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习的下课铃还憋着最后一口气，高二七班的课桌就已哗啦作响。罗勇把厚重的数学练习册胡乱塞进双肩包，拉链卡着页角，他拽了两下才扯紧，书包坠得肩膀发沉——里面还塞着妈妈早上给的冷馒头，硬邦邦硌着腰。前排的苏晓婷拽着书包带冲向后门，帆布鞋踩在走廊瓷砖上，敲出一串急促的鼓点，嘴里还喊着：“罗勇，快点！晚了又得等半小时！”
没人厌学，所有人都在抢那几辆校门口的公交车。晚一步，就得在深秋的冷风里缩着脖子等，运气差的话，还得被摩的司机漫天要价。罗勇跟着人流冲下楼，教学楼下的光影里，高一的学弟学妹已经嘻笑着往校门狂奔，他咬咬牙加入冲刺，书包砸在后背，像块浸了水的铅块，每一步都震得肩胛骨发酸。
校门口的街道被车灯晃得明晃晃的，几辆公交车排成长龙，司机探出头扯着嗓子喊：“红旗街、农贸市场方向的赶紧上！满座就走！”摩托车在车流缝隙里钻来钻去，尾气混着街边烤红薯的甜香、麻辣烫的辛辣气，呛得人鼻子发痒。罗勇瞥见第一辆公交车已经挤得贴了窗，第二辆也站满了人，眼疾手快扑向第三辆刚停稳的车，扒着车门挤上去，最后一个靠窗空位刚被屁股占住，司机就砰地关上了门。
车厢里混着汽油味、学生身上的汗味，还有后座老太太带的腌菜味，罗勇刚松口气，手肘就碰到了座位缝里的硬物。他低头一瞅，是部智能手机——红米Note8，粉色硅胶壳上印着碎小的白菊，壳子边缘磨得发毛，屏幕碎了一角，像道没愈合的疤，机身还带着点残留的体温，又倏地透出一股阴冷，顺着指尖爬上来，像攥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
他本可以大大方方拿在手里——现在学生们的手机型号五花八门，旧款红米根本不起眼，司机绝不会怀疑这是他捡的。但那股莫名的阴冷让他心里发毛，指尖颤了颤，趁司机转头喊“往后挪挪”的功夫，悄悄把手机塞进校服裤兜，还往里按了按，生怕被旁边的人看见。裤兜贴着大腿，那点凉意却像针似的，扎得他腿肚子发紧。
不到一分钟，下课铃终于炸响，教学楼里涌出黑压压的学生，像潮水似的扑向车辆。怪事却发生了：大半同学挤向前面的两辆公交车，只有零星几个买菜的老人和两个女生上了他这辆。罗勇苦笑，转念想到兜里的手机，又觉得捡了天大的便宜——妈妈在水泥厂上班，每月工资才两千五，家里连给他买个二手老年机的钱都挤不出来，更别说智能手机了。他摸了摸裤兜，手机安安静静躺着，那点阴冷却又漫上来，像有只看不见的手，隔着布料贴着他的腿。
公交车晃晃悠悠开走，沿途上了几个挎着菜篮的老人，十分钟后到了红旗街路口，罗勇跳下车。夜风卷着农贸市场的腥气扑过来，烂菜叶的馊味混着猪肉摊的油腻，还有拐角老槐树的腐叶味，他裹紧外套沿着老街墙根走。墙根的青苔滑腻，路灯隔三差五坏一盏，昏黄的光线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歪歪扭扭，总觉得影子后面还跟着个更淡的影子，回头却只有晃悠的野猫，绿眼睛亮得吓人，蹲在垃圾桶上盯着他，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
他家在糖酒公司的老家属楼五楼，这栋建于七十年代末的旧楼，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罗勇摸黑爬上去，楼梯扶手锈得掉渣，蹭得手心发痒。妈妈还在水泥厂加班，屋里冷清清的，只有冰箱嗡嗡作响，白炽灯的光昏昏黄黄，落在掉漆的餐桌上，映出几道裂纹。
