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夜晚，虫鸣唧唧，月光如水银般洒在高伟家宽敞的院落里。院子里灯火通明，一张小方桌，几把矮凳，围坐着五个人：东道主高伟，戴着深色眼镜、沉默寡言的阿亮，以及三位性格各异的小媳妇——二十六岁、面容姣好带着几分活泼的王春兰；四十岁上下、身材微胖但为人爽朗的张玲；还有三十岁年纪、眉宇间带着一丝淡淡愁绪的李梦。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渐渐热络起来。大家天南海北地闲聊，从地里的庄稼长势，说到城里的新鲜事，最终，话题像被夜风牵引着，不知不觉就绕到了在场唯一的光棍汉——阿亮身上。
高伟抿了一口酒，看向身旁一直默默喝酒、很少插话的阿亮，语气带着真诚的关切：“亮哥，说真的，你这总是一个人，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就没想过…正经成个家？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阿亮闻言，握着酒杯的手顿了顿，喉咙里发出一声含义复杂的、低沉的“哎……”，然后仰头将杯中那点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仿佛要借这酒劲压下心中的苦涩。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空了的酒杯在手里无意识地转动着。
一旁的王春兰心直口快，见阿亮不吭声，便笑嘻嘻地插话，带着几分乡村妇人特有的、半真半假的调侃：“哎呦，你还不知道吧？咱们亮哥可不是没人惦记过！就村东头那个张蒙丽，她男人前年开拖拉机出事儿没了那个！守寡之后，不是还对咱们亮哥表示过意思嘛？”她说着，促狭地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阿亮，声音压低了些，却足以让桌上的人都听见，“亮哥，老实交代，你俩…是不是早就上过床了？”
这话一出，张玲和李梦都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戏谑，等着看阿亮的反应。
阿亮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但在墨镜的遮掩下，看不太真切。他像是被激了一下，又像是借着酒劲，梗着脖子，用一种混合着自嘲、辩解和一丝丝男人虚荣的口气回道：“上…上过咋了？那肯定的啊！她…她花了我那么多钱，难道床都不让我上？”这话听起来硬气，却透着一股子心虚和无奈。
李梦一听，好奇心更盛，追问道：“花了你多少啊？亮哥你还挺舍得下本钱嘛！”
阿亮自嘲地笑了笑，摇摇头，语气变得有些索然：“我这么个穷光蛋，她能花我多少？没多少…没多少…但对我来讲，也不算个小数目了。”他似乎不愿深谈具体数字，那笔花费显然是他心头的一道疤。
高伟看出阿亮对这个话题的抵触和隐藏在硬气下的难堪，便想把话题引向更轻松的方向，接着刚才的话头问：“那后来呢？咋就没成？”
还没等阿亮开口，年纪稍长的张玲快人快语，接过了话茬，语气里带着点替阿亮不平的意味：“后来？哼！人家张蒙丽心气高着呢！在村里待了没半年，就跟着她表姐出去打工了。听说在电子厂里，没俩月就跟厂里一个外省的小组长好上了，现在怕是早就嫁到外地享福去喽！可把她那个老公公气得不轻！老爷子原本还挺中意阿亮的，指望着阿亮娶了蒙丽，能帮他一起拉扯大孙子，给他养老送终呢。现在可好，家里就剩老爷子带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冷锅冷灶的，唉……”
说到这儿，张玲叹了口气。桌上一时安静下来，只剩下晚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阿亮只是低着头，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一言不发地灌了下去，墨镜遮挡了他所有的情绪，但那紧绷的下颌线和频繁举杯的动作，却无声地诉说着他内心的波澜。
这时，几杯酒下肚、脸上已泛起红晕的李梦，似乎有些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她扭过头，带着点醉意和莫名的情绪，对张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玲嫂子，要我说啊，你还得谢谢张蒙丽跟人跑了呢！她要是真跟了亮哥，成了你家邻居，现在谁还能随叫随到、任劳任怨地帮你家扛粮食、修猪圈、干那些重活累活啊？”
张玲被说得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嗔怪道：“去你的！说的好像阿亮没帮你家干过活似的！你家豆腐坊那台老机器，上回坏了，还不是阿亮去捣鼓了半天才修好的？你公爹可没少夸他！”
酒喝到这个份上，平时藏在家长里短下的猛料，被酒精一催，一个个都抖落了出来。阿亮对张玲和李梦家的帮衬，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看似玩笑的对话，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阿亮在村里的生存状态——他用自己残存的力气和手艺，换取一点微薄的报酬和邻里间些许的温情与接纳，而他那段无疾而终、甚至带点屈辱的“爱情”，则成了他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在这样一个酒醉的夜晚，被不经意地揭开，隐隐作痛。
月光依旧清冷，院子里的热闹仿佛瞬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高伟看着身边这个沉默的、用酒精麻痹自己的守村人，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无奈，也有一丝作为同村人的责任感。他知道，阿亮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或一点帮助，更是一份真正的尊重和一个能照亮他灰暗人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