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嘟噜的那一大套雍正的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杜翰当然知道。雍正说了，虽然我是外国人，可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里的主人了。我既然能把你们当子女一样的来看待。你们自然就应该对我像对你们的慈父一样的来感恩戴德。你们如果胆敢藐视我，或者有非议，那你们就是一群不顾伦理的匪类，还有什么活着的价值？
雍正还奉劝大家牢记纲常伦理之重要性，他告诉那些被占领区的人们，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是很远，现在我既然已经是你们的君王了，你们就只能是卑贱的下等奴隶。要好好地听圣人的话，必须要有强烈的君臣观念和意识，必须要把我这个为君者当成是父亲，不，应该是比父亲还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们的心里要是不时刻装着我这个君王，你们就是一群没有人伦、丧尽天良的地地道道的禽兽。如何胆敢忤逆我，就是老天爷也不会宽恕你们！所以，不要小看了我们夷狄，我们都是英明的君主，也就是与圣贤一样的高雅之流。而你们华夏的那些亡国君主，不过就是禽兽之类的罢了。
杜翰与那位也以儒者身份自居，却把自己死死地捆绑在慈禧这架战车上的李鸿章不一样，他感觉自己应当是个真真正正、有假包换的儒家卫道士。真是因为如此，他才百般看不上这位躲在帘子后面，实际上操纵着大清所有大小国事的叶赫那拉氏。在他看来，所谓的“垂帘听政”既有伤风化，又违背圣人之道。女人吗，本分就应当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相夫教子，打理大理家务，看好灶房足以，有老爷们在家，即使吃饭你都不能跟着一起上桌，还谈何参与国政？也不知是哪些混蛋翻腾出来这么一个“垂帘”，哼，躲在帘子后面我就不认识你是谁了？所以，这次恭亲王奕忻一发动宫廷政变，年初曾经被慈禧骂的一无是处，似乎只会混吃等死的杜翰，是一百一的跳着脚、举起双手赞成，甚至激动的有好几宿睡不好觉。
按照他的意思，奕忻等人采取的幽禁叶赫那拉氏的做法，他都觉得多余，为了免除后患，应当立即秘密处死才对。可惜，奕忻那边儿还没说服，俄国人首先不干。结果，叶赫那拉氏在俄国人的护持下，安然地去了圆明园。杜翰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
作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的杜翰，莫非真的就和奕忻、载垣等人是一条道上的人？其实不是。扳倒慈禧，这个共同的目标叫他们暂时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奕忻聪明，照旧扛着金銮殿上那位只会咿咿呀呀叫唤的同治皇帝这杆大旗，而是真的接受载垣和端华的建议，自己坐上也许本来就该属于他的皇帝宝座，那杜翰就绝对要和奕忻他们翻脸。不懂得三纲五常的，哪里能称得上是具有儒者风度？别说同治太小，就是同治是个傻子，他既然“受命于天”，那就是他的主子。他忠于的是大清，而且是皇上的大清。
当然，俄国人他也惹不起。在这方面，他和李鸿章一样，而且同样还都是“曲线救国理论”的狂热鼓吹者。甚至他自己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的造诣，并不比总是喜欢以大清第一“曲线救国”理论家和实干家自诩的李鸿章更逊色。说实在的，他根本就不相信李鸿章真的是踏踏实实的读过几本圣贤书，不过也就只是知道点儿皮毛而已。
既然是“理论家”，那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会把历史掐头去尾的胡乱改造，为了为我所用，他们总是喜欢遨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自由自在地进行断章取义，混淆视听。
“我说曾大人，不要总是拿着那些陈……”杜翰本来接着想说的是“陈糠烂谷”四个字，第一个字才出口，突然发觉不对路子。他挺挺脖子，使劲儿翻了几下白眼，就着顺脸颊流进嘴里的汗水，硬生生地把后三个字咽了下去，“自从我大清一统江山，从历代圣祖爷直到如今的皇上，哪一个不是通晓中华文化，又哪一个不是尊孔推圣？满汉一家不是光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的。可你们呢？满口说着似乎只有你们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纯粹汉人的后裔，可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藐视圣贤，捣孔庙、焚典籍，以天下大同为由，恣意掠夺私有财产。更有甚者，你们号称是给百姓以自由和做人的权力，背后却在青州城大肆屠戮满城之内的满人。据我所知，你们还在皖省虐待、杀戮俄国战俘。难怪你们对释放战俘不感兴趣了，我甚至都怀疑，胶东被你们俘获的俄军战俘，到底还能现在还能有几个幸存？”说到这里，杜翰鄙视地看了曾国藩一眼。
“呵呵……”曾国藩笑了，接着又摇摇头，“杜先生，您可是太不了解我们今天的天朝了，我甚至怀疑，像您对我们这样的陌生，你们的所谓朝廷怎么还会派您来谈判。”
曾国藩收起笑容，扫视着对面的满清代表们，“我们不尊孔，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孔孟。孔孟说的对的，我们都在继承，错误的，一概不予理睬。不仅不理睬，还要告诫全天下百姓，都要谨防走入误区。但是，我们不会焚书，更不会像你们的圣祖爷修编《四库全书》那样去摧毁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我们天朝历来是怎么说，就怎么去做，绝不会像你们的所谓圣祖爷，挂羊头卖狗肉。尊孔推圣？你也太高看你们的主子了，他们不过是迫不得已而已。倘若我们汉族不是拥有几万万庞大的族群，不是拥有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的灿烂文化史，我们还能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机会？满清巴不得叫我们整个民族毁灭。老天有眼，历史造就了我们，又毫不吝啬地给我们派来了两个伟大的领袖，我们尊贵的安、宁二王殿下。如果不是如此，再叫你们奴役这块土地五十年，我们中华的文化还会存在吗？我们天朝从来不提倡大汉族主义，天朝的官员、天朝红军中，执掌重要权力的各民族兄弟比比皆是，天朝一视同仁。但是今天，作为一个汉人，我为有你这样的同类感到羞耻。”
