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一章，被青铜礼器那套组合拳震得不轻——又是饕餮瞪眼，又是鼎簋（gui）列队，沉甸甸、响当当，把权力的“硬核”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您要是以为商朝人只会玩这种“重金属”，那可就小瞧他们了。在青铜那夺目的金光与轰鸣的铸造声之外，还有一种更温润、更幽微，却也更深邃的力量，一直静静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与信仰里。那就是玉。
如果说青铜器是王朝在宗庙与宴飨之上，发出的威严的、公开的、仪式化的宣告，那么玉器，就更像是贵族阶层乃至王室成员，贴身佩戴的、用于私密沟通与身份标识的“细语”。这一“嚷”一“喃”，一外一内，刚柔并济，共同编织了商代社会的权力与信仰网络。
玉这玩意儿，可比青铜“资历”老太多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江南的良渚文化，咱们的远古先民就已经把玉琢磨（zuo mo，此处指雕琢）得神乎其神。良渚那些玉琮（cong） 和玉璧，被普遍认为是通天礼地的神器。商朝人，可以说是这股悠久传统的“超级继承者与革新者”。他们接手了这份跨越地域和族群的“文化遗产”，并用更高级的工具（可能是青铜砣具加解玉砂）和更复杂的观念，把它推向了新高峰。
那为啥是玉，而不是更闪亮的宝石或更常见的石头呢？这得从古人对玉的“人设”说起。
老祖宗对玉的看法，那可神了。《说文解字》里解释“玉”字，说它是“石之美者，有五德”。哪五德？仁、义、智、勇、洁！瞧瞧，直接把人间最高的道德标准，全扣在一块石头上了。这当然是后世儒家系统化的说法，但根源在于玉的物理特质恰好契合了古人的宇宙观和道德想象：它温润有光泽，好比“仁”；质地缜密坚硬，可比“智”；有棱角但不伤人，类似“义”；宁折不弯，是为“勇”；瑕不掩瑜，污不遮光，正是“洁”。
在商人眼里，玉更有一层神秘的通灵属性。它生于山川，汲取天地精华，质感又介于石头与血肉之间，冰凉而润泽，被认为是最适合沟通天地、人神、生死的媒介。所以，《周礼》里记载的那套“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周礼·春官·大宗伯》）的用玉制度，虽然成书于周，其思想源头和早期实践，必然深深扎根于商代，甚至更早。
那么，在殷墟，在这些崇尚“尊神重鬼”的商人手里，玉器主要用来干嘛呢？粗略一分，三大用途：
第一，事神敬祖的“高级道具”。祭祀时，除了青铜器、牺牲、酒醴，玉器也是奉献给神祖的重要祭品，叫“玉献”。殷墟甲骨卜辞里就有“…玉于祖乙…”之类的记载。献给祖先一块美玉，比献一头牛或许更显虔诚和档次，因为这代表着把天地精华所钟之物，献给同样居于天上的先人。
第二，标识身份的“无声名片”。这点和青铜器类似，但更个人化。高级贵族，尤其是王和王妃，生前身后都离不开玉。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755件玉器，种类繁多，有礼器（琮、璧、圭、璜）、仪仗器（戈、矛、威）、日用器（簋、盘）、装饰品（簪、镯、柄形饰），还有大量的动物形佩饰。（《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光是玉戈就出土了39件，这些玉戈绝无实战可能，是一种显示军事统帅权的仪仗器。佩戴什么样的玉，佩戴多少，直接昭示着主人的地位、财富与威仪。
第三，庇护亡灵的“不朽寄托”。这是玉器在商代最核心、也最神秘的用途之一。古人深信“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抱朴子》）。他们认为玉的温润致密，能锁住人的精气，防止尸体腐坏，甚至引导灵魂升天。所以，高级墓葬中，常常出现“玉殓葬”现象：口中含玉（琀），手中握玉，身旁塞玉，甚至用玉片覆盖面部（后世发展成金缕玉衣）。商人希望这些凝聚了天地灵气的玉石，能够护佑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有尊荣，乃至获得永生。
可见，玉在商朝，绝非简单的装饰品。它承继着远古的灵性，包裹着道德的期许，执行着沟通人神的使命，也标定着森严的等级。它是一种比青铜更“内向”、更“柔软”，却也更为古老和本质的文化基因。
那么，这些被赋予如此厚重意义的玉器，在商代能工巧匠手中，被塑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形态？它们又在日常与神圣的场景中，如何被使用、被感受，从而将这种温润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肌理之中呢？
玉在商人眼里，是通灵的宝物、身份的象征、不朽的寄托。可这些深山里的顽石，是怎么变成宗庙里神圣的琮璧、贵族腰间精美的佩饰的呢？这里头的功夫，可一点不比铸青铜省事，甚至更考验耐心和“匠心”。
