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太行山本该是绿的。但一九四三年的这个春天，陈锐站在指挥部所在的山梁上，放眼望去，满目焦黄。
“铁篦”作战持续了五十三天，像一把烧红的铁梳子，把根据地从头到脚梳了一遍。留下的不是整齐，是遍体鳞伤。
“统计出来了。”赵守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两人回到窑洞。桌上摊着几张表格，墨迹很淡——墨水是锅底灰调的，笔是竹签削的。
“先说损失。”赵守诚拿起第一张纸，念得很慢，像在念悼词，“主力部队减员一千二百四十七人，其中牺牲八百零九人，重伤致残三百三十八人。战斗骨干损失近三成。”
“地方武装和民兵牺牲一千九百余人。”
“群众……”他顿了顿，“直接死于战火的四千三百余人。饿死、冻死、病死的……还没有确切数字，估计在两千以上。”
窑洞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陈锐闭了闭眼。六千多条命。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村庄被毁一百七十七个，其中彻底夷为平地的三十八个。春耕耽误了七成，秋粮……恐怕指望不上了。”
“咱们的‘星火’网络呢？”
赵守诚拿起第二张纸：“三十七个固定加工点，废弃或暴露十九个，转入深度潜伏的十六个，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生产的……只剩两个。”
两个。陈锐想起“星火”最盛时，上百个点日夜不停地运转。手榴弹、地雷、子弹、迫击炮弹……像流水一样造出来，送到前线。现在，只剩下两个。
“技术骨干牺牲十一人，失踪七人，被俘……三人。”赵守诚的声音更低了，“被俘的里，有王家庄的铁匠老王。鬼子用烙铁烫，用辣椒水灌，他一个字没说。最后……被活埋了。”
陈锐的手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
“北平线断了。‘老金’最后的消息是‘特搜班已锁定，长期静默’。‘书生’销毁所有痕迹后撤离，现在下落不明。”
“物资储备……”赵守诚翻到最后一页，“粮食还能撑半个月，盐只剩三天的量。弹药……平均每个战士不到五发子弹。迫击炮弹，一发都没了。手榴弹……还剩九十三颗。”
念完，他把纸放下，看着陈锐：“老陈，这就是咱们的账本。赔本的买卖。”
陈锐没说话，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态势图前。图上有两种标记：红色的箭头代表日军的进攻路线，像毒蛇一样蜿蜒；蓝色的圆圈代表根据地的控制区，已经被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鬼子的损失呢？”他问。
“不完全统计。”赵守诚走到他身边，“毙伤日伪军约两千人，其中日军八百余人。摧毁据点七个，炸毁桥梁三座，破坏铁路五十余里。缴获枪支三百余支，弹药若干。”
“还有呢？”
“还有……”赵守诚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鬼子在总结报告里承认，‘铁篦’作战未能达成‘彻底铲除匪区军工能力’的预定目标。他们认为，八路军的军工生产已经‘由集中转为分散，由正规转为土制，由专业转为全民’。结论是：此模式‘难以根除，需长期压制’。”
陈锐接过本子，翻到那一页。日文写得潦草，但意思很清楚。鬼子怕了——不是怕枪炮，是怕这种打不死、剿不灭、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这就是咱们的收获。”陈锐把本子合上，“鬼子知道了，想灭咱们，除非把整片土地都翻过来，把所有人都杀光。但他们不敢——国际舆论背不起这个骂名，兵力也耗不起。”
赵守诚苦笑：“可咱们也快耗不起了。老陈，你看看外头。”
陈锐走到窑洞口。山下的临时安置点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群众。老人蜷缩在草棚里，孩子饿得哇哇哭，妇女们支起破锅，煮着不知名的野菜。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药味、还有淡淡的尸臭味——那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腐烂。
“群众还能撑多久？”他问。
“不知道。”赵守诚摇头，“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会有人饿死。已经有人在吃观音土了。”
两人沉默了很久。山风吹进来，带着五月的暖意，却吹不散心头的寒气。
“老赵，”陈锐忽然转身，“咱们得开个会。把所有还活着的干部都叫来。不是庆功会，是……反思会。”---
会议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地点选在一个背风的山坳，没有桌椅，大家就坐在地上。
来的人不多，只有三十几个。有指挥员，有地方干部，有技术骨干。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露出棉花。齐家铭的眼镜只剩一个镜片，赵老三的手指缺了一根——是藏设备时被石头砸的。
陈锐站在人群前，没有开场白，直接说：“今天这会，就一件事：算账。算咱们的损失，算咱们的教训，也算咱们还剩下什么。”
他先说了损失的数字。每报一个数字，人群里就响起低低的叹息。说到被活埋的铁匠老王时，有人开始抹眼泪。
“这些命，是咱们欠下的债。”陈锐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将来胜利了，咱们得还。怎么还？建纪念碑，写进历史，让子孙后代记住——他们的好日子，是这些人用命换来的。”
