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郡守府邸，庭宇深广。
秋阳透过高窗，落在铺地的青砖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界限。
斐潜一身常服，坐于主位，并无多少奢华装饰，唯几案之上堆积的文牍舆图，昭示着主人日夜的勤勉与权柄的重压。
堂下许褚持钺而立，宛如铁塔一般。
曹操推衍的也不能算错。
斐潜确实是移军到了河内一带，并且派遣张辽进攻朝歌，剑指邺城。
因为这本身就是战略上的需求，算是明牌。
一方面是大军在河洛长期就食，给河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转移到了河内之后，利用这一段时间姜冏朱灵收集的粮草，以及程昱的『赠与』，也就相对会轻松一些。
另外一方面，汜水关斐潜确实可以打，但是明显弊大于利，只要不是头脑发昏，斐潜定然不会选择强攻汜水关，而嵩山一线又是多山道崎岖，不利于骑兵展开作战，若是和曹军在嵩山反复争夺，利于曹军的步卒，却无法完全施展出骑兵的犀利。
而当下，斐潜在河内，不仅是安排民生政务，军事行动，还要见一个人——
崔琰。
老曹同学预定的背锅侠。
作为冀州土着，他是天然的代理人，白手套。
崔琰感受到了危险的降临，他必须要自救，于是在派遣了子弟前往幽州效果不显着之后，他也就只能冒着『危险』，前来拜见斐潜。
当然这个所谓的『危险』，如果早上两年，那就真的是危险，而现在么……
同样一件事，时过境迁，自有不同。
崔琰在侍从引导下步入堂中。他头戴进贤冠，身着深衣，步履从容，仪态端方，眉宇间既有士族高门的矜持，亦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忧思。
崔琰缓缓行至堂中，依礼长揖，然后拜见。
『山野鄙人崔琰，奉河北诸友之托，拜谒骠骑大将军。将军虎步河朔，威德并施，涤荡胡尘，安辑百姓，琰虽僻处乡野，亦闻风而仰止。今得睹威仪，幸甚至哉。』
崔琰缓声说道，显然是多有准备，一句话里面，透露出来的意思何止三层？
斐潜已经过了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指点一番的年龄，所以他即便是听出来了崔琰的意思，也没有点出来，只是目光平静地打量他片刻，方抬手示意，『季珪先生，清河名门，海内大儒，不必过谦。赐座。看茶。』
侍者引崔琰于客席坐下，又是端来了茶水。
香茗氤氲，一时无人言语，唯有堂外远处隐约传来的操练号角声。
谁先说话谁先输。
这似乎应该是小儿之间的赌气争斗，却变成了华夏的上位者很喜欢玩的一种模式。自觉高傲，不求于人，所以都是别人来求他，自然就要位于下风，要先开口而求。
崔琰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就捧着茶碗喝茶，不紧不慢，似乎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喝一碗茶。
斐潜却放下了茶碗，『先生此来，非仅为慕虚名而来。关东局势，波谲云诡，曹孟德挟帝西向，兵锋虽暂止于汜水，然其志不小。关中惧之，心绪惶惶。先生可有策以教？』
崔琰愣了一下，甚至有些下意识的举起手想要掏耳朵的动作，然后才反应过来，『大将军……这……说笑了……』
斐潜笑了笑，却不再应话。
对于斐潜来说，崔琰是某种程度上的『反对派』。
杀了，自然最为简单。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崔琰不服，就屠尽崔氏，清河郡再有人不服，就屠灭清河，杀一日还有反抗就屠十日……
这无疑是后世键盘侠最喜欢的言论举措，而实际上这依靠杀戮而降服的言论，几乎就是在替小辫子漂白，也是为了小鬼子洗地。
有一些人总是认为恐怖和屠杀是一种高效、彻底的统治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如果斐潜是侵略者，他自然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是规划者，他必须小心的走好每一步。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纯粹依靠恐怖维持的政权是极其脆弱的。它可能在一时之间压制住反抗，但同时也埋下了更深刻、更强烈的仇恨种子。一旦统治者的威慑力出现丝毫减弱，反抗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
而且『征服』与『统治』本身区别就很大。
