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还在诸侯国苦闷度日之际，帝国又一位政论家横空出世——晁错。
在《资治通鉴。卷十五》中，晁错一出场就是太子家令（太子府大管家）。这也是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与《史记》、24史最显着的差异，一般不介绍历史人物的背景，任其自然出场，自然消失于历史长河。只是在司马光需要其登台演绎某些角色的时候，方才放出来。
基于匈奴频繁袭扰帝国北境线这一事实，晁错上书刘恒，谈了一下自己对用兵和防御匈奴方面的意见。
非常蹊跷的一面在于：贾谊上书提了那么建议，刘恒一律冷处理；但是晁错提的诸多建议，刘恒竟然都采纳了，这是什么梗？
在揭晓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一下晁错都上书了一些什么谏言。
晁错认为“有必胜之将，必胜之民”，所以安定边境的关键在于“将”，无论是战时占据有利地形、训练有素的士兵，还是提供精良的装备，这些都高度依赖良将。
晁错铺垫那么多，只为输出他的第一个观点：在打击匈奴方面，需要注意选拔合适的将领。
谈完将领之后，晁错将话题转移至汉军与匈奴之间的优劣势分析。
匈奴人在战马素质、骑射功夫、抗风雨耐饥渴这三方面占据优势。
汉帝国则在平原地区使用战车冲锋陷阵、汉军的强弩和长戟装备、战地阵法、铠甲、近身短兵相接时的兵力配置这五个方面占据着优势。
所以，对于汉帝国而言，一旦物色或培育出良将，凭借这五大优势，合理用兵必能战胜匈奴。晁错这是在给汉文帝刘恒打气及投喂定心丸。
紧跟着，晁错话锋一转，郑重其事地提醒刘恒：即便如此也应该谨慎用兵，战事一旦开启， 战场上胜败常常风云变幻，瞬息万变，一切都不可控，所以当皇帝的人应该确保万无一失，方才可以开战。
以上这一番“大道”谈完之后，晁错给出了一份非常务实的、建议性的操作方案。
晁错建议将已经投奔汉帝国的那些胡人，武装起来，以朝廷的名义赐给他们铠甲、绵衣、强弩，将其与帝国边境上精锐骑兵组合在一起，选拔出合适的将领，驻守边境线，防御匈奴，以此达成以胡制胡之目的。
一旦匈奴越过边境，那么就选择在开阔的平原地带与之决战，让汉军的战车、阵法、兵力和装备优势发挥到极致。
晁错的上书撼动了刘恒，刘恒亲笔回信，以表对晁错的嘉奖和宠信，同时，刘恒也开始按照晁错的建言，操作此事。
也许是受到刘恒的肯定与鼓励，晁错发现刘恒能纳谏后，进一步给出了防范匈奴的另一绝杀技——移民戍边。
晁错的逻辑是这样的：匈奴经常神出鬼没地袭扰边境，等帝国调集兵力抵达边境后，匈奴早已杳无踪影。如此折腾，不仅耗费了大量军费，而且还给中原地区造成了沉重负担，打击了一线汉民的生产积极性。
基于这一情况，不如向边境填一批百姓过去，朝廷给他们发放生产农具、种子、衣服、粮食等，并为其建造住宅，免其赋税。匈奴来袭，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田地、住宅、粮食、衣服等财产，势必拼死抵抗。
当然，皇上也不要因此认为这些人是对浩荡皇恩的感恩戴德，只是人性贪财使然！如此年复一年地与匈奴缠斗，他们势必会积累出丰富的斗争经验，代代相传，可以大幅缓解帝国在边境驻军的压力。
刘恒当即拍板——按照晁错说的办，招募汉人填边戍边。
继匈奴问题之后，晁错进一步上书畅所欲言地谈了帝国的农业生产问题。
晁错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之所以迄今为止并没有积累出足够的粮食和财富，这是因为帝国广袤的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垦，森林湖泊资源没有被有效开发。
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游民。
继而，晁错进一步论证了农业生产不被重视以及游民产生的具体影响因素。这一次晁错也没给刘恒面子，直接捅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在皇室和贵族的影响下，奢靡之风盛行，以至于人们宁愿忍饥挨饿也要消费“珠、玉、金、银“等奢侈品。无他，因为皇家和贵族们好这一口，于是影响了世风。晁错因此坦言：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第二层原因则是帝国现行赋税太沉重。
一个五口之家，仅服徭役就消耗了两名劳动力，耕种近百亩土地，产量近一百石（约合6吨），即便如此农民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还要去借高利贷，还不上钱就要卖房、卖田地、卖妻儿子女。而那些行商坐贾之辈则趁机渔利，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他们的财产，然后高价卖给朝廷和帝国。
