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大典的余波尚未平息，朱常洛便又以雷霆之势，抛出了他酝酿已久、旨在彻底扭转国策的又一重大举措。
几日后，一道明发天下的诏书，再次在朝野内外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诏书的核心内容，便是正式设立 “大明军事内阁” 。
诏书中明确指出，鉴于蓟州之战的经验与教训，为革除前宋以来“重文轻武”、“以文驭武”之积弊，避免外行指挥内行之痼疾，防止再次出现例如靖康之耻辱、土木堡之耻等事件的发生特设此军事内阁，专司大明一切军事战略之制定、军队训练之督导、军事资源之统一调配、及重大军事行动之决策。
军事内阁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决议为最高军事指令，兵部及五军都督府需严格执行。
军事内阁只管军不管政。
诏书同时还公布了首届军事内阁成员名单：
皇帝朱常洛亲自担任军事内阁首脑。
成员包括：
孙承宗（内阁首辅，以文臣身份参与，确保军政协调）
袁可立（兵部辅臣，熟悉军务）
黄嘉善（兵部尚书，掌兵部事务）
熊廷弼（辽东巡抚，熟悉辽东及对虏事务）
李守锜（执掌京营，代表京师防卫力量）
秦良玉（蓟州侯，新晋勋贵，实战派统帅代表）
此名单一出，可谓石破天惊！
文官集团内部顿时一片哗然。虽然孙承宗、袁可立、黄嘉善皆是文臣，甚至位居中枢，但此“军事内阁”的设立，无疑是将原本分散于兵部、五军都督府乃至内阁的军事决策权，高度集中到了这个小圈子手里。更重要的是，秦良玉以武勋侯爵、女子之身入阁，与诸位文臣元老、朝廷重臣平起平坐，共议军国大事，这彻底打破了大明，乃至自宋以来“文尊武卑”“男尊女卑”的政治传统！
“牝鸡司晨，国之将亡啊！”
“武夫岂可预闻庙堂之策？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陛下此举，是要效仿武周旧事吗？”
一些守旧的御史、给事中们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纷纷上书，或直言进谏，或旁敲侧击，试图阻止这项“荒谬”的任命。
然而，他们的反对声音，在蓟州大捷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朱常洛早有准备。他没有直接驳斥这些言官，而是在一次临朝听政时，让兵部将蓟州之战的详细战报，尤其是军事内阁在战前策划、战中协调、后勤保障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公之于众。
当百官们看到，正是这个尚未公开的“军事内阁”，在皇帝领导下，精准预判了努尔哈赤的动向，协调了秦良玉、孙元化、满桂、袁崇焕等来自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军队，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火力歼敌、稳步追击”的正确战略，并通过“大明皇家商行”高效保障了前线物资供应时，许多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官员沉默了。
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这个被陛下秘密运作的“军事内阁”，带领大明取得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捷！若没有这样一个专业、高效的军事指挥核心，能否守住蓟州尚且难说，更遑论取得如此辉煌战果？
那些叫嚷着“武夫误国”的言论，在血与火铸就的功勋面前，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以孙承宗、袁可立为首的有识之士，也深刻认识到旧有军事指挥体系的臃肿低效。他们或公开表态支持，或私下劝说同僚，使得文官集团内部的阻力大为减小。
更让所有人看到皇帝决心的是，诏书中还明确规定了军事内阁的运作规则：
一，军事内阁成员任期五年，与内阁首辅任期同步。
二，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以确保决策的活力和避免权臣滋生。
三，战时可经全体成员决议，临时增补相关战区或兵种主帅入阁参与决策，但需保持内阁成员总数为单数，以确保表决效率。
这些规定，既赋予了军事内阁极大的权力和稳定性，又设立了明确的任期限制和战时灵活机制，体现了朱常洛在集中事权的同时，对制度设计的深思熟虑。
最终，在皇帝的坚定意志、赫赫战功的支撑以及部分开明文臣的支持下，“大明军事内阁”的设立及成员任命，得以顺利通过。
秦良玉，这位大明乃至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女性军事统帅，以其在蓟州之战中无可争议的功绩和能力，正式步入帝国最高军事决策层。她身着侯爵冠服，首次踏入军事内阁议事堂的那一刻，不仅标志着她个人荣耀的巅峰，更象征着自宋以来“重文轻武”国策在大明被正式扭转，一个 “文武并重，专业治军” 的新时代，在泰昌皇帝朱常洛的强力推动下，磅礴开启！
军事内阁的成立，如同在帝国的中枢安装了一台强劲而专业的军事引擎。它将驱动着大明这艘巨轮，在强军兴国的道路上，破浪前行。
朱常洛站在权力的顶峰，俯瞰着他正在一步步重塑的帝国，目光坚定而深远。他知道，改变百年积弊非一日之功，但最重要的第一步，他已经稳稳地迈了出去。
未来的大明，必将因这场军事体制的深刻变革，而焕发出截然不同的生机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