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那通电话带来的“喘息期”，并未带来想象中的轻松，反而像一片更浓重的阴云，悬在病房上空。未知的“官方调查”，含糊的“推迟安排”，以及孙建国语气里那丝难以掩饰的紧绷，都让陈远和李静感到一种更深的、无处着力的惶惑。
白天，陈远继续他的康复。在康复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不依靠搀扶，仅用手扶着墙壁或稳固的家具，进行极短距离的独自行走。每一次尝试，双腿都颤抖得厉害，胸腔里仿佛拉风箱般呼哧作响，额头的汗珠滚落下来，砸在医院冰冷光滑的地板上。但他咬着牙，一次比一次多走半步。这具身体，是他唯一的资本，他必须让它更快地恢复力量，哪怕这力量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微不足道。
李静则像一只警惕的母鸟，在照料陈远和两个孩子之余，耳朵时刻捕捉着病房外的任何异常声响。孙建国承诺的“会留意安全”，在她听来毫无保障。她甚至开始偷偷观察每天来送饭的护工，怀疑那木然的表情下是否藏着别样的目光。银行卡里的钱又用掉了一些，支付了陈远新增的理疗费用。每次刷卡，她都像做贼一样心虚，仿佛那小小的poS机连接着某个黑暗的审判台。
王芳成了连接外部信息的最重要渠道。她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这个城市积累的全部微薄人脉，试图从各种边角缝隙里，拼凑出关于“官方调查”的只鳞片爪。进展缓慢得令人心焦。传来的消息依旧真假难辨，互相矛盾：有人说经侦部门确实在梳理江大川公司多年的账目，重点在几个旧城改造和土方项目；有人说纪委似乎约谈了与江大川过往甚密的某个前官员；还有更夸张的传言，说江大川手下有个管事的“突然病了”，去了外地“疗养”，联系不上。
“那个‘突然病了’的，会不会就是‘阿勇’？”陈远在听王芳转述时，突然问道。
王芳一愣，随即点头：“很有可能。如果调查真的触及核心，江大川身边最亲近、也最可能知道‘旧账’的人，自然是首要目标，要么被控制，要么闻风先躲。”
“孙建国他们遇到的‘小麻烦’，恐怕就是这件事。”陈远分析道，“‘阿勇’如果失联或被控制，他们那条线上的人肯定人人自危，自然顾不上我们这边‘安排’了。他急着打电话来强调‘沉默’，就是怕我们从‘阿勇’这条线，或者调查人员那里，听到什么，说出什么。”
这个推断合情合理，也让局势稍微清晰了一点：调查的风暴中心可能在江大川及其核心圈，孙建国代表的那股势力（很可能与“阿勇”密切相关）受到了直接冲击，因此暂时收缩。这对陈远一家而言，是危险也是机遇。危险在于，如果孙建国一伙彻底垮台或狗急跳墙，他们可能失去“控制”，也可能被当作最后的筹码或报复对象；机遇在于，官方力量的介入，或许真能揭开黑幕，还他们以安全和公道。
但“或许”这个词，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年人的世界里，期待“青天”往往是最无奈也最奢侈的幻想。很多时候，风暴过后，只是另一片废墟。
这天下午，陈远完成了一次相对成功的独自行走——从病房门口走到对面墙壁，大约五米距离，虽然中间停下喘息了两次，但终究是靠自己双脚完成的。他扶着墙壁，回头看着那短短的距离，胸腔里除了疼痛和疲惫，竟然也生出了一丝微弱的、近乎荒谬的成就感。这小小的进步，在这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如此珍贵。
就在他准备慢慢挪回床边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了。不是护士查房的时间。
李静和王芳立刻警觉起来。王芳走到门边，透过小窗向外看。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普通、面容陌生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找谁？”王芳隔着门问。
“您好，请问是陈远先生的病房吗？我是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姓张。接到反映，来了解一下陈先生家庭困难的情况，看看是否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女人的声音温和，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
民政局？社会救助？李静和王芳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她们之前确实咨询并准备过相关材料，但并未正式提交申请。怎么会有人主动上门？
王芳犹豫了一下，看向陈远。陈远已经慢慢挪回床边坐下，微微点头。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身份相对公开，风险应该较小。而且，这也是一个了解外界情况、甚至可能获取信息的渠道。
