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大捷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国。
如果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警钟，那么“喜峰口血战”，就是一针打进整个民族血管里的强心剂！二十九军的大刀，砍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也砍出了一丝久违的希望。
一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就此诞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最原始的愤怒和最不屈的呐喊。它从长城脚下，一路唱到了黄浦江边，唱到了彩云之南。无数的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黄口小儿，都会哼唱这几句。
然而，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的颓势。
在古北口，在罗文峪，在长城的每一个隘口，都上演着同样悲壮的故事。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如第十七军，也在此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黄杰、徐庭瑶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指挥着他们的德械师，用马克沁重机枪和88毫米野战炮，与日军硬碰硬。士兵们用自己的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用集束手榴弹，去炸敌人的坦克。
长城，真的成了“血肉长城”。
但是，士兵们在前方用命拼杀，政客们却在后方的签押房里，盘算着妥协。
对于南京的蒋介石来说，他的战略大账本从来没有变过。他敬佩前线将士的英勇，但他更害怕，害怕这把火，烧得太大，烧过了长城，直逼平津，甚至引爆一场他毫无准备的、全面的中日战争。
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做好“all in”（梭哈）的准备。军队的现代化改编才刚刚开始，西南的战略大后方还没建好，国内的各派势力也尚未完全整合。现在跟日本全面开战，在他看来，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他的底线是：可以打，但必须是“有限度的抵抗”。打的目的是为了“求和”，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能有一个不那么难看的筹码。前线将士流的血，在他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为了增加谈判的“价码”。
于是，在喜峰口的欢呼声尚未散尽之时，一幕最令人心寒的场景出现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
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步步紧逼之下，已经接管华北防务的何应钦，派出了代表，和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坐在了一个叫“塘沽”的地方，进行谈判。
塘沽，就在天津边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态度傲慢，提出的条件苛刻到了极点。而中方代表，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谈判桌，不像谈判桌，更像是一个屠宰场里的案板，而中国的华北，就是那块任人宰割的肉。
五月三十一日，一份名为《塘沽协定》的文件，被签订了。
这份协定的核心内容，咱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大白话：
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长城一线，退到延庆、昌平、通州一线以南。
长城以南，冀东二十二个县的广大区域，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这里驻军，不能有任何军事设施。而维持治安的，只能是所谓的“保安队”。
日本飞机，可以随时飞到这个“非武装区”上空来“视察”。
这份协定，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无数中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的长城防线，被当权者用一纸文书，拱手相让了。
它意味着，北平、天津这两座华北最大的城市，彻底失去了屏障，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孤岛，随时可以被日军占领。
它意味着，中国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对热河的占领，还额外附送上了一大片华北的土地，作为日本的“安全缓冲区”。
这就是“被出卖的长城”。出卖它的，是汤玉麟那样自私的军阀，也是南京政府那“攘外必先安内”、委曲求全的国策。
消息传来，举国悲愤。
在长城脚下的二十九军阵地上，一个刚刚从喜峰口血战中幸存下来的、断了一条胳膊的年轻士兵，听着军官传达的撤退命令，愣住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前几天他们才用命换回来的胜利，今天就变成了一纸撤退令？
他看着远处那蜿蜒的长城，看着那些刚刚埋葬了战友的、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坟堆，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他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用那只完好的拳头，狠狠地砸着身边的城墙砖，砸得满手是血。
他哭着问身边的长官：“长官，我们……到底为啥打仗？俺兄弟赵铁柱，他……他白死了吗？”
长官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这个在战场上从未眨过一下眼的七尺男儿，肩膀，却在剧烈地颤抖。
写下“大刀进行曲”的作曲家麦新，后来悲愤地质问：“我们的英雄血，难道就这样白流了吗？”
没有白流。
长城抗战，虽然以一份屈辱的协定告终，但它的意义，却深远地刻在了历史之中。
它告诉了所有中国人，依赖国联调停是靠不住的，依赖地方军阀更是笑话，即便是中央政府，也有其软弱和妥协的一面。想要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就是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团结。
它也像一场预演，让中国军队看到了自己与日军在现代化作战上的巨大差距，这刺激了后来几年更大规模的建军备战。
《塘沽协定》换来了一段短暂而屈辱的和平。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令人窒息的宁静。怪兽的血盆大口，已经抵在了华北的咽喉上，它下一次张嘴，要吞下的，将是整个中国。
而那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历史的指针，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