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看到崇祯九年，清军破关，蹂躏京畿，如入无人之境；看到鼠疫蔓延，官府应对失措；更是看到崇祯十年，那饮鸩止渴的“三饷”加征，以及随之而来的胥吏如虎、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状，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满脸凝重之色。
然而，当那句“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的诛心之论，由后世儒生之口清晰传来时。
李世民脸上的凝重神情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震惊、愤怒以及深深忧虑的神情。
“朕尝读史，知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便为历代思想之主臬。”
李世民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
“观天幕所示，汉武之策，或为凝聚人心之需。然，谁能料到，数百年后，儒家竟会生出如此怪胎？！！”
“此‘不做安安饿殍’之论，已非单纯的无能，而是彻底的失德！”
“是将圣贤‘仁政爱民’之心，扭曲成了逼民赴死、责民挣扎的酷吏之言！”
李世民猛地转身，看向群臣：
“如此儒家，与暴秦之苛法何异？甚至更为不堪！因其披着‘仁义’之外衣，其害更甚！”
李世民的思绪飘得更远，想到了天幕中始皇帝对儒家的鄙夷，汉武帝对“独尊儒术”的反思。
“始皇虽暴，然其驭臣治民，赏功罚过，法令严明，未曾闻有此等诛心之论。”
“汉武晚年，下《轮台罪己诏》，亦知征伐过甚，当与民休息。”
“而后世之儒，面对危局，不思己过，反责黎庶，其心可诛！”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浮现在李世民心头：
“我大唐，如今尊崇儒术，开科取士，以文治国。”
“房、杜诸卿，皆通经史，魏征更是以儒术匡正于朕。”
“然，谁能保证，千百年后，我大唐之儒，不会堕落成明儒那般模样？”
李世民回想起自己为了平衡关陇与山东士族，修订《氏族志》；为了广纳贤才，完善科举。
这一切，都离不开儒家的框架。
但此刻，他看到了这个框架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致命裂痕。
“若儒家日后必成此等害民之物，朕......是否当如始皇帝、汉武帝般，早做绸缪，对其加以限制？”
李世民的语气中充满了帝王的深思与决断：
“至少，绝不可让其一家独大，堵塞言路，僵化思想，最终孕育出此等视民如草芥的‘硕儒’！”
此言一出，四周群臣，尤其是以孔颖达为首的儒学士大夫，顿时面色大变。
刚主持编纂完《五经正义》、被誉为当世经学宗师的孔颖达，立刻颤巍巍地出列，伏地叩首，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陛下！陛下明鉴！”
“天佑大唐，圣主临朝，臣等沐浴清化，岂敢......岂敢与后世明末那些寡廉鲜耻、不仁不义之徒，并称为‘儒’？！！”
孔颖达老泪纵横，既有对先贤之道被玷污的痛心，更有对皇帝可能因此疏远儒学的恐惧。
“陛下！”
孔颖达抬起头，言辞恳切，引经据典：
“臣奉敕编纂《五经正义》，于《尚书》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于《礼记》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春秋》阐‘微言大义’，褒贬善恶！”
“于《论语》述夫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之训！”
“于《孟子》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旨！”
“此方是我儒家之正统，孔孟之真传！”
孔颖达竭力将唐儒与明儒进行切割：
“后世明儒，所学所行，早已背离圣贤本意！”
“彼辈或屈从于暴政，或沉溺于空谈，或汲汲于功名利禄，早已将‘仁’、‘义’、‘民本’抛诸脑后！”
“其出‘安安饿殍’之论，正是其背叛道统之铁证！”
“此乃儒门之不幸，出了此等不肖子孙，犹如良田生莠草，清流出浊泥！”
孔颖达指向天幕，语气激昂：
“陛下请看，我贞观朝，陛下虚怀纳谏，从善如流；朝臣如魏征、王珪等，以儒术进言，皆为国为民，何曾有此等荒谬绝伦之语？”
“我朝修史立典，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赈济灾荒，哪一件不是践行儒家‘仁政’、‘养民’之要义？！”
最后孔颖达恳求道：
“万望陛下明察！勿因后世伪儒、小人之儒的倒行逆施，而疑及当下恪守正道之儒！”
“臣等大唐儒生，愿以《五经正义》为基，正本清源，永葆孔孟之道之纯粹，绝不容其堕入明末那般万劫不复之境地！”
孔颖达声泪俱下的辩护，也是让李世民的脸色稍霁。
李世民自然知道孔颖达等人所言非虚，贞观朝的儒家士大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征的直谏，房杜的谋略，皆有其儒学根基。
而后，李世民亲手扶起孔颖达。
“孔卿请起。”
李世民语气缓和了些：
“卿之言，朕知之。贞观群臣，多通经史，辅佐朕躬，功不可没。朕并非要尽废儒术。”
“然，天幕所示，乃前车之鉴！朕不得不思，如何防微杜渐。”
李世民的目光扫过群臣，恢复了帝王的睿智与冷静：
“或许，关键在于‘平衡’与‘务实’。”
“其一，儒学当以‘经世致用’为本，而非空谈性理。取士选官，当重其才实干练，而非仅凭诗赋文章。”
“其二，需兼容并蓄。法家之严明，墨家之节用，乃至兵家、农家之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可取其精华，不可偏废。”
“其三，广开言路，杜绝一家独大。魏征在日，常以直言匡朕，此便是制衡之道。若后世只容一种声音，则离祸乱不远矣。”
最终，李世民做出了他的决断：
“孔卿，《五经正义》已成，当颁行天下，以为儒学之标准。然，朕更望天下士子，不仅通晓经义，更能明时务，知民生，怀仁心，行仁政！”
“若后世儒生，皆能如我贞观之臣，则儒家幸甚，国家幸甚！”
“若其不幸，堕入明儒之流......”
