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后院有口半人高的粗陶腌菜缸，黑黢黢的，传了四代。
奶奶说，那是“养缸”，每年冬至必须投一块生肉进去，缸里的东西才会“安分”。
今年冬至我忘了，半夜被后院“咚…咚…”的闷响惊醒。
扒着窗缝看，月光下，那缸沿上搭着五根惨白浮肿的手指，正一下下，抠着缸壁。
我吓得连夜逃去省城，三年没敢回家。
直到老家拆迁，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必须回去签字。
推开门，院里荒草齐腰，那口缸却还在原地，缸沿糊着一层厚厚的、暗红色的、像肉膜又像苔藓的东西。
村支书眼神躲闪，递给我一本发黄的旧账簿，吞吞吐吐：
“你太爷爷那辈开始……村里有些‘多余的人’，就……就都在这本账上记着……”
账簿最后一页，墨迹新鲜，工整写着我的名字和昨天的日期。
而我的身后，那口沉寂的缸里，传来了湿漉漉的、仿佛什么东西缓缓蠕动坐起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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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老槐树村最东头，院子大，但空，就我奶奶和我俩人守着。院子最深处的墙角，茅厕旁边，常年放着那口缸。半人高，肚大口小，陶土烧得粗粝，颜色是一种陈年雨水和烟火熏出来的黑黢黢，不透光，看着就沉。缸口盖着块厚重的青石板，石板上又压着半截磨盘，沉得我小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推不动分毫。
奶奶管它叫“养缸”。不是养鱼养花，她说，是“养着”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她从不细说，只反复叮嘱，别的规矩忘了可以，唯独这条不行——每年冬至日，太阳落山前，必须割一块肥瘦相间、带皮的新鲜生猪肉，不能洗，直接掀开石板投进去。投的时候不能看缸里，投完立刻盖严实，压好磨盘。
“记牢了，栓子，”奶奶枯瘦的手捏得我手腕生疼，眼睛望着缸的方向，空洞又敬畏，“喂了肉，它才安分。一年就贪这一口，忘了……要出大事。”
我问过能出什么大事。奶奶脸色立刻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缸……就不满了。”
满了？我偷偷观察过，那缸盖得严丝合缝，但村里不管多旱的年头，缸身靠近底部的位置，总是阴湿一片，摸着滑腻腻，长着一层薄薄的黑苔。有次我大着耳朵贴在缸壁上听，似乎真有极其微弱的水声，咕嘟……咕嘟……像烧开了的粥，又像什么东西在缓慢地吞咽。
年复一年，冬至投肉成了我家最诡秘的仪式。奶奶主持，我打下手。割肉，掀石板的一角（只露一条缝），把肉扔进去。那一瞬间，总能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缝里冲出来——不是腌菜的酸腐，更像是水塘底的淤泥腥气混杂着一种甜腻的、类似熟过头水果的怪味。肉落进去，从来听不到落底的声音，仿佛那缸深不见底。
我也曾怀疑，是不是奶奶老了，守着什么不着调的祖训。但那口缸实实在在摆在那里，那份阴湿，那股怪味，还有奶奶提起它时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恐惧，都让我不敢造次。直到我去省城上了大学，见识多了，心底那点疑影才又活络起来。唯物主义教育让我觉得，那大概就是个故弄玄虚的旧习俗，或许最早是为了处理什么不洁之物，年深日久成了迷信。
今年冬至，我在学校赶一篇课程论文，昏天黑地。奶奶头几天还打电话提醒，我嗯嗯啊啊应着，心里却没太当回事。等我想起来，已经是冬至晚上十点多，宿舍都熄灯了。给奶奶打电话，无人接听。可能睡了。我想，就一年，一次而已，能出什么事？缸还能自己跑了不成？那种荒僻村落的旧讲究，早该随着科学普及废掉了。我怀着一种混合着轻微负罪感和叛逆释然的心情，睡下了。
后半夜，我突然惊醒。
不是被梦吓醒，是确确实实听到了声音。
咚……
咚……
声音沉闷，钝响，很有规律，一下，又一下。像是有人用粗木桩，在远处用力杵着地面。
可我家院子是泥地，哪来的这种声音？
我睡在二楼以前的旧房间，窗户对着后院。声音似乎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冬夜的月光惨白清冷，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条僵硬的光带。我屏住呼吸，心脏在寂静里跳得像擂鼓。
咚……
又来了。这次更清晰了些。
我蹑手蹑脚地下床，赤脚蹭到窗边，冰凉的木地板刺激着脚心。轻轻拨开一点窗帘缝，凑近往外看。