您想啊，那会儿没有电动工具，没有金刚钻。商代的琢玉工匠，面对的是一套今天看来极其笨拙、缓慢的法子。主要靠“琢磨”二字。怎么琢磨？先选料，可能是来自遥远新疆的和田玉籽料，或辽宁的岫岩玉，通过贸易或贡赋千里迢迢运到殷都。然后，用更坚硬的石头（比如石英石片）“解玉”，顺着纹理切割出大坯。
真正的细活，在于造型与纹饰。工匠们可能已经使用了原始的“砣（tuo）机”——一个旋转的青铜圆盘，蘸上用水调和的极细的“解玉砂”（硬度高于玉的石英砂等），依靠砂的颗粒一点点磨削玉料。这活儿，急不得，快不了，全凭手感和经验，稍有不慎，前功尽弃。殷墟考古就发现了不少作坊遗址，里面有大量玉料、半成品和废料，见证了这无声而艰辛的创作。
费这么大劲，做出来的玉器都长啥样？大体分几类：
一是“以玉仿礼”的礼器。直接模仿青铜器或更古陶礼器的造型，比如玉簋（gui）、玉盘，还有玉兵器（戈、矛、刀、钺）。妇好墓就出土了玉戈54件，大者长近45厘米，刃部打磨锋利，但单薄的玉质根本无法实战，纯粹是礼仪权柄的象征，是“化干戈为祥瑞”的精致表达。这些玉礼器，比青铜同类更显“纯洁”与“高贵”，用于最核心的祭祀场合。
二是“以玉象生”的佩饰与玩赏器。这是商代玉器最灵动迷人的部分。工匠们把玉雕成各种飞禽走兽：憨态可掬的玉象、蜷身静伏的玉虎、回首凝望的玉鹿、展翅欲飞的玉鹰、甚至还有玉龙、玉凤这类神兽。妇好墓一件玉蟠龙，身体蜷曲，头尾相接，造型古朴神秘；一只玉象，胖墩墩的，长鼻卷曲，栩栩如生。这些动物玉雕，不仅是装饰，更可能蕴含着部落图腾遗风、狩猎生活的记忆，或是某种祥瑞的寓意。佩戴把玩之间，人与自然、与神灵建立起微妙的联系。
三是“以玉比德”的仪礼器与装饰品。比如柄形器，像短剑的柄，用途成谜，可能是祭祀时手持的法器；各种玉璜（弧形佩）、玉玦（有缺口的环）、玉镯、玉笄（ji，发簪）。特别是玉人，虽然发现不多，但极其珍贵。殷墟曾出土过跪坐玉人，戴高冠，穿华服，神情肃穆，可能是巫师或贵族的形象。凝视这些小玉人，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三千年前某个庄重场合下，人物真实的姿态与神情。
那么，这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如何在商人的生活中“活”起来呢？
在生前，它们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这句后世格言的先声。高级贵族从头到脚，可能都有玉点缀。发笄是玉的，耳饰是玉的，胸前挂着玉璜组佩，腰间系着玉柄形器，手腕戴着玉镯。行走坐卧间，玉器轻轻碰撞，发出清越之声，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雅与威仪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它时刻提醒佩戴者：你的品行，应如玉般温润而坚贞。玉，成了道德自律的物化标签。
在祭祀时，玉器作为最高规格的祭品之一，被奉献于神前。《诗经·大雅·云汉》描写周人祈雨，提到“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圭和璧都用完了，难道神灵还不听我的吗？）可见玉器（圭、璧）在沟通天人时的关键作用。商人想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玉的灵性能直抵天听，是最好的“贡品”和“信物”。
在葬礼中，玉器的作用达到顶峰，即我们上面提到的“玉殓”。希望借助玉的灵性与不朽特质，保护尸身，引导魂灵，并在幽冥世界继续标示身份、享用祭祀。这观念，直接开启了后世绵延数千年的丧葬用玉传统，从周代的“缀玉面幕”到汉代的“金缕玉衣”，脉络清晰。
因此，玉石文化在商代，绝非青铜文明的附庸或点缀。它是一条独立、古老而深邃的精神河流，与青铜的洪流并行，甚至在某些关乎灵魂与永恒的层面，更为本源。青铜器用形制、体量、纹饰的“外在威慑” 来规范社会秩序；玉器则用质地、品德、灵性的“内在浸润” ，来塑造个体修养与精神信仰。一外一内，一刚一柔，共同塑造了商代贵族文明的完整人格与宇宙观。
然而，无论是青铜的宏伟还是玉器的温润，都需要一个最终的“归宿”与“舞台”来安放与展现。这个归宿，是生时的居所与死后的长眠之地；这个舞台，是现实权力的空间布局与彼岸世界的观念投射。当我们在殷墟，同时看到那些夯土筑基的巍峨宫殿与深埋地下的丰厚墓葬时，便能最直观地感受到，商人如何将他们对于权力、秩序、永恒的所有理解，凝固在了土木工程之中。
下一章，咱们就将走进殷商的土木世界，去看看他们的宫室如何划分尊卑，他们的墓葬又如何安顿生死，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理解这个王朝的严密组织与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