他把手机搁在桌上，找了根旧充电线插上——居然还能充上电！屏幕亮起来的瞬间，罗勇吓了一跳：壁纸不是风景也不是人物，而是农贸市场拐角的歪脖子槐树，树下摆着个裂了口的青花坛子，坛子口对着镜头，像张要吞人的嘴。他咽了口唾沫，试着按了解锁键，指纹解锁没反应，弹出了数字密码框，像个等着他钻进去的陷阱。
试了自己的生日1005，屏幕抖了抖，跳出“密码错误”；试了妈妈的生日0312，还是错；最后鬼使神差输了老街的门牌号8305，咔哒一声，解锁了。
相册里的照片不多，却看得罗勇后颈的汗毛全竖起来：第一张是他家阳台，晾着妈妈上周刚洗的碎花床单，床单被风吹得飘起来，像个站着的人影，拍摄时间是三年前的中元节凌晨两点——那天罗勇明明和妈妈在舅舅家，阳台根本没人；第二张是农贸市场的猪肉摊，杨叔背对着镜头，正在往肉里注水，旁边的老张叉着腰骂，唾沫星子快溅到镜头上；第三张更瘆人——是这辆公交车的内部，拍摄角度就在他昨晚坐的位置旁边，照片里的他正低头捡手机，镜头后面，有只苍白的手搭在座椅背上，手指细得像枯柴，指甲缝里还沾着泥；还有一段十秒的短视频，拍的是槐树下的土被人刨开，露出半截穿着蓝布褂的胳膊，背景里有个男人的低吼：“再举报我，这就是你的下场！”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震得桌面嗡嗡响，吓了罗勇一跳。来电显示既不是号码也不是名字，只有两个惨白的字悬浮在屏幕上：“回家”。他手抖着接起，听筒里只有刺啦刺啦的电流声，混着一个女人细弱的声音，像从很深的水里飘出来，断断续续的：“坛子……槐树下……他要来了……别信他的排骨……”随后是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像石头砸在肉上，电话断了。
罗勇慌忙按关机键，可屏幕像粘住了似的，怎么按都没反应，反而弹出了语音备忘录——标题是“最后的话”，点开来，女人的声音更清晰了：“我是阿玲，3路公交车的售票员……今天看见杨老四（杨叔）在槐树下埋老张，老张举报他卖注水肉，还抢他的摊位……我跟他要五万封口费，约在中元节晚上在公交车上见面……他要是没来，就是想杀我……手机我会留在车上，谁捡到了，帮我看看槐树下的坛子，里面有老张的身份证，还有杨老四藏钱的地方……他的猪肉摊底下，埋着我的充电器，还有他注水肉的账本……”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屏幕突然黑了，又猛地亮起来，相册里的第三张照片放大了——搭在座椅上的那只手，慢慢抬起来，指向屏幕外的罗勇，指甲缝里的泥掉下来，像要落在他脸上。
罗勇一夜没睡，蜷在沙发上盯着那部手机，不敢关灯，白炽灯的光刺得眼睛发酸，却总觉得黑暗里有个人影站着，穿着粉色的外套，下巴有颗痣。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手机塞进书包最里面，压在课本底下，仿佛这样就能压住那些渗人的内容。
第二天放学，罗勇没敢坐那辆3路公交车，沿着老街慢吞吞走，书包里的手机像块烙铁，烧得他后背发慌。路过农贸市场时，摊贩大多收摊了，只有杨叔的猪肉摊还亮着灯，红色的塑料灯照在肉上，油光锃亮。杨叔看见他，脸上堆起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显得格外假：“勇勇，放学啦？你妈妈昨晚跟我说，让我留块排骨给你，炖萝卜吃，补补身子。”
他递过来的排骨用塑料袋装着，还在滴水，罗勇伸手接的时候，瞥见杨叔的袖口沾着点湿泥，和槐树下的泥颜色一模一样。“谢谢杨叔。”他低下头，不敢看杨叔的眼睛，假装路过拐角，槐树下的青花坛子还在，坛子口被风吹进了几片枯叶，风吹过坛子口，呜呜的像哭，跟手机里的电流声混在一起。
