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里，京师局势在朱常洛的精准操控下，迅速而平稳地发生着逆转。
首先，内阁首辅孙承宗亲自出面，会同三法司，在承天门外张贴告示，并召集百官及太学生代表，公开展示了从山西查抄而来的部分铁证。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与山西晋商同辽东后金交易的账册影本，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军械、火药和粮草等大宗违禁物品的交易。
除此之外还有多封言辞凿凿、透露明军布防信息的密信抄件，例如在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中，就有大量的军事机密信息被这些人泄露出去，包括四路军马的人数和调动等信息。所以这才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
这些罪证一经公布就如同巨石投入湖中，在底层官员和太学生中激起了滔天巨浪。
众人看着这些铁证，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这些通敌卖国之人。
“这…这竟是通敌卖国之举！”
“私售火器与建奴，形同资敌！罪不容诛！”
“难怪辽东战事屡屡不利，原来有这些蠹虫在背后捅刀子！”
这些罪证的公布很快就使京师的风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朱常洛以雷霆手段稳定了局势，展现出了一代帝王的果敢与睿智，也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见识到了他的威严。
先前还群情激奋的太学生们，在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证据后，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他们或许迂腐，或许容易被利用，但基本的忠君爱国之心尚存。
当“维护纲常”与“抗击外虏”这两个概念摆在面前，并且发现皇帝所做之事恰恰是为了铲除通敌奸佞时，他们的热血很快从对抗转向了支持。
承天门外的静坐抗议，在真相公布后不到半日，便自行瓦解，太学生们带着羞愧和新的认知散去。
与此同时，另一场无声的“赦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朱常洛深知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于那份长长的涉案名单，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
司礼监掌印太监、东厂提督王安和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亲自或派心腹，逐一拜访了那些罪行较轻、受贿数额不大且在朝中颇有影响的官员府邸。
在这些官员魂不附体、跪地请罪之时，厂卫之人便会出示其受贿的凭证，严厉申饬其行为有负圣恩、有亏臣节，随后，便在对方惊惧交加的目光中，将那些罪证投入身旁的火盆，付之一炬。
“皇上隆恩，念尔等初犯，且数额不大，特旨宽宥。望尔等日后洗心革面，竭诚报效，若再有不法，两罪并罚，决不姑息！”
这番操作，如同给这些官员喂下了一颗定心丸，又悬上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死里逃生的庆幸与对皇权手段的敬畏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批官员迅速转变立场，从潜在的反对者变成了皇帝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开始在各自的衙门、同僚中为皇帝的举措辩解，稳定着朝堂的局势。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宽恕。
对于那些罪行深重、危害甚广的人朱常洛并没有丝毫手软。
东厂和锦衣卫迅速控制或逮捕了包括原内阁大学士韩爌?（受贿、用人失察等）、原宣大总督王象乾（勾结辽东、晋商幕后股东等）、武清侯李诚铭（晋商幕后股东等）、兵部右侍郎薛三才（受贿、泄密等）、原辽东总兵李如柏、李如桢（勾结辽东、晋商幕后股东、畏敌不前、泄密等）等共计大小官员100余人。
责成锦衣卫和刑部对已经入狱接受审查的原辽东经略杨镐、监军胡汝宁等人，加大审讯力度。
另有包括英国公张维贤、兵部尚书黄嘉善在内的共计300余大小官员，因罪行较轻，分别被处以降职、罚俸、闭门思过、申饬等处罚。
就在太学生散去、多数官员心有余悸地回归岗位之时，一队队锦衣卫缇骑手持驾帖，直奔某些高门府邸。
原辽东总兵李如柏府邸大门被轰然撞开，锦衣卫力士如狼似虎地涌入。
由于之前萨尔浒之战惨败中，李如柏畏敌不前，负有重大的责任，遭到了大量的弹劾，所以他一直闭门在京，虽然当时的大明朝廷因李家在辽东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并没有对其进行惩罚，但他还是因压力过大而于1621年（天启元年）的九月十三日自杀。
不过在如今在朱常洛还活着的这个新的泰昌元年里，朱常洛并不打算给他自杀的机会。
在之前1620年由熊延弼指挥的辽沈之战中，李家的势力中除贺世贤、朱万良少数战死外，其他如李秉诚、姜弼等人则大多投降了后金。虽然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人要求对李如柏动手，可是朱常洛却是一直都在忍着，忍着让以戚金为首的戚家军带人多次上门对李如柏进行羞辱，忍着等在蓟州为戚家军建设的赵武忠魂塔立成之后，让李如柏这个二世祖当场下跪磕头认错。
如今山西晋商事发，居然又有辽东李家的参与，那朱常洛自然就要开始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