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硝烟,尚未散尽;广州的城头,刚刚易帜。
整个中国,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刚刚闯过一片最险恶礁石区的破船,船身之上,千疮百孔,筋疲力尽。
在东京,日本大本营,也同样感到了疲惫。
他们,算了一笔账。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投入了数十个师团,伤亡了数十万士兵,耗费了天文数字的军费。
可结果呢?
他们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和城市,却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
这场本以为“三个月”就能结束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不断吞噬着帝国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泥潭。
于是,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大本营,向驻扎在中国的派遣军,下达了一道看似“保守”的命令: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所谓的“不扩大”,不是要和平,而是要“消化”。他们要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并加强对汪精卫这类新汉奸政权的扶植,企图用“以华制华”的政治阴谋,来瓦解中国的抵抗意志。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下屠刀。
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对中国继续进行野战攻击的主力部队。它的司令官,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就像一条潜伏在水草下的毒蛇,时刻准备着,对疲惫的中国,发动致命的一击。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南昌。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汇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和补给的枢纽。更重要的,中国的空军,还时常以南昌的机场为基地,袭击长江上的日军舰艇。
在冈村宁次看来,南昌,就是一颗扎在他咽喉里的钉子,必须拔掉。
一个代号为“仁号作战”的计划,开始秘密地制定。
而在中国方面,气氛同样凝重。
最大的打击,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内部。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的政坛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它,让本已艰难的抗战局势,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也意识到,单纯的被动防御,已经无法阻挡日本的蚕食和政治诱降。
必须,主动出击!
必须用一场胜利,来回应汪精卫的背叛!
必须用一场反攻,来告诉日本人,中国,打不垮,更不会降!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各方情报,准确地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
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
三月八日,他亲自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这是一道,充满了主动性和进攻精神的命令。
然而,薛岳,这位刚刚在万家岭打了大胜仗的“老虎仔”,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于三月九日、十日,接连致电蒋介石,陈述困难:部队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惨重,整训尚未完毕;武器弹药,特别是炮弹,补给严重不足;仓促发动攻击,准备不及,恐怕难以达成目标。 他请求,将攻击日期,延至三月二十四日。
蒋介石于三月十三日复电,言辞之中,透露出一丝焦急和不容置疑的意味:
“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
你看,这就是当时中国战场的困境。
最高统帅,渴望用一场胜利,来扭转政治上的被动。
而前线将领,却要面对武器弹药匮乏、部队疲惫不堪的残酷现实。
就在这最高层与第一线,来回电报商讨、犹豫的几天里。
那个早已准备就绪的、更高效、也更残酷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转动了。
冈村宁次的屠刀,抢先一步,挥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