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宣言》发表了。
中国,似乎第一次真正地以“世界四强”的姿态,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蒋介石带着这份前所未有的外交胜利,心满意足地返回了重庆。
然而,他和当时所有对“盟邦”充满美好幻想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那张在开罗牌局上由罗斯福亲手递来的、看似光鲜亮丽的“胜利支票”,很快便将变成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世界的战略重心,正以一种冷酷的方式急速转移。
我们把镜头从开罗转向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在蒋介石离开开罗的次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场更高级别、也更具决定性的“巨头牌局”,在此秘密开启。
牌桌上的玩家,是罗斯福、丘吉尔,以及那个之前一直拒绝与蒋介石见面的、真正的“红色巨人”——斯大林。
当这位刚刚在东线战场彻底扭转战局的强大领袖坐上牌桌时,整个世界的战略天平瞬间倾斜,重心从“如何打败日本”,彻底转向了“如何尽快打败德国”。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令罗斯福与丘吉尔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英美尽快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西线给德国致命一击,那么,苏联在解决德国后,就将立刻对日宣战,从北面解决日本的关东军!
这个条件,对急于结束欧洲战事、减少美军伤亡的罗斯福而言,是天赐的福音。他立刻进行了一场冷酷的战略盘算:若强大的苏联能投入对日作战,日本溃败的速度将大大加快。相比之下,那个贫弱、需要持续输血才能维持战线的中国,其战略地位骤然下降。从“欧洲优先”的全局战略出发,用苏联替代中国作为解决日本的主力,是更高效、更现实的选择。
丘吉尔更是抓住了这个千载良机。他立刻向罗斯福提出了蓄谋已久的建议:取消在孟加拉湾的“海盗”两栖登陆行动!理由冠冕堂皇:
“总统先生,为了在诺曼底进行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君主’行动,我们需要集中所有能找到的每一艘登陆艇。孟加拉湾的行动,与欧洲决战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你看,在更大的战略利益面前,曾经的承诺是何等脆弱。
罗斯福起初仍念及对蒋介石的信誉,他告诉丘吉尔,自己已对蒋委员长做出保证,不能单方面毁约。但最终,在丘吉尔的坚持与“苏联参战”这个巨大诱惑面前,他选择了妥协。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重返开罗,召开了“第二次开罗会议”。这一次,牌桌上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他们正式决定,取消“海盗计划”。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通报了这个决定。电报里,他用一种务实的、通知式的口吻解释,因欧洲大规模作战需要,孟加拉湾的登陆行动已“不切实际”。他甚至试探性地询问蒋介石,中国军队是否可以“单独反攻”缅甸。
这封电报,对蒋介石而言,无异于一盆从头浇到脚的冰水。
紧接着,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罗斯福在开罗口头承诺的“10亿美元借款”,在宋美龄赴美具体落实时,被美国财政官员视为“敲诈”,最终被无限期搁置。那个同样在口头承诺的“装备90个中国师”的宏伟计划,最终也只兑现了不到三分之一。
罗斯福自己,也对这种局面感到无奈与厌恶。他曾对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抱怨:
“我对中缅印战区的事,仍然感到非常厌恶……最糟的是,我们每次都失信,我们没有实现任何诺言。”
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残酷现实: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中国还有利用价值时,它是“四强”之一,是“伟大的盟友”。而当更强大的玩家入局时,它便成了一张可以随时被抛弃的“废牌”。
然而,历史的公正之处在于,尽管过程充满了背叛与折扣,但《开罗宣言》最核心的条款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华民国,在战后得到了彻底的落实。这纸宣言,成为了战后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石,也是开罗会议留给中国最坚实、最伟大的遗产。
最终,中国人民,还是只能靠自己。
为了让美国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能从中国土地上起飞,直击日本本土,在成都平原上,四十多万中国民工,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锄头、铁锹和石碾,肩挑背扛,仅用九十天,便奇迹般地修建起数座足以起降庞然大物的巨型机场。
当第一架b-29降落在成都的跑道上时,它所带来的那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踏实感,远比任何一张在遥远异国签署的、充满华丽辞藻的“宣言”,都更真实,也更可靠。
世界的“回响”,终究是遥远的。
而民族的命运,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手中的锄头和枪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