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离港的抉择
几天后，塔台内部进行了短暂的席位轮换实习安排。刘糯宁被安排到离港放行席进行为期半天的见习。这个席位负责在飞机推出、启动引擎后，向机组发布最终的起飞放行许可，内容包括目的地机场、离场程序、起始高度、应答机编码以及离场频率等关键信息。看似只是信息传递，实则责任重大——任何信息的错漏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飞行偏差。
更重要的是，放行席需要在航班起飞前，与进近管制部门协调确认离场间隔和离场时间，尤其在流量高峰时，每一分钟的空隙都需精确计算和争夺。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准确，并具备一定前瞻协调能力的岗位。
负责带她的是放行席的资深管制员陈教员，一位性格爽利、语速快但条理清晰的中年女性。她简单向刘糯宁介绍了工作流程、通讯面板和协调系统的使用，便让她坐在副班位置观摩。
“小刘，别紧张。放行关键是‘准’和‘快’，”陈教员一边处理着面前的放行请求，一边头也不回地说，“信息要核对准，发布要清晰快。后面一堆飞机等着呢。还有，眼睛不能只盯着眼前这架要放行的，得瞄着后面两三架的预计时间，提前跟‘里面’（指进近管制）打招呼要间隔。不然等你问，间隔没了，飞机就得在地面多烧油干等。”
刘糯宁点头，全神贯注。她发现放行席的节奏确实独特。频率里，机组一旦准备好，呼叫简洁直接：“放行，国航1420，停机位218，请求放行至北京。” 放行席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从系统中调出该航班的飞行计划，核对与进近协调好的离场时间（如有限制），然后清晰无误地发布一长串指令。期间还要应对机组可能对离场程序、高度等提出的疑问或特殊请求。
她看着陈教员手指在键盘和通讯面板上飞舞，眼睛同时扫视着屏幕上的航班列表和协调信息窗口，嘴里吐出清晰流畅的放行指令，中间还能抽空用内线电话与进近协调后续航班。一切都显得游刃有余，有种独特的韵律感。
观摩了约一小时后，陈教员接了个紧急电话，需要暂时离开十分钟左右。“小刘，你坐主位。就按刚才的流程，不确定立刻问我或者问旁边席位。流量现在平稳，应该没事。记住，先核对计划，再发布。宁可慢一点，不能错一个字。” 陈教员交代完，拍了拍她的肩，匆匆离开。
又一次被推到主位。但这次的感觉与上次独立负责地面协调不同。地面协调需要处理动态冲突和路径规划，而放行席更像一个精准的信息枢纽和计时守门人。刘糯宁深吸一口气，坐上了主位。椅子还带着陈教员的余温。她戴好耳麦，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位置，目光扫过屏幕上的待放行航班队列。
第一架呼叫来了，是架熟悉的航空公司航班，目的地、离场程序都很标准。刘糯宁迅速调出飞行计划，核对着陆机场、离场程序代号、起始高度……一切无误。她按下通话键，努力让声音平稳清晰：“东方5102，放行至上海浦东，按计划航路飞行，使用离场程序‘Fox-trot-3’，起始高度修正海压900米，应答机编码0361，离场频率121.05，通播G收到。”
“放行至上海浦东，Fox-trot-3离场，起始高度900米，应答机0361，离场频率121.05，通播G，东方5102。” 机长复诵准确无误。
第一步顺利。刘糯宁暗自松了口气，标记该航班已放行。紧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都是常规航班，她处理得越来越顺手，语速也渐渐接近陈教员的流畅度。她开始体会到陈教员说的“准”和“快”背后的压力——每延误几秒钟，可能意味着后续航班需要调整油门多等待片刻。
就在这时，第四架航班呼叫：“放行，美联航889，停机位305，请求放行至旧金山。”
刘糯宁调出美联航889的计划，目光扫过，心头却微微一顿。计划显示使用“Yankee-1”离场程序，但系统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黄色标记，提示该离场程序因空域临时活动，有可能在约十五分钟后受限或关闭，建议备用方案为“Zulu-2”。而美联航889的预计推出时间就在五分钟后，飞到离场点大约需要十分钟，正好卡在那个“可能受限”的时间窗口边缘。
这不是一个明确的限制，只是一个“可能”的警告。按照最常规的做法，她可以直接按原计划放行“Yankee-1”，因为限制并未正式生效。机组如果不问，她甚至可以不提这个警告。很多经验丰富的放行员在面对这种模糊预警时，会倾向于按原计划处理，以免不必要的沟通复杂化。
但刘糯宁脑海中那根“初长的神经”轻轻颤动了一下。她想起了严教员说的“痒点”。这个“可能受限”，就是一个潜在的“痒点”。如果飞机按原计划离场，飞到半途被告知“Yankee-1”关闭，需要临时更改路线，那将造成空中混乱、额外燃油消耗和机组工作负荷骤增。虽然概率不一定高，但风险确实存在。
另一个选择是，主动建议机组使用备用方案“Zulu-2”。“Zulu-2”路线稍长，但完全避开可能受限的空域，绝对稳妥。但这需要她主动向机组说明情况并提出建议，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介入”。