后院浸在月光和浓重的阴影里。荒草枯黄，在夜风里瑟瑟发抖。茅厕黑黢黢的轮廓，那口缸……
我的目光定格在缸上，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唰地退下去，手脚一片冰凉。
盖着缸的青石板和磨盘，还在。
但是，在那黑黢黢的缸沿上，搭着一样东西。
五根手指。
惨白，浮肿，像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皮肤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令人作呕的质感。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它就那样随意地搭在粗糙的缸沿上，指尖对着院子的方向。
然后，那食指，微微弯曲了一下。
咚……
不是杵地声！是这手指的指节，在一下，又一下，抠着内侧的缸壁！发出那种沉闷的、让人牙酸的摩擦声！
它在动！缸里的东西……出来了？还是想出来？
我猛地缩回头，背紧紧贴着冰冷的墙壁，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冷汗瞬间湿透了睡衣。牙齿嘚嘚地磕碰在一起。窗外，那“咚…咚…”的声音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每一下都像抠在我的脑仁上。
看一眼？不！跑！立刻跑！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连滚爬爬地扑到床边，胡乱套上衣服鞋子，抓起书包塞了两件随身物品，钱包手机钥匙。我不敢开灯，不敢发出任何大声响，像只吓破胆的老鼠，哆嗦着摸下楼梯。奶奶的房间在一楼，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我不敢去叫她，甚至不敢往那个方向多看一眼。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我跌跌撞撞冲出家门，冲进寒冷的冬夜，头也不回地往村外跑。直到上了最早一班路过的农用车，到了县城，坐上前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看着熟悉的景物飞速倒退，我才像脱水一样瘫在座位上，心脏还在狂跳，那“咚…咚…”的声响和惨白浮肿的手指，在眼前挥之不去。
这一逃，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没回过一次家。打电话回去，起初奶奶还接，声音疲惫苍老，只反复说“缸安分了，没事了，你好好读书”，绝口不提那晚。后来电话渐渐无人接听。再后来，我从一个辗转传来的消息里得知，奶奶在一个春天去世了，走得安静。村里老人帮着料理的后事。我接到消息时，葬礼早已过去。愧疚和恐惧撕扯着我，但我依旧没有回去的勇气。那口缸，成了我梦魇里的常客。
直到今年夏天，一封来自老家县拆迁办的信，彻底打破了我鸵鸟般的生活。老槐树村被划入新区建设范围，限期搬迁。我作为奶奶的唯一继承人，必须回去办理相关手续，签字确认。
躲不掉了。
火车转汽车，再走上那段熟悉的土路。越靠近村子，心揪得越紧。村子里比三年前更显破败，许多人家已经搬走，门窗空洞，院里荒草萋萋。我家那扇熟悉的木门虚掩着，门板上雨水冲刷出的痕迹更深了。
推开门，一股浓郁的、尘土混合着植物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前院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几乎看不出路径。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赴刑场，一步一步，拨开杂草，往后院挪去。
后院更是荒凉。茅厕塌了半边。然后，我看到了它。
那口缸。
依旧杵在那个墙角，黑黢黢的，沉默着。青石板和磨盘还压在缸口，仿佛三年时光在它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还是有的。缸沿上，原来只是阴湿滑腻的地方，此刻糊着厚厚一层东西。暗红色，质地古怪，像半凝固的血痂，又像某种肉质菌类疯长后形成的膜状苔藓，紧紧包裹着缸口与石板、磨盘的缝隙处，甚至在石板边缘垂下一些令人不适的、鼻涕般的粘稠丝缕。
它还在。而且，似乎……“活”得更旺盛了。
我胃里一阵翻搅，几乎要吐出来。
“栓子？是栓子回来了吗？”一个迟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猛地回头，是村支书老陈叔，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站在前院通往后院的月亮门边，脸上表情复杂，有些尴尬，有些畏惧，眼神躲躲闪闪，不太敢看那口缸，也不太敢直视我。
