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辉映，时光流转至康熙帝统治的中期。
此时的玄烨，已非昔日那个需要在权臣夹缝中隐忍求存的少年天子，亦非仅凭一腔孤勇平定叛乱的青年君主。
步入中年的他，帝王威仪日隆，统治艺术臻于化境，以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开阔的文化胸襟与不懈的励精图治，将大清帝国推向了一个内安外和、文教昌明、经济繁盛的巅峰时代，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盛世华章。
康熙帝深信“致治之道，首重文教”，其中年文治之隆，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他自身便是勤学不辍的楷模，于日理万机之余，博览群书，举凡经史、诗文、音律、算学、天文、地理，无不涉猎精深，甚至对来自西洋的欧几里得几何、代数、历法、医学等亦抱有浓厚兴趣，常与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传教士研讨切磋，其学识之渊博，令中外学者叹服。
基于此，他主持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与编纂工程。
旷世巨着《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在其主导下启动，旨在“汇编古今图书，区分胪列，以便观览”，虽终其世未竟全功，然其体例之宏大，搜罗之浩博，实为后世《四库全书》之先声。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谕令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康熙字典》，此书博采历代字书之长，增阙补遗，共收四万七千余字，音切释义颇为精当，其引证详明，体例严谨，成为后世汉字研究之圭臬，影响深远。
此外，《全唐诗》的编纂刊刻，汇集有唐一代诗歌精华，保存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律历渊源》的编定，融汇中西天文、数学、乐律知识，体现了其融合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这些煌煌巨着的诞生，不仅系统整理和保存了中华文化瑰宝，更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奠定了有清一代文化繁荣的基石。
康熙帝秉持“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信念，其中年施政，处处以休养民力、纾解民困为要务。
其在经济领域最具远见卓识、亦最为后世称颂之举，便是奠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人口增长与丁银征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官吏在编审人丁时的种种弊端，毅然颁布谕旨。
“直隶各省督抚奏报，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
此举虽未彻底废除人头税，但固定了丁银总额，减轻了新增人口的赋役压力，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雍正朝“摊丁入亩”的彻底改革创造了条件，亦促进了人口的持续增长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康熙帝将河务、漕运与三藩并列，书于宫中柱上，时刻不忘。
其中年时期，以极大的决心与精力投入治理黄河、淮河、运河。
他深知“漕运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而黄河安澜则是保障漕运畅通的关键。
他多次亲自巡视河工，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等，屡次南巡，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实地考察河情，指授治河方略。
他重用并信任靳辅、陈潢等治河能臣，采纳其“束水攻沙”、修建减水坝、开辟中河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取得了显着成效。
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一度泛滥肆虐的黄、淮水患得到有效控制，“水归故道，漕运无阻”，被淹土地逐渐涸出，恢复耕种。
这不仅保障了作为帝国经济命脉的漕粮运输安全，更使苏北、皖北等广大地区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利国利民之功，泽被深远。
在武功方面，康熙帝中期继续展现出雄才大略，致力于巩固帝国疆域，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宁。
其对蒙古诸部的经营尤为成功。
在通过多伦会盟妥善安置喀尔喀蒙古之后，他继续推行盟旗制度，分封爵位，加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
他尊重并利用藏传佛教（黄教）在蒙古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仅在北京和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更与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保持密切交往，通过宗教纽带强化对蒙古地区的凝聚力，实现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有效统治。
对于东北故土，他在驱逐沙俄侵略者，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东部边界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黑龙江流域的行政管理与军事防卫，并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地理勘查，绘制舆图，深化了对边疆地区的了解与控制。
与此同时，他延续了开放与谨慎并存的外交策略，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中获取新知，但对可能危及统治的传教活动则加以限制，展现了其作为统治者的清醒与务实。
天榜画卷至此，将康熙帝中年时期那政通人和、文化昌明、经济复苏、疆域巩固的盛世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步入鼎盛之年的帝王，以其文治武功的卓越建树，将大清帝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其励精图治的执政精神，包容开放的文化胸襟，关注民生的仁政举措，以及巩固统一的战略眼光，共同铸就了“康熙盛世”的不朽基业，不仅赢得了当世万民的景仰，亦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治国遗产。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此等海晏河清、文明璀璨的盛世图景，无不心驰神往，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