“但现在，咱们还得活下去。”他话锋一转，“所以第二件事：咱们还剩什么？”
他掰着手指头数：“第一，咱们的主力还在。虽然减员严重，但骨头没散。第二，群众还在。虽然受了苦，死了人，但大部分人还在跟着咱们。第三……”
他看向齐家铭和赵老三：“技术还在。设备可以毁，据点可以端，但只要人活着，技术就能传下去。”
齐家铭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页发黄的纸。
“这是《应急生产指南》的副本。”他说，“正本已经埋进深山了。里面记了咱们这些年摸索出来的所有土办法：怎么用艾草灰造火药，怎么用废铁轨打工具，怎么在没有机床的情况下加工炮管……就算咱们都死了，只要这本书还在，就有人能接着干。”
赵老三也站起来，举起右手——缺了食指的那只手：“我的手，是藏‘土镗床’时被砸断的。但没关系，我还有三根手指，够拉枪栓，够摇镗床。只要我还活着，就能教徒弟。徒弟教徒弟，子子孙孙，没完没了！”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低声议论，有人点头。
李水根第三个发言。他没站起来，就坐在地上说：“我是管‘生产联盟’的。这次‘铁篦’，联盟损失很大。但我也看见，群众学精了。以前藏东西，就挖个坑埋了。现在呢？弹体藏炕洞，引信塞灶灰，炸药混咸盐……鬼子搜到一样两样，没用。这是血换来的智慧。”
一个接一个，干部们开始发言。说的都是具体的事：哪个村的民兵用地雷炸了鬼子的巡逻队，哪家群众用门板做担架救伤员，哪个铁匠用废炮弹壳改成了水瓢……
越说，气氛越不一样。刚开始是沉重，后来有了亮色，再后来，居然有人笑了——那是苦涩的笑，但毕竟是笑。
陈锐听着，心里那团冰慢慢化开。他明白了：这就是“星火”的真谛。不是几座工厂，不是多少设备，是这种打不垮、压不烂、烧不尽的韧性。
会议开到傍晚。最后，赵守诚做总结。
“同志们，这次‘铁篦’，咱们输了，也没输。”他环视众人，“输的是地盘，是物资，是同志们的命。没输的是人心，是斗志，是咱们的根。”
“从现在起，咱们的工作重心要调整。”他宣布，“第一，恢复群众生活。军队帮助重建房屋，整修农田，首要保证不饿死人。第二，‘星火’网络不急于全面重启，以保存实力为主。第三，主力部队转入整训，消化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第四……”
他看向陈锐。
陈锐接过话：“第四，开始为将来做准备。”
他详细解释了“技术种子库”的构想：选择几个绝对隐蔽的地点，集中保存最核心的技术资料、关键工具、经过考验的技术骨干。平时分散，一旦形势需要，可以快速扩展。
“延安的首长说，咱们现在要做的，不仅是‘求存’，还要‘图强’。要为将来的反攻，为新中国，积蓄力量。这力量不仅是枪杆子，还有技术，有人才。”
他顿了顿：“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遥远。现在饭都吃不饱，谈什么将来？但我请大家想想——如果咱们只想着今天，不想着明天，那今天的苦，就白受了。”
人群安静地听着。夕阳从山坳口斜射进来，给每个人的脸镀上一层金边。
“散会前，我再说一句。”陈锐提高声音，“时间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转折。斯大林格勒打胜了，太平洋上美国人在反攻。鬼子在华北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但黎明前最冷，鬼子临死前最疯。下一场风暴，只会更猛。咱们得赶在风暴来之前，长得更壮，根扎得更深。”
“同志们，咬紧牙，活下去。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散会后，陈锐和赵守诚并肩走在山路上。远处，安置点的炊烟袅袅升起——群众在煮晚饭，虽然只是野菜糊糊。
“老陈，”赵守诚忽然说，“你还记得湘江边吗？”
“记得。”
“那时候觉得，能活下来就是奇迹。现在觉得……”赵守诚顿了顿，“能让这么多人活下来，并且活得有希望，才是更大的奇迹。”
陈锐没接话。他看见路边有棵被烧焦的老树，树桩已经炭化，但根部冒出了几簇嫩绿的新芽。
“老赵，你看。”
赵守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也看见了。两人蹲下身，仔细看那些新芽。很小，很弱，但在焦黑的背景下，绿得耀眼。
“百炼成钢。”赵守诚轻声说。
“但咱们这块钢，”陈锐接道，“还没炼到头。真正的淬火，恐怕还在后头。”
正说着，一个通讯员气喘吁吁跑过来：“陈部长！赵政委！紧急情报！”
“说。”
“侦察兵报告，日军三个联队正在集结，方向不明，但规模……比‘铁篦’时还大！”
赵守诚脸色变了：“具体位置？”
“在……在东边五十里。看动向，像是要往咱们这边来。”
陈锐站起身，望向东方。天际线处，乌云正在积聚，隐隐有雷声滚动。
山雨欲来。而这场雨，恐怕是暴雨。
他转身对赵守诚说：“老赵，通知所有干部，连夜开会。群众……开始向更深的山里转移。”
“来得及吗？”
“来得及要转，来不及也要转。”陈锐的声音很沉，“这次，鬼子是要动真格的了。”
两人快步向指挥部走去。夕阳完全沉下去了，暮色四合，群山变成墨黑的剪影。远处安置点的灯火，像风中残烛，明明灭灭。
新的风暴要来了。但这一次，根据地已经不同了——它被“铁篦”梳过，被火烧过，被血浸过。它失去了很多，但也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韧性。
就像那棵焦树下的新芽，只要根还在，就能再长出来。
只是这重生的过程，还要经历多少风雨，没人知道。
陈锐走进窑洞，点亮油灯。灯光如豆，在墙上投下他伏案工作的身影。那身影很小，很孤单，但很稳。
夜还很长。而更长的，是即将到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