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在石牌的峭壁上见证了一场堪称 “中国斯大林格勒” 的决死血战。胡琏将军和他那支用血肉铸就长江防线的第十一师一战成名，威震华夏。那场胜利像一道在最黑暗时刻升起的无比璀璨的烟火，让世界再次看到中国正面战场那种硬碰硬、撼山难移的坚韧与勇猛。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只有一种面孔。
就在长江上游的群山之中，国军的王牌主力正与日军的野战师团进行着惨烈的阵地对决时，千里之外长江下游的平原水网之上，另一场同样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也已进入最血腥的阶段，它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却同样甚至更为残酷，是一场 “绞杀” 与 “反绞杀” 的较量。
如果说石牌之战是一场发生在 “明处” 的坚守史诗，那么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 “暗处” 的渗透传奇。我们必须将时间的指针稍微往前拨动一点，将视线从壮丽的长江三峡拉回到那片河网纵横、水泊密布的苏北水乡。
因为要真正理解中国抗战的全部面貌，就绝不能忽略那些在敌人心脏里用另一种方式战斗的伟大英雄。
他们没有坚固的要塞可以依托，面对的是比单纯军事 “扫荡” 更系统、更阴险也更致命的 “绞杀”，它的名字听起来比 “扫荡” 文雅得多，叫作 “清乡”。
而这第一把 “清乡” 的屠刀，所指向的正是长江下游那片自古以来被誉为 “鱼米之乡” 的富庶之地 —— 苏中。
我们把目光从北方那片满是黄土与高粱的平原，转向这片河网纵横、水泊密布的苏北水乡。苏中位于黄海以西、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东濒黄海，西临运盐河，南扼长江要冲，北靠拼茶河。这里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土地肥沃，盛产粮、棉、鱼、盐，尤以棉花着称，纺织工业极其发达。
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看地图便知，它像一颗楔入日伪统治腹地的巨大锋利钉子，南面是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 “首都” 南京，东南则是日本 “中国派遣军” 最重要的经济和后勤中心上海。
1940 年 10 月黄桥决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主力部队正式进驻苏北。
1941 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苏中军区成立，粟裕兼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中军民抗日；其中苏中第四行政区，这块包含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个膏腴之地的前哨阵地，也随之建立起来。
新四军在这里充分展现出与国民党旧军队截然不同的强大组织与动员能力。他们先以一场干净利落的追歼战解决盘踞此地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残部，随后迅速发动群众，推行减租减息，建立农抗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将这片土地建设成兵强马壮、粮草充足的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同时，新四军还组建政治保卫队专门刺杀作恶的伪乡长、烧毁保甲名册，发动群众夜间锯电杆、挖公路，仅 1943 年 4 至 5 月就破击日伪封锁线百余次。到 1942 年底，新四军在苏中四分区已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实际控制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地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区域，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少数几个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里，惶惶不可终日。
这颗扎在心脏上的 “钉子”，让南京的汪精卫和上海的畑俊六都感到如芒在背的深刻恐惧。他们清楚，只要这颗 “钉子” 存在一天，所谓的 “大东亚共荣圈” 就永远只是一个随时可能从内部捅破的笑话。于是拔掉这颗钉子，成了他们势在必行的最优先战略目标。
1941 年 1 月，日本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首次提出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次进行 “清乡” 的阴谋。汪精卫这个早已 “政令不出南京城” 的汉奸头子，更是将这个计划视为救命稻草，妄图倚仗日本的军事优势借 “清乡” 之名扩大势力范围，巩固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
1941 年 5 月，一个由汪精卫亲自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担任副委员长，汪伪警政部长、江苏省主席兼特务头子李士群担任秘书长的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其在苏州设立办事处作为执行机关，一场精心策划旨在彻底 “剿灭” 苏中根据地的阴谋就此展开。
这个阴谋极其恶毒，它不再是单纯的军事 “扫荡”，而是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种力量的全面 “立体绞杀”，总方针是所谓的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在军事上，他们将采取比铁壁合围更严密的封锁，1941 年苏南清乡时主要依赖铁丝网和据点群分割根据地，而此次针对苏中，他们计划用竹篱笆、检问所将根据地彻底分割、孤立，1943 年 4 月日伪果然在苏中四分区构筑起三百余里的竹篱笆，沿线密布检问所与碉堡；
在政治上，他们将进行更彻底的 “伪化”，通过 “编查保甲”“强制自首” 摧毁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割裂军民血肉联系；
在经济上，他们将进行更残酷的掠夺，通过 “统制收买”“滥发伪币” 吸干根据地的最后一滴血；
在思想上，他们将进行更阴险的奴化，通过 “清乡教育” 毒害青少年，妄图从根子上挖掉抗日思想。
这是一张何等巨大周密的死亡大网，妄图将苏中这片充满生机与反抗的土地彻底变成死寂顺从的 “治安区”。
1941 年夏到 1942 年夏，日伪先在苏南地区进行了两期 “清乡”。第一期从 1941 年 7 月至 9 月，日伪动用第 17 师团、独立混成第 11 旅团及伪军共 1.5 万兵力，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构筑据点 200 余处，烧毁村庄 1200 余个，杀害军民 2000 余人，导致苏南根据地面积缩减 2000 余平方公里，基层党支部数量减少 40%；1942 年 3 月至 6 月的第二期 “清乡” 中，日伪又增兵至 2 万人，重点 “清剿” 澄锡虞地区，根据地再损失 1500 平方公里，300 余名地方干部牺牲。
尽管遭受如此重创，苏南军民仍在战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总结出 “避实击虚” 的外线作战战术，以主力部队转移至日伪后方袭扰据点，减轻内线压力；建立 “白皮红心” 的隐蔽斗争模式，安排党员以伪保长、伪职员身份潜伏，保护群众与干部；摸索出群众破击战术，组织村民夜间拆除铁丝网、破坏公路桥梁，仅 1941 年 8 月就摧毁日伪据点 30 余处。这些经验后来成为苏中反 “清乡” 的重要参考。
而到了 1943 年春天，太平洋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为确保华中资源供应、巩固后方，终于将这把早已磨得锃亮的屠刀正式挥向苏中。
4 月 8 日，日军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与李士群在南通正式签订《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他们投入的兵力总计约一万五千人，包括日军第六十师团及伪军第 34 师、第 22 师各一部，另有警、宪、特部队配合，这样的兵力部署密度在整个华中敌后战场都很罕见。
小林信男狂妄地叫嚣 “清乡一年不成功，则三年！一个师团不够，还可以增兵！”，李士群也给手下打气说 “牺牲十万人，要清乡！即使牺牲百万人，也要清乡！”。
一场即将在苏北水乡展开的残酷 “绞杀” 与 “反绞杀” 之战，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