说着，他把目光由杜翰转向僧格林沁，“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我们汉族先天所具有的种种优势，我们这个民族就会像今天的蒙古族兄弟一样，逐步走向灭亡，甚至比他们更惨。”
入关后清王朝所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凡是在座的双方代表，没有人敢说不知道。他们把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都规定为只能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所谓“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一种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汉人复兴，清王朝长期实行的是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他们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允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所谓“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了牵制、防御汉人而设置的，但是在入关之后，却成为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改造，而不断得以强化。
八旗中固然也有着所谓的汉军八旗，但是不要忘记了，八旗既是一种政治、军事组织，又是一种生产、生活的组织，八旗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其中自然类似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通婚的等等民族隔绝政策。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经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为是否在旗，而根本不知其民族为满还是为汉。
对汉族的民族隔绝政策，早在康、雍、乾三代，在蒙古、西藏和新疆的问题上，表现的尤其明显和突出。
蒙古、新疆、西藏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单从“新疆”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来，清王朝认为这是由它带来的新领土。因此，在处理这三个地区最根本的思路上，清王朝是将它们当成是满族的领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领土，故此严格禁止汉人移居其中，并将当地原有的人民，看作是他们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其与汉人间的相互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基本上保留了那里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还有意地制造了一种相对汉人，满族与蒙古、藏族、维吾尔族才是一个钢铁政治联盟的印象。两个简单的例子即可以揭示以上的论断。清王朝在颁发给当地官员的关防上，所刻印的只有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绝对不会刻上汉文。而上述三地权贵在朝见满清皇帝时所走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的再三斟酌，尽可能地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是所有的汉人地区。满清皇帝接见蒙古、西藏和维吾尔首脑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紫禁城，却是在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境内内的承德。这种“接见”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会盟”似乎并无区别。
在清王朝的法律制度上，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了起独自的法律体系。他们在中央六部之外单独设置了所谓的“理藩院”，专门来处理与这三个地区相关的事务。他们将西藏地区的最高官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官员“伊犁将军”等重要职务，都规定为了“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也定为了“满缺”或“蒙缺”。很显然，满清王朝制定的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关照什么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最终如何统治整个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这才是它统治了中国至今两百多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至今两百多年的重要原因。满清的这种统治，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者的行为。
（让我们一起为四川地震灾害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为那些被瓦砾压覆着的孩子们，默默地祈祷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