力道要轻，位置要对。 严教员的话在耳边响起。直接命令机组改程序？不妥，这不是她的权限，也过于强硬。仅仅告知“有可能受限”？那等于把决策压力完全抛给了机组，而机组对本地空域活动的实时情况并不了解。
她迅速做出了决定。在按下通话键前，她先用内部协调线路，快速联系了进近管制的情报协调席位，低声询问：“你好，我是塔台放行，美联航889计划用Yankee-1，系统提示十五分钟后可能受限，现在那边确切情况怎么样？Zulu-2备用可行吗？”
对方很快回复：“Yankee-1那边空域活动刚开始准备，暂时还没关闭，但确实不稳定。Zulu-2完全没问题，就是多绕一点。建议如果能用Zulu-2更好，更稳妥。”
有了这个确认，刘糯宁心里有底了。她按下通话键，声音平稳：“美联航889，放行至旧金山，按计划航路飞行。目前离场程序Yankee-1可用，但请注意，该程序涉及空域预计在约十五分钟后可能有临时限制，存在不确定性。备用方案为Zulu-2离场。请机组根据情况自行选择并确认。”
她没有直接说“建议你用Zulu-2”，而是清晰陈述了事实（Yankee-1可用但可能很快受限）和备选方案，将最终选择权交给了机组，但同时提供了关键决策信息。
频率里安静了两秒。显然，机组在消化这个信息并做内部沟通。然后，机长的声音传来，带着感谢：“放行，美联航889，我们选择使用Zulu-2离场。感谢提醒。”
“收到，美联航889，放行使用Zulu-2离场程序，起始高度修正海压1200米，应答机编码1102，离场频率121.05，通播G收到。”
“使用Zulu-2离场，起始高度1200米，应答机1102，离场频率121.05，通播G，美联航889。”
一次潜在的、微小但确实存在的空中程序混乱风险，在地面阶段就被悄无声息地化解了。刘糯宁标记放行，同时注意到系统里关于Yankee-1的黄色预警标记在几分钟后果然变成了红色限制标志——空域活动提前开始了。她心中微微一凛，又有些庆幸。
陈教员回来时，刘糯宁已经又处理了好几架常规放行，一切平稳。陈教员看了看屏幕上的记录，又瞥了一眼那个已经变红的Yankee-1限制标记，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没多问，只是拍了拍刘糯宁的肩膀：“不错，挺稳当。”
午休时，刘糯宁在走廊遇到严教员。严教员似乎刚从协调席位下来，脸上带着一贯的平淡。他看了刘糯宁一眼，脚步没停，只是随口问了一句：“上午放行，遇到Yankee-1那个了？”
刘糯宁一怔，没想到严教员连这个都知道，连忙点头：“是，美联航889。我协调进近确认后，把情况和备选方案告诉了机组，他们自己选了Zulu-2。”
“嗯。”严教员应了一声，继续往前走，就在要拐弯时，丢下一句：“信息给得够，选择权给得也对。没自作聪明，也没撒手不管。算你会用那点‘神经’了。”
这句话，比任何直接的表扬都让刘糯宁感到一种扎实的肯定。她站在原地，回味着“会用”这两个字。是的，不仅仅是“有”了那根神经，还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用”它。在放行席这个相对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节点上，她完成了一次微小的、但完整的独立判断和谨慎介入。
下午回到协调席见习位置，刘糯宁感觉自己的视角似乎又开阔了一些。她不再仅仅关注地面滑行的冲突或空中航迹的间隔，也开始留意那些影响离场程序、高度层分配的空域动态信息。她意识到，塔台的每一句指令，背后都连接着一张更大、更复杂的信息与规则网络。而她的“神经”，正尝试着向这张网络的更深处，探出更多细微的触角。
当天节目组的访谈，刘糯宁没有提及具体航班，只是说：“今天在放行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有时候，最好的控制，不是替别人做决定，而是在合适的时候，给出足够清晰、准确的信息，把选择权交给真正执行的人，同时确保这个选择是在安全的框架内。这需要判断，也需要克制。”
编导小王敏锐地捕捉到了她话里的深意：“听起来，你开始思考‘权力’和‘责任’的边界了？”
刘糯宁想了想，认真地点点头：“可能吧。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说话是有力量的。但这份力量，是用来构建清晰安全的通道，而不是制造混乱或强加意志。这中间的尺度，我还得慢慢琢磨。”
夜幕低垂，刘糯宁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新的一课：
“离港的抉择：
1. 面对模糊预警（‘可能’风险），主动核实（协调进近），获取更确切背景。
2. 信息传递而非替决：向机组清晰说明情况（事实+风险+备选），赋予知情选择权。
3. 克制介入：不越权命令，不回避风险告知。力道轻（仅提供信息），位置对（在决策关键点提供支撑）。
4. 验证：后续风险标记变现，印证了提前干预的必要性。
感悟：安全框架下的信息透明与选择权尊重，是‘神经’运用的高级形式。离‘会用它’近了一小步。”
合上笔记本，塔窗外夜空浩瀚，航灯如织。她知道，未来还有无数或清晰或模糊的“抉择点”在等待。而她心中那根日渐生长的神经，将在这一次次或成功或挫折的尝试中，变得更敏锐，也更坚韧。成长，就在这每一次对“分寸”的艰难拿捏中，悄然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