这些人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用钱财铺路，与王侯显贵结交，其势力和影响力远超帝国基层官吏。
这便是诸多流民无法回归农业生产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晁错提出了两项具体措施：其一，重启纳粟拜爵政策，让民众可以用钱粮换取爵位，有了一定的爵位就可以减免赋税，推动良性循环；其二，降低赋税，用朝政引导流民垦荒回归农业生产。
晁错所提出的两条措施均被刘恒采纳。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刘恒下诏：“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年收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不多，而官吏没有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一半赐给农民。”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司马光老先生是有意将贾谊和晁错编排在一起的，前文刚刚放下贾谊，后文马上安排晁错出场。
司马光果然不愧是文学大师，政治高手，这种布局和排版明里暗里告诫后世读者：做晁错，别做贾谊。
关于贾谊，我们此前花了较多篇幅予以深入解析，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贾谊提议的一切都正确，但是这些正确仅停留于逻辑层面；而刘恒则全数予以冷藏，刘恒所做的也都对，他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扞卫自己费劲打造出来的四极权力结构（皇权——宗室——功臣集团——以张释之和袁盎为代表的少壮派新兴势力）。
那么刘恒全数采纳晁错的系列建言，这又是什么政治逻辑呢？
刘恒对贾谊与晁错建言的一“冷”一“热”，并非简单的个人好恶，其背后是政治、是时代、是刘恒这位大老板的需求……
贾谊提出的是宏观战略与根本性变革，是宏大叙事。
如贾谊所提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剑指宗室，这势必会将四极权力结构中的宗室这一极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刘恒不可接受的。
此外，贾谊上书中夹带着太多的私人情感，竟然会嘲讽刘恒隔三岔五去打猎野猪，但却不敢统兵去打匈奴。
这种态度，这种说辞，这种情绪，刘恒也是无法接受的。刘恒能选择宽容贾谊，毅然将贾谊从袖珍诸侯——长沙国调整至诸侯大国——梁国，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当然，这也绝非刘恒心慈手软，而是因为贾谊本身也是少壮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故此。
晁错则与之相反。晁错不仅言辞谦恭，而且还聚焦于具体问题与可执行策略。
晁错所提及的“以胡制胡”的边防战术、“移民填边”的防御体系、“纳粟拜爵”的粮食财政方案，都是针对匈奴侵扰、粮食不足等燃眉之急的技术性补丁。这些方案不直接冲击现有的权力结构，能在不进行大规模政治斗争的前提下，快速见效，属于“问题导向”的务实之举。
贾谊的奏疏才华横溢，但也充满了少年人的悲愤与急切，带有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感。这种情绪本身就容易引起当权派的反感。
晁错的论述则更像一份份缜密的政策分析报告。他清晰地分析敌我优劣，计算成本收益，甚至直言不讳地点明人性“贪财”的弱点（如移民戍边的动机分析）。这种冷静、务实甚至有些冷酷的风格，更能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文帝感到可靠与可控。
司马光将这二者编排在一起叙事其实并非什么“秘密”，而是司马光作为政治家和史家的笔法，这不是首次，更不是末次。
贾谊代表了思想的先驱者，其道大而不行于时，其悲剧在于跑得太快，时代跟不上。
晁错代表了务实的变革者，其术精而能用于世，其成功在于精准地解决了时代提出的具体问题。
司马光绝非劝诫世人“做人别贾谊；做人要晁错”，而是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要审时度势、要提出可行方案、要务实、要少谈大道理、要摒弃个人情绪与情感。
但是，历史非常吊诡。
晁错后来因力主“削藩”而成为七国之乱的牺牲品，这也说明，一旦务实者的方案触及了核心的“存量”利益，其命运比理想的先驱者更为凶险。这恰恰是“四极权力结构”的绝佳印证——文帝用它来平衡，景帝时则因削藩而失衡。
这是后事，我们将在汉景帝时期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