“陈叔。”我干涩地叫了一声。
“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搓着手，走过来，把文件夹递给我，“拆迁补偿协议，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个字。你奶奶名下的地和这房子……”
我接过文件夹，手指有些抖。翻开，是些格式条款，数字。我心乱如麻，哪里看得进去。
老陈叔却似乎没打算立刻走。他踌躇着，从怀里又摸出一样东西，是一个用油布包着的、巴掌大的、看起来很有年头的线装小本子。本子边缘磨损得厉害，纸页焦黄。
“这个……你奶奶临走前，让我务必交到你手上。”他声音压得更低了，眼神飘忽，“她说……等你回来处理这缸的时候，用得着。”
“这是什么？”我接过，触手感觉那油布都带着一股霉味和淡淡的腥气。
老陈叔咽了口唾沫，额头上渗出细汗：“咱村……有些老账。你太爷爷那辈人当族长时留下的。有些事……唉，那时候年月不好，规矩也……也跟现在不一样。”
他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语速极快地说：“村里有些‘多余的人’，不好处置的，或者……或者需要‘平息’些什么的，就……就都在这本账上记着。你家的缸……你奶奶说，账上的‘开销’，都跟你家这缸……有点关系。”
“多余的人”？“开销”？跟缸有关系？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颤抖着手，解开油布，翻开那本脆弱的账簿。
纸张脆黄，墨迹大多是深褐色的，毛笔字迹工整却透着一种冰冷的刻板。前面几页记载着些日常流水，米面油盐。但从中间某一页开始，内容变了。
“民国七年，腊月初八，收西头陈哑巴家次女，年六岁，病痨，恐过人，折粮三斗。”
“民国十九年，秋分，收村北李光棍，疯癫扰邻，伤畜，折银元两块。”
“一九五二年，谷雨，收外乡逃荒至张瓦匠家妇，无名，腹大疑有异，折粗布两匹。”
……
一条条，一桩桩，简短，冷酷，像在记录货物的处理。而“收”的后面，隐约都指向同一个去处——某种需要“折价”补偿的“处置”。联想到奶奶说的“养缸”，每年需要的“生肉”，还有“缸满了”的诡异说法……一个可怕到让我浑身战栗的猜想，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
我手指发僵，胡乱地往后翻。账目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近些年才稀疏停下。最后一笔记录，墨迹较新，是奶奶的笔迹：
“二零零一年，夏至，收村尾王寡妇，溺亡，无名分，折现两百。”
我松了口气，还好，不是……但紧接着，我的目光僵在了账簿的最后一页。
这一页是空白的，但就在最下方，一行崭新的、墨迹似乎还未完全干透的毛笔字，工工整整地写着：
“二零二三年，七月初九，收陈栓子，承业，了账。”
是我的名字。日期是昨天。
承业？了账？
巨大的恐惧像冰水当头淋下，瞬间冻结了我的四肢百骸。我猛地抬头看向老陈叔。
他脸色惨白，连连后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恐惧，还有一丝如释重负？他嘴唇翕动，却没发出声音，只是抬手指了指我的身后，然后像是怕被什么抓住一样，转身仓皇地跑出了院子，连掉落在地上的文件夹都顾不上捡。
我的身后……
只有那口缸。
“咕……”
一声轻微的、湿漉漉的、仿佛什么沉重粘稠之物在挪动的声音，从缸的方向传来。
我像生锈的机器，一卡一卡地，转过身。
盖着缸口的厚重青石板，连同那半截磨盘，此刻正微微地、一下一下地，向上拱动。糊在缸沿的那层暗红色肉膜苔藓，被撑开，拉伸出更多粘稠的丝缕。石板与缸口的缝隙，正在变大。
“嗬……嗬……”
一种拉风箱般的、艰难而濡湿的喘息声，从缝隙里飘出来。紧接着，一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烈、都要甜腻腥腐的恶臭，汹涌地弥漫开，瞬间充满了整个荒芜的后院。
缸里的东西，醒了。
而且，账本上记着，昨天，该“收”的，是我。
“咚。”
石板被顶起更高一些，一只泡得惨白肿大、指缝塞满黑泥的手，猛地从缝隙里伸了出来，五指张开，死死扒住了缸沿。
正是三年前冬至夜里，我看到的那只。
而现在，它要出来“收账”了。
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那石板在一点点，被从里面顶开。账簿从我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荒草里，摊开的那一页，我名字的墨迹，在昏暗的光线下，黑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