李世民的声音转冷，带着不容置疑的警告：
“则朕虽在九泉，亦当叹恨今日未能早为之所！望尔等儒林中人，好自为之，莫负朕望，更莫负孔孟先贤之道！”
......
【宋太祖·赵匡胤时期】
当看到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元，清军破关，纵横京畿，明军竟难以组织有效抵抗；看到崇祯十年，朝廷不思宽恤，反而变本加厉，三饷并征，催科酷烈，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时，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摇头叹息。
然而，真正让赵匡胤感到脊背发凉、如坐针毡的，是那句由后世儒家士大夫口中道出的：
“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此言入耳，赵匡胤脸上的沉稳瞬间被一种极致的惊愕与深沉的忧惧所取代。
而后，赵匡胤目光如炬，死死盯住天幕，仿佛要从中看出自己王朝未来的宿命。
“......‘安安饿殍’？”
赵匡胤低声重复，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此言，竟是读书人说出来的？竟是......儒生？”
一股寒意，从赵匡胤心底升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
要知道，他可是定下“崇文抑武”的治国基调，以期革除武夫当国的弊病。
可是天幕所示，却向他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若是“文”的方向错了，若所“崇”之“文”变成了这般模样，那后果......
“则平......”
赵匡胤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他看向赵普：
“朕欲抑武人，兴文教，使士人掌枢机，以为可致太平。”
“然......然若后世我大宋之‘士’，皆变成此等口吐‘安安饿殍’之辈，那......那这‘崇文’，与纵容另一批‘虎狼’上位，有何区别？！！”
赵匡胤的思绪回到了五代，那些拥兵自重、视百姓如草芥的节度使、军头的面孔一一闪过。
“五代武人，跋扈骄兵，动辄屠城掠地，视民命如蝼蚁，此乃朕亲身经历，深以为戒，故欲以文制之。”
赵匡胤的眉头紧锁，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
“而后世明儒，盘踞朝堂，夺民之食，断民之生，更出此诛心之论，其行径，其心术，与那些跋扈武人，在苛虐百姓这一点上，有何本质不同？”
“不过一者持刀，一者持笔；一者明抢，一者巧夺！”
这个发现让赵匡胤不寒而栗，他“崇文抑武”的国策基石，似乎在这一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如果抑武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更精致、更虚伪、同样不恤民命的“文蠹”，那么大宋的未来，岂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
赵普侍立一旁，早已是心惊肉跳。他深知“崇文抑武”是皇帝既定之策，也是他极力赞同的方略，绝不能让这来自未来的可怕景象动摇国本。
随即赵普立刻躬身，语气急切而坚定：
“陛下圣明！然，天幕所示，乃数百年后之事，彼时儒学是否已然变质，传承是否已然偏颇，犹未可知！”
“岂可因后世不肖子孙之恶行，而疑及当下，动摇我大宋立国之基？！”
随即赵普上前一步，言辞犀利地为当下儒生辩护，并与明儒进行彻底切割：
“陛下！我大宋初立，文风初振，士人皆怀报国之志，欲一扫五代之颓靡！”
“臣等所读之书，乃孔孟正道，所循之理，乃‘民为邦本’！‘不做安安饿殍’此等禽兽之言，绝非我宋儒所能道，更绝非我宋儒所敢想！”
赵普进一步阐述宋儒与想象中的明儒之区别：
“五代乱世，礼崩乐坏，正需儒家纲常伦理以定人心，正秩序！”
“我宋儒之责，在于教化万民，使知忠孝节义；在于辅佐圣主，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岂会如明末腐儒般，坐视民困而空谈，乃至出此暴虐之语？此非儒也，实乃国贼！”
赵普最后恳切道：
“万望陛下圣察！我大宋之‘崇文’，所崇当为明经致用、心怀天下的真儒，绝非后世那般只知空谈、心似铁石的伪儒、小人儒！”
“若因噎废食，则国策动摇，五代乱象恐将复萌啊，陛下！”
赵匡胤听着赵普的辩解，神色稍缓。
赵普的话不无道理，不能因未来的可能而全盘否定当下。
但是赵匡胤心中的警惕并未消除，天幕的警示太过触目惊心。
而后，赵匡胤沉吟良久，目光再次扫过天幕，仿佛要将那“安安饿殍”四个字刻入心中。
随即赵匡胤看到了始皇帝对儒家的不信任，也看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反思，更看到了唐太宗对儒学异化的警惕与平衡之策。
最终，赵匡胤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帝王的沉稳与决断：
“则平所言，亦有理。”
“然，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始皇、汉武、唐宗，皆雄才大略之主，彼等于儒家之态度，或严苛，或独尊后又反思，或力求平衡，皆因看到了其弊。”
“朕之‘崇文抑武’，其志不改。然，‘崇文’之‘文’，不可仅局限于儒家一门！”
赵匡胤目光灼灼地看着赵普道：
“法家之术，赏罚分明，律令严整，可清吏治，可强国家！”
“墨家之论，节用爱人，重视守备，可戒奢靡，可固城防！”
“乃至兵家、农家、纵横家......凡有益于国计民生、富国强兵者，皆当取其精华，存其血脉！”
“朕要的，是文教并蓄！是百家之智，皆能为朕所用！绝不容任何一家学说独霸朝堂，堵塞言路，最终僵化腐朽，变成那逼民为‘安安饿殍’的怪物！”
“日后开科取士，或可加试律法、算学、农工实务！使士子不仅通经义，更明时务，知民生艰难！”
“如此，以儒家定人伦秩序，以法家立国之纲纪，以百家之长为辅翼，相互制衡，相互砥砺，方能使我大宋文教，始终保有活力与仁心，避免重蹈明末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