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仅仅三天时间，在三公顷的金色海洋被彻底“征服”，变成一座座整齐堆叠的麦捆小山，亚麻田也只剩下光秃秃的麻茬时，第一滴冰冷的雨点，终于砸在了杨建国布满汗水和灰尘的脸颊上。
“快！最后几捆！”杨亮嘶哑着嗓子吼道，动作更快了几分。当最后一捆麦子被拖进摇摇欲坠但勉强能遮雨的晾晒棚下，密集的雨帘已如同瀑布般从天而降，狠狠冲刷着刚刚还浸满汗水的土地。一家人瘫坐在棚内干燥的麦捆堆上，听着棚顶雨点急促的鼓点，看着棚外迅速变得泥泞的世界，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好险！若再晚半日，这浸透了一家人心血的麦穗和亚麻蒴果，就要在雨水浸泡中发芽、霉烂了！
疲惫被巨大的满足感驱散，随之而来的是盘点收成的激动。这场丰收，绝非侥幸，而是现代智慧与中世纪土地相遇后，在严苛条件下结出的硬核果实。
这片土地被遗弃多年，自然休耕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肥力，如同一个沉睡的巨人被唤醒。
杨建国设计的水源过滤池和排水沟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雨季时及时排涝，避免了烂根；旱季则能引溪水浸润，保证了关键生长期的水分供应。田垄的走向也精心设计，利于排水和光照。
点播控密确保了每一株小麦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光照；人工除草极大减少了养分竞争；利用营地附近富含腐殖质的淤泥作为基肥，虽然远不如化肥高效，却提供了作物必需的基础养分。
他们使用的种子，是捡到的毛驴携带的古老品种，穗小粒少，与现代良种不可同日而语。更关键的是，他们仅有25斤宝贵的种子（原30斤，预留了5斤以防完全失败）。在无化肥保障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植株健壮、为来年留足优质种子，杨建国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务实的决策——超低密度播种！将本可播种更多面积的种子，只播在了3公顷土地上。这意味着每一株小麦都获得了远超常规的土地、阳光和养分资源，得以充分分蘖、茎秆粗壮、穗头饱满。
天道酬勤，从春播到秋收，杨家每一个人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杨母的田间巡视、杨亮的引水灌溉、杨建国对病虫害的观察预防（利用草木灰）、珊珊和保禄的除草捉虫……这份精心照料，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当最后一批脱粒干净的、饱满金黄的麦粒被小心翼翼地倒入临时粮囤，杨建国粗糙的手指捻起几颗，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分量和坚硬光滑的触感。25斤——这是他们当初怀着忐忑播下的全部希望。而如今，堆在眼前的，是接近400斤的惊人收获！每一颗麦粒都饱满圆润，远非当初那些干瘪的原始种子可比。这是精耕细作、土地厚赠与天时眷顾共同缔造的奇迹。
“爹，看这麦子！”杨亮抓起一把，任麦粒从指缝流泻，发出悦耳的沙沙声，“壮得跟小石子似的！明年春播，这400斤种子，能把咱们那三公顷地撒得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像今年这样，抠抠搜搜当试验田了！”丰收的喜悦中，带着对未来扩张的底气。
然而，杨建国深邃的目光并未停留在眼前的麦堆上。他望向营地外那片刚刚被镰刀剃光、裸露出深褐色土壤的麦田。秋雨浸润后的土地，散发着肥沃的气息。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如同破土的麦苗，在他心中萌生——冬小麦。
“亮子，”他抓起一把湿润的泥土，在掌心搓开，“还记得去年冬天吗？最冷的那阵子，河面封冻，但雪下得厚实，盖着大地。我估摸着，地温没低到冻死麦苗的程度。”他回忆着去年寒冬的细节，积雪的厚度、冻土的深度、开春后越冬植物的状态，都成了他判断的依据。“你手机里那些书，不是提到过冬小麦吗？耐寒的品种，秋末播种，靠着雪被越冬，来年开春就能早早返青，夏天收成还比春麦好！”
