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备忘录的墨迹未干，其效应已然在巴黎和会的公开舞台上显现出来。埃德尔依旧面临着劳合·乔治的质疑和威尔逊原则的考验，但他不再是孤军奋战。法国代表团，这只原本就在和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开始以一种清晰而坚定的姿态，站在罗马尼亚身后。
当匈牙利代表团（此时已是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在会议上声嘶力竭地控诉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暴行”，并试图以民族自决为借口要求保留更多领土时，法国外交部长皮雄立刻予以了强硬反击。他不再是泛泛地谈论盟友情谊，而是拿出了详细的人口统计数据、历史地图和语言学分布图，系统地、不容辩驳地论证了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巴纳特地区以罗马尼亚族为主体的事实。
“先生们，”皮雄的声音在会场回荡，“我们不能允许某些国家利用暂时的意识形态混乱，来颠覆基于历史和民族现实的公正解决方案。罗马尼亚作为战胜国，其人民为盟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收回其民族土地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试图削弱罗马尼亚，从而在东欧制造新的不稳定源头的行为，都是对和平的犯罪！”
这番言论，与之前法国相对保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劳合·乔治私下对助手抱怨：“克里孟梭到底和那个年轻的国王达成了什么交易？法国人现在简直像在扞卫自己的领土一样扞卫罗马尼亚人的要求。”
在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处理领土与边界问题”的闭门会议上，法国代表利用其影响力，巧妙地引导议程，压制对罗马尼亚不利的提案。当意大利代表出于对南斯拉夫的制衡考虑，试图为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保留一些飞地或提出复杂的自治方案时，法国代表联合其他亲法小国代表，以程序性理由和强有力的反驳，将这些提议一一搁置或否决。
更重要的是，在对付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时，法国人展现了其老辣的外交手腕。他们没有直接否定民族自决，而是将其解释为“主要民族的整体意愿”。他们向美国代表团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特兰西瓦尼亚等地的罗马尼亚人强烈渴望与母国统一，而将这些地区的匈牙利人或德意志人置于布加勒斯特的统治下，是区域稳定和阻止布尔什维克西进的最佳方案。他们甚至暗示，一个对和会结果满意的、强大的罗马尼亚，将是实践威尔逊“新外交”理念、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典范；而一个被削弱的、心怀不满的罗马尼亚，则可能成为滋生复仇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这恰恰违背了威尔逊的初衷。
这种将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安全威胁捆绑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代表团的立场。尽管威尔逊本人仍对欧洲复杂的民族问题感到困惑和不安，但他的顾问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法国人提出的“现实安全需求”。
埃德尔本人也感受到了变化。他与法国代表团成员的会晤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对方会向他透露一些委员会内部的争论细节，并共同商议对策。法国军方代表也开始非正式地接触罗马尼亚的军事代表，讨论起未来军事合作的初步设想，仿佛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开始预热。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埃德尔在和会上的底气。他可以在面对质疑时，更加从容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克里孟梭这只“老虎”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发出震慑性的咆哮。法国的影响力，如同一个无形的护盾，为他抵挡了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
当然，斗争远未结束。与匈牙利的边界划分细节、多布罗加南部与保加利亚的争议、以及未来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都还需要艰苦的谈判。但局势已经明朗：由于与法国的秘密交易，罗马尼亚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拿捏、其核心利益可以被当作筹码牺牲的小国。它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嵌入了胜利者——特别是法国——规划的未来欧洲蓝图之中。
当埃德尔走出又一次激烈的会议现场，看到法国代表向他投来的、带着默契和鼓励的目光时，他心中明白，那份在阴影下签署的备忘录，正在阳光下的谈判桌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领土和国家安全。为了“大罗马尼亚”，他走上了一条与法国深度绑定的道路，前方或许有依赖的风险和卷入大国冲突的宿命，但在此刻，1919年的巴黎，这是他唯一能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选择。历史的车轮，已经因他那晚在克里孟梭书房里的豪赌，而微微偏转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