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褪色的布票与未凉的承诺
赵桐权走进审判庭时，目光落在原告席上那个褪色的蓝布包袱上。包袱皮上绣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却被主人攥得很紧。原告是位八十岁的老爷子，背驼得像座桥，手里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拐杖头包着层厚厚的铜皮——那是当年工厂发的劳保用品，距今已有四十三年。
“原告陈述诉求。”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返还原物纠纷”几个字，眼底泛起一丝波澜。他记得前世这起案子，老爷子最终败诉，不是因为理亏，而是因为拿不出“当年承诺”的书面证据。那包藏在包袱里的布票，最后成了废品站的废纸，就像老爷子嘴里反复念叨的“厂长说过的话”，被当成了老糊涂的胡话。
老爷子颤巍巍地解开包袱，里面露出一沓泛黄的布票，还有张黑白照片——二十多个年轻工人站在厂房前，前排左三的小伙子穿着工装，笑得露出白牙，正是年轻时的原告。“法官同志，这是1980年，厂里给我们这批老工人的福利——每人200尺布票，说等退休时兑现，让我们做身新衣服，风风光光回家。”他用枯树枝似的手指点着照片，“你看这是王厂长，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好好干，退休时这布票加倍，算厂里给你们的养老礼’。”
被告席上的纺织厂现任厂长不耐烦地敲着桌子：“法官，这都什么年代了？布票早就退出流通了，就算当年有这回事，也早过了时效。再说，厂子1998年就改制了，我们是新公司，不背这旧账。”他身后的律师补充道：“原告无法提供书面协议，仅凭口述不能作为证据，请求法院驳回。”
赵桐权没看律师，反而问老爷子：“王厂长还在世吗？”
老爷子眼里的光暗了暗：“前年走了……走之前还拉着我的手说，‘老伙计，那布票的事，我跟新厂长提过，他答应了的’。”
“他撒谎！”现任厂长猛地站起来，“我从没听过这回事！王厂长的笔记里根本没记！”
“是吗？”赵桐权示意书记员调出一份文件，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他凭着记忆，让法警去市档案馆翻了三天才找到的《1980年纺织厂职工代表大会纪要》。纪要第5页第3条写着：“对连续工龄满20年的职工，退休时增发200尺布票作为退休福利，由厂部记账存档，待职工退休时兑现。”下面盖着厂工会的红章，还有王厂长的签名。
厂长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律师慌忙翻看文件，嘴唇哆嗦着说：“这……这只是纪要，没有具体名单，不能证明原告在列。”
“名单在这里。”赵桐权又调出一份泛黄的花名册，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三十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对勾，老爷子的名字“陈建国”后面，还有行小字：“1980年5月入厂，工龄20年整，应发布票400尺”。“这是当年的工会主席李大姐保存的，她去年去世前，把这些老物件捐给了社区纪念馆，幸好没丢。”
老爷子看着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突然老泪纵横：“我就说王厂长不会骗我们……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机器震得手发麻，车间温度四十多度，谁不是为了这‘养老礼’撑着？有的伙计没等到退休就走了，我替他们问过王厂长，他说‘只要厂子在，就给他们家人寄过去’。”
赵桐权的目光扫过被告席：“布票虽然退出流通，但它代表的是工人的劳动报酬，是厂子对职工的承诺。《民法典》规定，债权债务关系不因企业改制而消灭，新公司承接了原厂的资产，就该承接对应的债务。”他顿了顿，声音沉得像车间里的老机床，“至于布票的价值，按1992年布票退出流通时的市场价，1尺布票折合人民币1.2元，400尺就是480元。但考虑到这些年的物价上涨，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现在应补偿元。”
“还有，”赵桐权看向屏幕上的花名册，“除了陈建国同志，还有三十五位职工或其家属，麻烦被告方主动联系他们，按同样标准兑现。”他拿起那份职工代表大会纪要，指尖划过王厂长的签名，“当年的厂长用钢笔写下承诺，今天的厂长不能用‘不知道’三个字就抹去。工人的血汗，不该被时间泡成泡影。”
宣判时，老爷子捧着那沓布票，像捧着块金砖。赵桐权看着他颤巍巍地把布票重新包进蓝布包袱，突然想起前世老爷子的结局——他临终前还在念叨布票的事，儿子以为他糊涂，把布票当废纸扔了，老人气得三天没吃饭。
庭审结束后，老爷子非要把布票送给赵桐权：“留着没用了，但这念想得传下去。你让我们这些老骨头知道，当年的苦没白吃，说过的话算数。”
赵桐权没收布票，却收下了老爷子递来的一颗纽扣——那是从当年的工装衬衫上拆下来的，掉了漆的塑料纽扣上，还留着车间机油的味道。“陈大爷，这纽扣我留着，提醒自己，不管过多少年，总得有人记得，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承诺，比金子还重。”
走出法院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老爷子正站在台阶上，把蓝布包袱紧紧抱在怀里，阳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像给那褪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镀上了层金边。他突然明白，自己重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把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照亮，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听见——就像当年车间里的机器声，虽然早已消失，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永远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