杨亮立刻会意，迅速掏出手机，在浩繁的资料库中翻找。模糊的文字和图片印证了父亲的设想：冬小麦种植的关键在于秋播时机、品种耐寒性、以及冬季的积雪覆盖。阿尔卑斯山区冬季的稳定降雪，恰恰可能成为天然的保温层！
“有搞头！”杨亮眼中精光闪烁，“书上说，冬小麦的根系扎得深，能利用深层水分，抗春旱能力更强，产量潜力也更高！而且……”他顿了顿，指着那满囤的麦粒，“这400斤新麦，全是上好的种子！拿出100斤来试种冬小麦，就算不成，损失也在可承受范围内。但要是成了，明年我们就有两季收成的希望，甚至能腾出春播土地种更多蔬菜或亚麻！”
决策在父子俩的交流中迅速形成。既然这400斤新麦注定全部留作珍贵的种子储备，无需考虑当下磨粉食用，那么最大化利用土地和生长季就成了最优策略。
行动立即展开。刚刚结束收割的田地，还残留着麦茬。毛驴再次套上铁刃曲辕犁，在杨亮的驱策下，将麦茬深深翻入土中。杨建国则带着保禄和小诺，推着独轮车，一趟趟地从营地附近的溪流缓滩处，挖取富含腐殖质和养分的黑色河泥。这些淤泥被均匀地撒在深耕后的土地上，作为基肥。为了促进河泥中的有机质分解、释放养分，也为了避免新鲜河泥可能带来的病虫害或“烧苗”风险，他们特意将播种时间推后了几天，让湿润的淤泥在秋日的阳光下进行短暂的“发酵熟化”。
与此同时，另一片战场——亚麻田的处理，则显得驾轻就熟。经历了上一年的摸索，从收割、晾晒到后续的沤麻、打麻、梳麻，每一个环节珊珊和杨母都已了然于胸。全家齐上阵，三公顷亚麻的初步处理在秋雨间歇期高效完成。宝贵的亚麻纤维被捆扎好，等待后续纺线织布；亚麻籽则小心收集，这是珍贵的油料和来年的种子；剩下的麻杆也没浪费，干燥后是极好的燃料和编织材料。
然而，这份丰收带来的喜悦和对未来的规划，也意味着另一项重要计划不得不做出让步——房屋的重建。
杨建国站在营地中央，望着那座在风雨中飘摇的房子，眉头紧锁。用花岗岩地基和粘土砖建造一栋坚固、防潮的两层石木房屋，是他们改善生存条件的核心蓝图。石料已从采石场陆续运回很多，粘土坑也已探明，甚至烧砖的土窑都初步规划好了位置。但秋收、抢种冬小麦、亚麻处理、浆果采集……一环扣一环的生存任务，如同沉重的磨盘，榨干了全家的每一分时间和精力。
“爹，天越来越凉了，”杨亮看着父亲凝重的神色，说出了现实的考量，“浆果谷的果子，霜冻前就得抢收完，那是冬天维生素的命根子。等忙完这些，入冬也就快了。这时候扒了房子重盖……”他摇了摇头，想象着寒冬腊月全家挤在临时窝棚里瑟瑟发抖的场景，“太冒险了。一场大风雪就能要命。”
杨建国沉重地点点头。他何尝不想早日住进干燥温暖的房子？但生存的优先级不容错乱。保暖、食物储备、安全越冬，永远是第一位的。在深秋拆除现有的栖身之所，去赌一个在严寒中无法完工的新房？这绝不是生存者的理性选择。
“罢了！”他长叹一声，目光扫过堆满物资的营地和疲惫但充满干劲的家人，“新房子，留到开春！石料、粘土、木材，我们冬天可以继续准备，打磨得更精细些。现在，把浆果谷装满，把冬小麦种下，把亚麻收拾好，安安稳稳熬过这个冬天，比什么都强！”
秋日的阳光带着凉意，照耀着忙碌的营地和那片刚刚播下新希望的土地。房屋重建的蓝图被暂时卷起，但生存的脚步，在丰收的余韵和对寒冬的敬畏中，更加坚定地向前迈进。
当麦浪的金黄与亚麻的灰白相继退场，营地角落那片不起眼的地瓜田，也迎来了它低调的收获时刻。与那令人振奋的四百斤小麦相比，这片由几块“前世”带来的珍贵薯块繁衍出的藤蔓，其产出显得格外单薄。
杨建国蹲在田垄边，用木锹小心地刨开疏松的土壤。随着泥土被翻开，一个个大小不一、纺锤形的块茎显露出来。他掂量着手中的收获，眉头微蹙。“这就是‘烟薯25’？看来这后世的高产，到了咱们这地界，也得打个折扣。”他记得当初怀着巨大希望埋下的那约莫两斤种薯，如今挖出的总重，堪堪超过十斤出头。这与杨亮记忆中超市里那些动辄亩产数千斤的现代地瓜传说，相去甚远。
