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慌了。林实带走林夏的那一刻，他心口像被生生剜掉一块——这一别，恐怕就真的见不着了。林实从来就反对这桩婚事。那年林夏十八岁，撞见二十出头的他，两人一眼就陷了进去。纵然此刻他终于肯承认，林夏早已在他心里占了最重的分量，可朴安修先前的嘲讽，仍像根刺扎在肉里，让他抬不起头。
他猛地拉开车门，一节节车厢找过去。每节车厢挤着近百人，有人侧脸望着窗外，远处山脉连绵，青黛色的影子在玻璃上缓缓流动；有人低头跟同行的人絮语，穿浅蓝裙子的年轻女孩忽然掩唇轻笑，眼尾的光碎在空气里。一切都那么平和，唯独他，像个失控的疯子，扒开人群往前撞，喉咙里堵着“林夏”两个字，却喊不响亮。
连找了几节车厢，林家兄妹像化作水蒸气似的，没了踪影。
何建僵在过道中央，望着满车厢的人，忽然觉出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过客。每个人似乎都有奔赴的终点，有人在等，有处可去，唯独他，注定要飘着。
他想起自己的家。父母感情好，对他和弟弟向来疼惜，从不在孩子面前红过脸。弟弟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可从柴米油盐到上学买鞋，能干的母亲样样亲力亲为，把俩孩子的日子打理得熨帖。何建长到很大才知道，牙膏是要花钱买的。父亲是成功的商人，他从小对“钱”没概念。直到和林夏结婚，面对那个总掉眼泪的妻子，他才第一次手足无措，只能往健身房躲。
地铁早开远了。何建像游魂似的走着，连穿几节车厢，除了偶尔有人起身去厕所，其余人都安静地等着到站。终于，车门“哐当”打开，人们蜂拥而出，多半是想吸口新鲜空气。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挪，何建的脚像灌了铅，远远落在后头。地铁口的标语闪着光：“风里弄欢迎您。”
那小弄堂，是他和林夏的家。可他不敢回去。他怕，怕那没了妻子的屋子，没了烟火气，只剩一片冰凉。何况，他不会做饭。以前，他穿得臭烘烘的袜子，都是林夏默默拿去洗，从不说一句累。她就像天底下大多数妻子那样，白天在外打拼，晚上回家尽己所能打理他的起居，连卫生纸都备得足足的，家里的米缸、冰箱总填得满满当当。他长到这么大，从没当过一天家。
自大舅子林实在地铁站带走林夏后，何建找了好些日子，日子却一天比一天糟。
他父母总以“不干涉子女婚姻”为名义，自打婚礼上见过儿媳一面，便再没多问。小俩口没要孩子，长辈不好明催。后来林夏烦了，搬去跟外公住，何家也断了对小俩口的经济支援。母亲从不露面，有事只让父亲传话，两代人之间，早裂了道缝。
夜里，何建醉得厉害。扒着窗户往外看，城市灯火如星，可千千万万盏灯里，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
他狠狠捶了下自己的脑袋。
“兄弟。”隔壁阳台上传来声音，一个男人举着酒杯朝他晃了晃，“干了这杯？”
“算了吧。”何建转身离开窗户。隔壁住的是个有十年酒龄的老酒鬼，这辈子娶过八个老婆，个个都跟他反目，走得远远的。这邻居太能喝，跟他住过的女人，没一个能忍受他无休止的辱骂——他骂她们是“剥削工人的老板”“做假账的会计”“缺斤少两的小贩”。每次买东西，他能把同居女人的日常开销一笔笔算到骨头里，除了酒，什么都被他视作“多余的支出”。想当年他也是个声名赫赫的富商，如今只剩满口酒气和谎话。
何建看着那老酒鬼一步三晃地去倒水，喝完又凑到阳台边，隔着栏杆跟他搭话。男人满脸倦容，声音苍老得像揉皱的纸：“上帝造女人就是个错，这世上啊，还是男人独自活着痛快。找个讨厌喝酒的女人，日子压根过不下去。”
“行了满世勋，”何建隔着墙喊，“再喝下去，明早该有人来查你水表了。”
他见老满又转身去倒水，忍不住补了句。这满世勋早年是公家人，还领过军饷，后来因生活不检点被革了职。听说他带兵打仗有套法子，可谁不知道，他训练时净出洋相？有回教新兵扔手榴弹，他瞎指挥，差点让人家送了命——他非让人家用其它手指勾着手榴弦就扔出去。打那以后，大伙才发现，这所谓的“半个军事家”，根本是个骗子。最后还是靠着家里的钱和几滴眼泪跟人家和解，才落得个被弃用的下场。
何建好些日子没回家了。心里堵得慌，便跟老满絮叨起他和林夏的事。老满听完，打了个酒嗝，给了个主意：“回林夏那等着去。小林重情义，不会跟那韩国人走的。”
他顿了顿，又拍着胸脯说：“想当年，韩国人请我去训兵，我爱国，一口回绝了！”
“得了吧满大爷，”何建笑了声，“幸亏你没去，不然人家哪能让你活着回来？教人家用错误手指勾着手榴弹，钢铁装甲师也得被你折腾光。”
老满被戳穿，不好意思地摸摸头，那张脸笑起来比哭还难看。“我去关水表了，”他嘟囔着，“唉，人老了，干啥都不行了。”
脚步声渐渐远了。何建望着隔壁空荡荡的阳台，发了会儿愣。
他决定了，去林夏的工作室找找。
可工作室锁着门，林夏不在。
她会在哪儿？
林实他不熟。唯一的线索，是外公。
林夏的外公林祥，还在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