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技术团队基于沈墨的手绘流程图，艰难地构建系统原型时，一个绝佳的试点案例送上了门。
来访的是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名叫张建军。他的父亲是县农机厂的退休职工，瘫痪在床多年，属于重点优抚对象。按照政策，他父亲同时符合民政部门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社保机构的“长期护理保险”申领条件。然而，当他分别去两个部门申请时，却陷入了死循环。
民政局说：“你先去社保局办好长期护理保险的认定，拿着他们的证明再来我们这里申请补贴。”
社保局说：“民政局的护理补贴名单里必须有你父亲的名字，我们才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的评估程序。”
两个部门互相以对方的手续为前提，张建军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跑了半年，心力交瘁。老人的护理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庭不堪重负。
“他们就是欺负我们老百姓不懂！”张建军在接待窗口前，声音沙哑，带着绝望的愤怒。
这个案子被第一时间报到了沈墨这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信息壁垒”和“程序空转”的典型代表，也是检验他们正在构建的溯源系统思路的绝佳试金石。
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将信访件分别转给民政局和社保局——那无异于重复之前的死循环。他决定启动试运行中的“信访问题溯源与协同处理机制”（尽管系统还未完全建成）。
他让小陈在正在开发的原型系统中，创建了“张建军案”的电子档案，并手动输入了关键信息。然后，他依据自己绘制的流程图逻辑，开始操作：
首先，精准溯源。他梳理出核心问题：“政策衔接不畅导致优抚对象无法享受应有待遇”。涉及主体：县民政局（优抚科、残联）、县社保局（长期护理保险科）。关键政策依据：《残疾人保障法》、《优抚对象补助办法》、《长期护理保险试行方案》。潜在堵点：两个部门对政策理解不一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都希望对方先承担责任。
接着，协同处置。他没有分别发函，而是起草了一份《关于协调处理张建军同志反映政策待遇落实问题的函》，同时主送民政局和社保局，并抄送县委改革办（以示此为试点项目）。函件中，他清晰列出了溯源分析结果，并附上了相关政策条款摘录，明确提出：“请两单位于三个工作日内，派员至信访中心进行联合会商，明确办理流程和责任分工，确保群众待遇及时落实。”
同时，他请许半夏从法律角度审核了相关政策的衔接问题，确保依据充分。
函件发出的当天下午，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和社保局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几乎前后脚来到了信访中心。两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太自然。他们显然都收到了风声，知道这个案子被县委关注的试点项目“盯上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敷衍。
沈墨没有客套，直接在白板上画出了张建军案的问题流程图，指着那个导致死循环的节点：“两位科长，政策很清楚，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这位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老人的权益。现在卡在信息互认和流程启动的先后顺序上。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结解开。”
在明确的问题指向和上级关注的压力下，两位科长不得不放下扯皮的心思，开始务实沟通。最终，仅仅用了半小时，双方就达成一致：由民政局先行出具张建军父亲属于优抚对象且符合重度残疾条件的证明，社保局凭此证明启动评估；评估通过后，民政再据此发放护理补贴。双方承诺建立信息互通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天后，张建军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发颤：“沈主任，办……办下来了！两个补贴都办下来了！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消息在信访中心不胫而走。老孙看着沈墨，第一次没有露出讥诮的表情，而是咂咂嘴，嘀咕了一句：“这法子……还真管点用。”
首例跨部门协同案例的成功，像一剂强心针，不仅证明了新机制的有效性，也让一直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同事，开始真正审视这套方法的威力。
然而，沈墨还没来得及品味这小小的成功，许半夏的一条短信就让他刚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
“城投公司补交的环评延期申请，据说在市里遇到了阻力，审核进度缓慢。另外，我查到那辆夜间货车的登记信息，车主是一家注册地在邻县的‘建材贸易公司’，背景似乎很复杂。”
成功的背后，暗流愈发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