这十斤出头的薯块，其命运与那四百斤小麦如出一辙——全部留种。在粮食安全尚未完全稳固的当下，任何能繁殖的作物都是战略储备。然而，地瓜与小麦的处境，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杨亮拿起一块新挖出的地瓜，仔细端详。薯皮呈现出健康的红褐色，但表皮似乎比记忆中的“烟薯25”略显粗糙，分布着些许不规则的浅淡疤痕和凸起。形状也不似当初那般均匀规整，有些细长，有些则略显歪扭。他掰开一块较小的薯块，露出内部橙黄色的薯肉。色泽依旧诱人，但那份记忆里极致的、糖化后如同蜜糖流淌的甜糯口感，似乎……打了些折扣？他不敢完全确定，毕竟当初吃的都是烤熟的成品，但直觉告诉他，这薯肉的光泽和质地，似乎少了点当初那种晶莹剔透的饱满感。
“爹，你看这，”杨亮将薯块递给父亲，“薯形没那么匀称了，皮也糙了点。怕是……有点退化了。”
杨建国接过薯块，粗糙的手指摩挲着表皮，眼神凝重。这并非意外。小麦，本就是这片阿尔卑斯山土生土长的古老作物。教会遗留下的种子，虽原始低产，却与这里的土壤、气候、乃至病虫害，经历了千百年的磨合共演。杨家今年的丰收，是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片原生品种在肥沃撂荒地上的潜能，是锦上添花。
而这“烟薯25”则截然不同。它是被现代科技精心雕琢、远渡重洋而来的异乡客。它的原乡远在万里之外、气候迥异的南美大陆。它那傲人的高产和极致的口感，建立在现代育种技术、化肥农药支撑以及特定生长环境的基础上。在这中世纪瑞士的山林里，它失去了科技的羽翼，暴露在完全陌生的生态之中。
最核心的威胁，在于基因的污染与漂变。杨亮知道，地瓜虽主要靠块茎无性繁殖保持品种特性，但在生长过程中也会开花。那些淡紫色或白色的小花，在阿尔卑斯山的夏日里，不可避免地会吸引野蜂、蝴蝶和其他传粉昆虫。这些访客身上携带的，可能是附近野生旋花科植物或其他未知植物的花粉。异种花粉的偶然侵入，便可能在花朵子房中埋下变异的种子。即使不产生有性种子，这种持续的、微小的花粉污染压力，以及环境胁迫导致的表观遗传变化，也足以让这高度纯化的现代品种，在缺乏人工持续选育和隔离保种的情况下，缓慢而不可逆地滑向“野化”或“退化”的深渊——薯形变劣、产量下降、口感流失、抗性减弱。
杨亮看着手中这块带着“退化”痕迹的地瓜，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滋味。这是来自故乡的味道，是文明火种的一个碎片。他知道这退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是时间与异域环境对孤立种群的侵蚀。以他们目前掌握的、近乎原始的手段——没有无菌组培室，没有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甚至没有足够的隔离田防止花粉污染——想要阻止这缓慢的衰变，或者逆转这退化趋势，无异于痴人说梦。别说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再给这个时空两百年，也未必能复现现代育种科技的伟力，重新“驯服”这走向野性的薯块。
“没办法，”杨建国将薯块轻轻放回筐里，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务实的平静，“能活下来，能结薯，已经是老天爷赏脸了。退化……就退化吧。只要还能吃，还能当种子种下去，它就是好东西。”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挑品相最好的，表皮光滑没伤疤的，仔细收好，明年开春，接着种！咱们跟这老天爷、跟这水土，慢慢磨！”
十斤带着些许“野性”痕迹的地瓜种薯，被小心翼翼地用干燥的苔藓包裹，存入了阴凉避光的储藏处。它们不再仅仅是食物或种子，更是一个来自消逝文明的、在异世界顽强挣扎求存的脆弱火种。杨家能做的，唯有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中，用最朴素的选留，尽可能地延缓那不可避免的“本土化”进程，与时间进行一场注定艰辛的赛跑。这场赛跑的终点，或许是一种全新的、适应了阿尔卑斯山的中世纪“烟薯”，但那份属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极致甜蜜，终将如同远去的故乡，只存在于模糊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