控制、甚至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实现数据的快速传递和共享；可以设想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可以设想个人使用的计算设备，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这些设想在1965年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但我用严密的逻辑和现有的技术趋势进行推演，让这个未来图景显得真实可信。
接着，我转入论文的核心部分——国防安全领域。
“在国防领域，计算能力将带来革命性变化。”我语惊四座，“首先在情报破译领域，强大的算力意味着我们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通信安全，同时也能更深入地洞察潜在对手的意图。”
我列举了二战期间图灵破解德军密码的例子，然后说：“现在的密码体系更加复杂，破译工作对计算能力的要求呈指数级增长。未来在这方面落后，就意味着在情报战中处于绝对劣势。”
后排的国防科工委代表们交换着眼神，神情更加专注。
我继续深入：“更进一步，计算能力将改变战争形态。
战略导弹的弹道计算、精度矫正，需要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海量运算；未来的防空系统，需要实时处理来自遍布国土的雷达站的数据，快速识别、跟踪、锁定成千上万个目标...这些任务的复杂性和时效性，都超出了人脑的极限。”
我提到了国外已开始研究的“指挥自动化系统”：“...这实际上是以计算能力为核心的国防神经中枢。
可以预见，未来战场的胜负手，将取决于信息获取、处理和决策的速度与质量！”
提问环节，气氛格外凝重。
计算机系主任李教授率先发问：“韩浩同学，你的观点很大胆。但以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实现这些设想需要多长时间？投入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慎重回答：“李教授，正因为我们现在落后，才更需要提前布局。计算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无法一蹴而就。如果我们等到别人已经广泛应用时再起步，差距将难以弥补。”
我顿了顿，继续道：“至于投入是否值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而是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抉择。在国防安全领域，有些投入是必须的，有些风险是不能冒的。”
一位国防科工委的代表接过话筒：“韩浩同志，你提到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在国外也处于起步阶段。你认为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追赶？”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带有明显的咨询意味。我思考片刻，谨慎答道：“我认为可以分三步走：首先是人才培养，在大学加强计算机专业建设，选派优秀人才出国学习；其次是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比如导弹制导、防空预警等系统开展研究；最后是军民融合，在民用领域积累经验，反哺国防建设。”
另一位教授质疑：“你的设想很好，但计算机毕竟只是工具，最终决策还是要靠人。你是否过分夸大了计算机的作用？”
我点头承认：“教授说得对，计算机永远不能取代人的决策。但它可以极大地扩展人的能力，让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信息，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就像望远镜扩展了人的视力，计算机扩展的是人的脑力。”
答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但我始终对答如流。我的远见卓识和沉稳自信，给在场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我结束答辩时，国防科工委的几位代表率先起身鼓掌，这个举动无疑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中午在食堂，我和林雪晴遇到了刚结束答辩的李大川等人。
“听说你今天把国防科委的人都镇住了？”张建军兴奋地问。
我笑了笑：“只是正常答辩。”
陈致远：“你的论文我看了，确实很有远见。如果真能实现，对整个工业体系都会带来革命性变化。”
李大川更关心实际问题：“那他们有没有说要把你分配到哪里？”
“还没有正式通知。”我摇头，“等所有答辩结束吧。”
下午，我特意去听了其他同学的答辩。
在数学系的答辩教室，一位名叫赵星河的学子正在为他的论文《经济计划中数学模型应用的初步探索与局限性分析》进行辩护。他试图将西方运筹学与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框架。
“单纯依靠经验和定性分析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经济系统，”赵星河指着黑板上的线性规划模型说道，“我们需要定量的工具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计划科学性。”
台下一位老教授皱起眉头：“小赵同学，经济工作是政治工作，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你这套洋模型，会不会忽略计划经济为主导？”
赵星河不卑不亢地回答：“老师，模型是工具，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资源约束和潜在效率，但最终决策依然需要结合政策方向和实际情况。这不是取代人的判断，而是辅助人做出更优的判断。” 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青年学子对科学化、精密化管理模式的向往。
另一位大四学生的论文通篇引用Lx语录，却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注意到，几位老教授在台下微微摇头。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