杀戮可以征服一片土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但无法真正统治人心。有效的、长久的统治需要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争取民心（或至少是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默许）。小辫子入关后，初期有血腥镇压，但最终也不得不采纳文化体系、开科取士来笼络士族豪强，以实现长治久安。
键盘侠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时，多维度的思考显然令他们无所适从。而不服就杀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迎合了这一部分人寻求思维捷径和心理快感的需求。它不需要理解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只需释放一种原始的暴力冲动。
这种言论往往源于对力量的一种幼稚崇拜。它幻想存在一种可以无视一切规则、纯粹由暴力定义的权力，并将拥有这种权力视为终极的政治治理手段。
斐潜需要的是『征服』么？
不，斐潜需要的是『统治』。
崔琰略一沉吟，便是拱手而道：『大将军快人快语，琰亦不敢虚言矫饰。诚如大将军所言，河北士庶，确有望骠骑如大旱之望云霓者。然，观望之余，亦不乏深忧。』
斐潜点了点头，示意崔琰继续。
崔琰面露诚恳之色，说道：『河北所忧者，乃大将军之新政也。琰尝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今观大将军新政，颇有振聋发聩之处，然琰私心有所惑焉。昔周公制礼，孔子述经，皆所以明人伦，正人心，此华夏之根本也。今大将军兴工学，倡匠技，乃至商贾之事，皆授官秩，是否恐有本末倒置之嫌？传有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若匠械之巧重于诗书之教，琰恐礼崩乐坏之渐也。』
斐潜微哂，『先生之言，乃老生常谈耳。昔管子治齐，设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遂成桓公霸业。太公望亦出于贩鬻之间。岂可谓商贾无益于国乎？周礼亦有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禹圣，尚躬亲治水，手胼足胝。墨翟之守，公输般之械，皆利国利器也。今先生独尊诗书，而轻百工，岂非偏颇？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若固守陈规，何以应世变？』
崔琰自称『野人』，斐潜也就顺势称其为『先生』，两人默契的回避了一些问题。
崔琰颜色稍变，但是依旧说道：『大将军引古证今，琰受教。然论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民无知，方能畏天命，敬大人。若使匠役皆通文墨，商贾尽知法令，则上下之序乱矣。琰恐其如决堤之水，一旦漫漶，难以制也。』
斐潜正色说道：『先生谬矣！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若愚昧，邦本何固？昔卫文公衣大布之衣，务材训农，通商惠工，遂能中兴卫国。若依先生之言，使民愚昧以驭之，此非治国，实乃牧畜也！孔子曰，「有教无类。」何以先生之教，独限于衣冠士子耶？』
崔琰额角微微见汗，又是再拱手而道，『大将军言重矣。琰非欲愚民，实惧礼法弛坏。观大将军治下，颇多更张，其势甚急。譬如均平田亩，其意虽善，然似与民争利，恐失豪右之心；又设考功课吏之法，似弃乡论清议，而专尚刑名术数，琰恐长此以往，礼乐不兴，仁义弛废。昔日暴秦之亡，皆因苛法峻制，不施仁恩。大将军乃汉室柱石，当以儒术为基，缓图王化，何以效商君之急策耶？且土地乃祖宗所遗，举荐乃乡评清议，此二者实系国本。琰恐人心动摇，非社稷之福也。还望大将军缓图之，以安天下士人之心。诗云，「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宜怀柔也，自然天下归服，还请大将军三思。』
还『怀柔』，还『缓行』？
比起其他穿越者来说，斐潜都已经算是够慢了。若是按照所谓『正常』速度，斐潜现在都应该是开拓外太空，平行宇宙去了……
斐潜默然片刻，似乎在感慨着一些什么，然后缓缓的说道：『吾尝读史，有一事不明，愿先生教之……自孝武独尊儒术，迄今四百年，何以胡佛之教，反行于中土？彼教义理浅薄，多有愚蒙之言，何以能动华夏之民心？』