王芳打开门，将张姓工作人员让了进来。女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朴素，表情平静，进屋后先出示了工作证，然后简单说明了来意——接到“相关方面”反映（她没说具体是哪方面），说这个病房的病人家庭困难，符合救助政策边缘条件，特来核实情况。
她问得很细致，家庭人口、收入情况、伤病程度、医疗费用、现有困难等等。李静按照事先和王芳商量好的口径，如实陈述了家庭的经济困境和陈远的伤情，但隐去了事故背后的纠纷和威胁。她拿出厚厚的医疗费用清单，声音哽咽。
张工作人员一边记录，一边不时抬头看看病床上的陈远，眼神里带着职业性的同情，但并无更多异样。她重点询问了是否有其他社会资助或赔偿途径，李静含糊地提到了事故还在处理中，工伤认定有困难。
整个问询过程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结束时，张工作人员合上文件夹，说会尽快将情况上报，符合条件的话会启动救助程序，但她也坦言，救助金额有限，流程需要时间。她留下了一张联系名片，便告辞离开了。
人走后，病房里再次安静下来。
“她说的‘相关方面’……会是谁？”李静疑惑道，“医院？还是……王社工你之前咨询的部门？”
王芳摇摇头：“我咨询的是市级的慈善机构和工伤基金，区民政局这边没有打过交道。医院方面，最多向医保或民政通报困难病人情况，但不会这么具体到派人上门，而且时间点……” 她若有所思，“孙建国电话刚打来说‘官方调查’，这边民政局就上门……会不会太巧了？”
陈远的心也提了起来。孙建国警告过，不要对“官方调查”的人多说什么。这个张工作人员，虽然来自民政系统，看似与经侦、纪委的调查无关，但谁能保证其中没有关联？或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接触”和“观察”？
“她刚才，好像特别注意看了你几眼，远哥。”李静回忆着说。
“可能只是职业习惯，观察病人状态。”王芳分析，但语气并不确定，“不过，她问得很细，尤其是关于其他赔偿途径和事故处理进度。这不太像单纯的困难救助核实。”
一种微妙的不安感，再次弥漫开来。仿佛平静的水面下，不止一股暗流在涌动。官方的调查可能在明处，而一些相关的、或借此机会另有目的的行动，可能已经在暗处展开。
陈远靠在床头，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他刚刚为自己能独立行走五米而升起的那点微末成就感，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走访”冲得烟消云散。他就像一个站在巨大棋盘上的小卒子，明明感觉到了棋手的落子和局势的变动，却看不清全局，更无法掌控自己的走向。每一次外界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意味着一次新的危机或转机，而他，只能被动地承受、猜疑、应对。
傍晚，王芳离开后，陈远让李静把那张民政工作人员的名片拿给他看。很普通的名片，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张某某，办公电话和手机。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然后让李静收好。
“先留着。也许……有用。”他低声道。
夜色渐浓。陈远毫无睡意。他拿出自己那部屏幕碎裂的旧手机（SIm卡早已取出，但连接医院wiFi还能用），犹豫再三，在搜索栏里输入了“江大川”、“旧城改造”、“土方”、“经济问题”等关键词的组合。网页跳出来，大多是些陈旧或语焉不详的报道，还有一些论坛里捕风捉影的帖子。他一条条翻看着，试图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找到能与自己那些“混乱记忆”或者孙建国他们害怕的“旧账”对上号的蛛丝马迹。
看得眼睛酸涩，头痛欲裂，依旧一无所获。真正的黑暗，不会轻易暴露在网络上。
他疲惫地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城市的霓虹在黑夜中闪烁，勾勒出冰冷而繁华的轮廓。在这巨大的城市机器里，他和他的一家，渺小如尘，却偏偏被卷入了某个隐秘齿轮的啮合处，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风，似乎真的起了。从孙建国焦灼的电话，到民政局不期而至的走访，再到网络上那些看似无关却隐隐躁动的信息碎片……种种迹象表明，水面之下，正酝酿着更大的变动。
而这变动，对于被困在病房、挣扎求存的陈远一家来说，究竟是能吹散阴霾的劲风，还是将他们彻底吞噬的飓风？陈远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这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刻，他必须像那棵看似柔弱的小草，努力把根扎得更深一些，才能不被连根拔起。
他缓缓躺下，闭上眼睛。伤口在寂静中隐隐作痛，但那痛感，此刻竟让他感到一丝诡异的清醒。也许，他该更主动一点，去触碰那看似危险的风向了？哪怕只是极其轻微、极其谨慎的一下。
这个念头，如同黑暗中滋生的藤蔓，悄然缠上了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