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州的消息，如同一份详尽的病例，摆在了王文韬的案头。韩明的遭遇，周文渊的覆灭，清晰地揭示了地方势力对抗新政的核心手段：利用信息不对称、基层吏治的腐败、以及对民众的蒙蔽与恐吓。
仅仅派巡察司下去，如同派医生去诊断一个全身溃烂的病人，能查出病症，却难以根治。必须要有能直达病灶的药，和能够持续起效的免疫系统。
王文韬再次展现了他超越这个时代官僚的思维。他没有沉浸在处置一个周文渊的快意中，而是立刻召集了心腹智囊与相关部臣，在枢密院进行了一场长达数日的闭门会议。
数日后，数道经过深思熟虑、环环相扣的诏令，再次从京城发出，其目标直指帝国统治的根基——县以下的多村治理体系。
第一道，《里甲新编令》。 彻底改革原有的、早已被豪强势力渗透殆尽的里甲制度。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百户为一“社”，设“社长”；十社为一“乡”，设“乡正”。社长、乡正不再由地方推举或胥吏指定，而是由该社、该乡所有成年丁口，以投豆、画圈等简单方式进行公推！公推出的社长、乡正，需报县衙备案，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官府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并监督税赋的公平摊派，其本身并无征税之权，且每年需向乡民公开社内收支账目。此举，旨在将基层的管理权，部分从胥吏和乡绅手中，归还给乡土社会本身，利用乡土内部的道德力量和相互监督，来遏制过度的盘剥。
第二道，《胥吏考成与俸禄令》。 承认胥吏作为行政体系末梢的重要性，但对其进行彻底规范。规定各县衙胥吏需定期考核，优者赏，劣者汰，打通少数优异者晋升为低级官员的通道（虽然极难，但给了希望）。同时，明确规定胥吏的等级与相应俸禄，其俸银由州府财政统一拨付，严禁再向百姓收取任何形式的“常例”、“手续费”！断其非法收入，予其合法俸禄，虽不能完全杜绝贪腐，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胥吏从“不得不贪”的困境中，拉到“贪则风险巨大”的境地。
第三道，《新政白话告示制》。 要求所有关乎新政的诏令、法规，尤其是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百姓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由各州县聘请精通本地土话的读书人，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在城乡各处交通要道、集市口，立木牌、贴告示，广泛宣谕，务求家喻户晓。并鼓励百姓对不公之事，依据告示内容，向巡察司或新任的社长、乡正申诉。这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信息垄断，开启民智，赋予百姓对抗不法行为的“武器”。
第四道，也是最为狠辣的一道，《隐田举报告赏与自首减罪令》。 明确宣布，鼓励百姓、乃至参与隐匿田亩的胥吏、佃户等，举报隐匿田产行为。一经查实，隐匿田产的一半，将直接划归举报者名下，并免其三年赋税！而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官府自首，交代隐匿田产并补缴税赋的豪强或协助者，则可视情节减轻或免除其罪责。
此令一出，堪称石破天惊！
它将原本铁板一块的地方利益共同体，瞬间置于猜忌的火山口上。巨大的利益诱惑（可得一半隐田）和沉重的犯罪成本（被告发则可能人财两空），使得隐匿田亩的行为，从“集体受益、风险共担”变成了“人人自危、互相提防”。那些被蒙蔽或被胁迫的佃户，那些参与其中的底层胥吏，都有了反水的强烈动机！
这几道诏令，不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或武力威慑，而是一套组合拳，从组织架构、人员管理、信息传播、利益分配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瓦解旧的地方治理模式，试图构建一个相对透明、有一定制衡、并能调动底层民众积极性的新秩序。
诏令传至洛州，尚未从周文渊倒台中回过神来的地方势力，再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的社长、乡正公推在有些地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械斗，但终究是让一直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胥吏们拿着微薄但稳定的俸银，看着那严厉的考成法和举报令，掂量着收受“常例”的风险，行事不得不收敛许多。
而当那白话告示贴满大街小巷，尤其是那《隐田举报告赏令》的内容传开后，整个洛州的乡村都暗流涌动。昔日帮着家主隐匿田产的庄头、管事，看向彼此的目光都带上了审视；那些租种着隐田却要承担沉重“黑租”的佃户，心中也燃起了不一样的火焰。
韩明的工作，骤然变得顺畅了许多。主动前来提供线索的百姓多了，胥吏的配合度提高了，甚至开始有中小地主主动前来，要求“自首”隐匿的田产，以求宽大处理。
变革的力量，如同春雨，开始真正渗透到泥土的深处。
京城，枢密院内。
王文韬听着来自各地、尤其是洛州的反馈，脸上并无太多得色。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新的制度需要时间磨合，旧势力的反扑绝不会停止，他们一定会寻找新规则的漏洞。
但他更知道，他已经将一颗颗种子，埋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种子，关乎公平，关乎参与，关乎利益。它们或许弱小，或许会遭遇风雨，但只要阳光（皇权与武力）持续照耀，水分（政策引导）不断供给，它们终将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从根本上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
他看向北方，那里还有张悍，还有边军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此刻，他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更加坚定。改造一个帝国，不仅要破，更要立。而他，正在亲手为这个崭新的帝国，打下第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