罗勇攥着排骨，走到老街另一头的公厕旁，把排骨扔进垃圾桶，转身往回走，假装系鞋带蹲在槐树下。土很硬，他用石头砸了半天，才刨开一层浮土，挖了半尺深，手指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是个用保鲜膜裹了好几层的日记本，封面印着粉色荷花，和手机壳上的白菊凑成一对，保鲜膜破了个口，渗进了泥，字迹却还清晰。
日记本里的字歪歪扭扭，是阿玲的笔迹，比语音备忘录里的内容更详细：杨叔不仅卖注水肉，还欠了高利贷，老张要举报他，他就把老张骗到槐树下，用剔骨刀捅死了；阿玲撞见后，本来想报警，可她弟弟得了白血病，急需钱，才想着勒索杨叔；她还写了，杨叔最近总盯着老街的人，尤其是坐3路公交车的学生，怕有人发现他的事……最后一页画着个简单的地图，猪肉摊底下画着个红圈，旁边写着：“钱和账本，还有我的骨头。”
“小子，你在挖什么？”
身后的声音像冰锥，扎得罗勇一哆嗦。他猛地回头，杨叔站在阴影里，手里攥着剔骨刀，刀刃在路灯下闪着寒光，脸上的笑没了，眼神阴沉沉的，像要吞人：“那是我的坛子，你也配碰？”
罗勇往后退，绊倒在树根上，书包掉在地上，手机滑了出来，屏幕刚好亮着，显示的是杨叔注水肉的照片。“你他妈捡了阿玲的手机！”杨叔吼着扑过来，剔骨刀挥得老高，罗勇连滚带爬躲开，抓起日记本往街口跑，兜里的手机响了——是他早上出门前，偷偷设置的紧急呼叫，拨通了班主任的电话，还开了免提。
“杨老四！你杀了老张和阿玲，还想杀我！警察马上就来！”罗勇喊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却故意喊得很大，老街的住户听见动静，有人探出头来看。杨叔脸色煞白，举着剔骨刀追过来，却被从街口冲过来的巡逻警察摁在了地上——班主任接到电话后，立刻报了警，警察早就埋伏在附近了。
槐树下的土被彻底刨开，除了老张的尸骨，还有阿玲的遗骸，她的粉色外套烂在泥里，下巴的痣还清晰可见；杨叔的猪肉摊底下，挖出了五万块现金、一本记着注水肉往来的账本，还有阿玲的充电器，充电器旁边，是阿玲的一节指骨，被土埋得发白。
罗勇回家时，妈妈已经坐在门口等他，眼圈通红，手里攥着他扔在垃圾桶里的排骨——排骨里被掺了安眠药，杨叔本来想让罗勇吃了睡着，再偷偷去他家拿手机。“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妈妈抱着他，声音发颤，“他总问我你几点放学，坐哪路车……”
罗勇把手机和日记本交给警察，作为证据。杨叔被带走的那天，老街的人都站在门口看，有人骂他“黑心肝”，有人说“怪不得老张突然不见了”。农贸市场整改了，杨叔的摊位被取缔，换成了卖青菜的阿姨，阿姨的菜新鲜，从不缺斤短两。
几天后，罗勇又坐了3路公交车，靠窗的位置还是他那天坐的地方，座位缝里干干净净的，没有手机，也没有阴冷的气息。车开到红旗街路口，他往槐树下看，那里已经种上了新的桂花树，坛子里的土被换成了花肥，嫩绿的芽冒出来，迎着风晃。
老街的墙皮剥落的地方，也长出了小小的绿芽，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落在糖酒公司的旧家属楼上，暖融融的。罗勇摸了摸书包，里面没有那部红米手机，却揣着警察叔叔给的奖状，上面写着“见义勇为”。
偶尔晚自习放学，他站在校门口等车，会闻到一丝淡淡的桂花香，混着烤红薯的甜香。回头望去，3路公交车的后视镜里，好像有个穿粉色外套的女人影子，对着他轻轻点了点头，随即消失在车流里。
罗勇知道，那不是鬼魂，是阿玲的心愿终于了结了。老街的风，终于吹散了藏在阴暗里的罪恶，而那些破土而出的绿芽，是迟到的正义，也是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