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指挥链条断裂的指挥官，足以将一座英雄的城市，和数万名忠勇的将士，一同拖入地狱。
我们把时间在调回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完成最后部署，下达总攻命令。
他没有像前三次那样将主攻矛头对准长沙城区，而是将手中最适配山地作战的 “尖刀”—— 第五十八师团配属山炮兵联队，狠狠刺向长沙城防的致命软肋 —— 岳麓山。
岳麓山，这座以 “千年学府”“爱晚亭” 闻名的文化名山，此刻成了决定战局的 “天王山”。拿下它，就能居高临下用炮火压制长沙城区的防御体系。
负责防守这里的，是第四军第九十师主力，辅以炮兵第三旅的重炮集群，还有宪兵第十团一部负责阵地警戒，三方协同构建起防御体系。
战前，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曾急电张德能：“岳麓山若失，长沙必危，至少要增派一个师防守！” 可张德能以 “薛岳战前部署已定” 为由拒绝，坚持只让第九十师驻守。他们要面对的，是擅长山地战且配属专业炮兵的日军精锐师团，兵力悬殊，火力更是天差地别。
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惨烈。六月十六日午后，日军突然对着岳麓山修械所方向施放毒气弹，绿色的毒雾随风弥漫，阵地上的守军士兵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皮肤溃烂的症状，没来得及戴上防毒面具的官兵纷纷倒地，修械所阵地瞬间失守。
日军山炮兵联队趁机对着主阵地狂轰，山顶上，第九战区炮兵精心构筑的阵地在炮火覆盖下接连被毁。国军炮手们一边躲避轰炸，一边按照预案破坏火炮，他们用铁锤砸毁炮栓，把剩余的炮弹推入湘江，炮兵第三旅战前装备的德制 150 毫米榴弹炮六门、苏制 76.2 毫米野炮十一门等共五十余门火炮，没有一门愿意完整留给敌人。
长沙百姓没闲着，自发组成的运输队肩扛手推，把弹药和红薯、糙米送上山。中共长沙地方党组织也发动群众，在湘江沿岸设置假渡口迷惑日军，还悄悄破坏了日军后方的几条简易补给线。可这些支援，终究难以弥补兵力与指挥的短板。
即便日军火力凶猛，守军仍在桃花岭、天马山等关键点位死战，硬生生把日军阻挡了两天。六月十七日凌晨，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趁夜色迂回到岳麓山背后的燕子山、父子坡。
第九十师本就兵力分散，又将主力调往主峰增援，压根没在燕子山、父子坡这些侧翼险要处设置警戒哨，他们觉得这里山势陡峭、荆棘密布，日军根本无法通行。可日军士兵带着登山镐和绳索，硬生生攀爬上悬崖，突破了金牛岭防线，对主峰形成前后夹击。
六月十八日，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付出超过三千人的伤亡后，终于攻上岳麓山山顶。
此时在长沙城内，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才彻底意识到岳麓山失守的后果。六月十八日上午，他情急之下下令：抽调第五十九师两个团，趁中午日军休整时渡江，尝试反攻岳麓山外围阵地。
可他不知道，第四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早已私扣五艘小火轮，用于运输自家财物，原本就紧张的渡船更显不足。
就在第五十九师两个团集结准备渡江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然发起总攻，突破长沙东门防线。腹背受敌的士兵们慌了神，“要撤退” 的传言开始蔓延，原本有序的集结变成了混乱的溃散。
天亮后，日军飞机赶来，像发现腐肉的秃鹫般对着江面上挣扎的士兵扫射。江水被染成暗红，漂浮着士兵的遗体和断裂的木船。据战后统计，这一夜溺亡的士兵超过一千人，其中六成是被挤落水，四成是中枪后坠江。那些侥幸渡江的士兵，也早已建制溃散，丢失了大部分武器，别说反攻岳麓山，连自保都困难，只能向着衡阳方向撤退。
六月十九日傍晚，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完全控制长沙城区，这座英雄之城，最终以这样悲壮的方式陷落。
第四军数万官兵突围后，经收容统计仅剩下六千五百余人，几乎损失殆尽；炮兵部队的火炮要么被销毁，要么被日军缴获，全军覆没。
美国《纽约时报》当天评论：“中国军队的溃败暴露了其指挥系统的严重缺陷，这对盟军在亚洲战场的战略布局构成威胁。”
日军战报称 “中方死三万五千四百人，日军死一千五百零三人”，但据第九战区战后统计，第四军实际伤亡约一万五千人，其中阵亡八千余人；日军第五十八师团攻岳麓山的伤亡也超过三千人，双方战损比约五比一，虽仍悬殊，却远非日军宣称的那般夸张。指挥第五十八师团的师团长毛利末广因 “战功” 在当年十一月晋升中将，最终在菲律宾战场被美军击毙，算是得到了迟来的报应。
这场溃败的舆论风暴很快席卷全国，蒋介石急需一个 “替罪羊” 平息众怒，便电召张德能赴重庆开会。
消息传到第四军残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张翼诒和参谋长黄昌儒急忙阻拦：“委员长偏袒嫡系、排除异己，去了必遭毒手！” 可张德能心意已决，他始终认为，撤退命令是赵子立通过电话下达的，只是没有书面记录和录音；况且三十六军、美炮兵团先丢了岳麓山，才导致防线崩溃，自己已尽军人之责。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因自己退缩让第四军的师团长和士兵们背负罪名：“我若不去，全军都要受牵连，就算一死，也要保住弟兄们。” 他不顾劝阻，毅然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军事法庭上，张德能当庭申辩撤退令的来龙去脉，可没有书面凭证，赵子立仗着有何应钦做后台，矢口否认发过任何命令。他还点破关键：丢失岳麓山的三十六军是嫡系部队，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赵子立本应担责，可蒋介石怎会追究亲信的过错？这番话戳破了派系博弈的猫腻，却让庭审陷入尴尬，内情不便公开，法庭甚至没敢进行正面公开审讯，只侧面问询一次便将他囚禁。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法总监初拟判处无期徒刑，可呈报蒋介石后，竟被直接改判死刑。四十五岁的张德能在重庆被执行枪决。
九月三日，连军法总监何成浚都在日记里写下心里话：“倭寇广播说枪毙张德能，还说薛岳也该负责，不无道理。近数年法律不能制裁权位较高者，实是抗战军事一大缺陷。”
张德能成了这场悲剧最大的替罪羊。
可所有人都清楚，长沙的陷落，是指挥体系的混乱、战术部署的失误、部分官员的腐败、派系斗争的倾轧，还有日军的精准打击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真正该为这场失败负责的，从来不止他一个人。
如今岳麓山上，长达十余公里的战壕遗址、炮兵掩体仍清晰可辨，爱晚亭附近的第九战区指挥所遗址旁，岳王亭内五千余名阵亡将士的名单静静陈列，“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碑文，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悲壮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