『胡佛？』崔琰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是说缓行么？
跟佛又有什么关系？
关中……
不是五方上帝教么？这不是道系的，而是佛系的？
崔琰一时之间有些思维混乱起来。
他并不知道，斐潜的感慨，并非是针对于崔琰个人，而是对于历史。
百姓愚昧么？
确实。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在历史长河当中，百姓如河内的鱼，奋勇一生，为得就是在上游去产卵，然后鱼卵顺流而下，变成小鱼之后又是再继续父母的道路。
有熊年年立于河中，岁岁饱餐，可是鱼群之中绝大多数鱼，都不会管落入熊嘴里面的鱼是如何的苦痛。
唯有极少数的鱼，试图脱离河流的束缚，跃出水面观察四周。
崔琰是其中一条。
孔子也是。
斐潜则是另外一条。
若是历史真的按照孔子所规划出来的路线，指引的方向去走，华夏会很精彩，很强大，很辉煌的……
孔子说，『有教无类。』
他们表面上都说好，说遵从孔圣人的教诲，然后『有类方教』。
儒教，被汉武帝捧上去了，也就和下面的脱离了，高高在上，飘在云端，却忘记了孔子当年是坐在树下，走在乡野之中，传授知识道理。
脱离出来的间隙，原本应该是本土教派，道教的生存空间。
但是道教么……
也想要『上进』啊！
道教觉得儒教待着的那块云彩，原本是属于道教的啊……
两家在上面争，下面光明照耀不到的地方，自然就有黑色或是灰色来填补。
于是乎，才有了佛教兴盛。
佛教敏锐的察觉到了历史上儒教道教在中下层的空白，于是便渗透进来，填补了这个『缺口』……
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求，是一种本能。
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心灵的慰藉与内在和平，普世的道德规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哪一项不是儒教，或是道教，亦或是佛教等的『本义』？
是人类本身需要这些，所以才有了各种『教派』，而不是有什么『神圣』、什么『天帝』闲着无聊玩耍，才有了人类。
就像是皇帝。
先有六国，方有始帝。
先有民众百姓，才有国家，然后才有皇帝。
对于教派来说，其权威来源于『信仰』，而对于皇帝来说，其权威来源于『公信』……
两者名称不同，但是实际上是类似的。
斐潜没有着急说什么。
崔琰思索了片刻，说道：『胡佛之兴……盖因世道昏乱，黎庶苦厄，故求寄托于来世耳。亦或道家清静无为，未能慰藉人心，遂使胡教乘虚而入。』
斐潜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先生所见，与某略同……不过……』
斐潜停顿了一下，看了崔琰一眼，说道：『儒教本源于先秦，孔子删述六经，开私学之先，本有教化万民之志。然自秦汉一统，儒术为帝王所用，渐成官学。其学日尊，其道日隘。士族垄断经义，以繁琐章句为能事，以清谈玄虚相标榜，于民生疾苦、国家实利，反是漠然视之。先生仅言道家清净，却不知这儒学之锢，又是如何分说？』
『这个……』崔琰目光闪动，心头念转。
『自董仲舒倡天人三策，儒学遂为帝王术。其时经义本为治世之要，然如今竟成门阀攀附之阶。试看太学诸生，万人诵经，竟为求「师法」「家法」之异同而争论不休。章句之徒皓首穷经，于《尧典》二字注疏至十余万言，于《禹贡》山地考据至数万语。这般学问，与贩夫走卒何干？与饥寒百姓何益？』斐潜神色渐渐锐利，『更可叹者，豪族子弟以经学为晋身之阶，互相标榜清流，实则结党营私。彼等终日高谈「天人感应」，却不见饿殍遍野；空论「春秋大义」，竟无视吏治腐败。如此儒学，已失孔孟济世之本心，自然难慰百姓疾苦。』
说到此处，斐潜叹息一声，『反观胡僧，虽无精深义理，却肯躬身行善。设粥棚于灾年，施医药于疫时，更以轮回之说，给苦难众生以虚妄之盼。百姓岂辨经义高下？但知谁人施粥治病耳。儒门自缚于经卷，佛门却行走于阡陌，此消彼长，岂非必然？』
崔琰知道这说的是佛，但是又不是佛。
崔琰思考了片刻，便是快速的说道：『大将军所言甚是。胡佛言轮回往生，不过以虚妄之乐诱引愚众，岂真能解民生之困？』
崔琰轻轻抖了一下衣袖，声调也似乎因此而有点激昂起来，『儒门纵有流弊，然《周礼》言制度，《尚书》载治道，《春秋》明大义，皆实实在在治国安邦之术。岂因章句之徒迂腐，便全盘否定圣人之道？』
停顿了一下，崔琰偷偷瞄了斐潜一眼，压低了些声音，『若论蛊惑人心，何止胡佛？昔日五斗米道割据汉中，以符水治病聚众……更有那太平道以妖言惑众，致天下大乱……此等邪说，较之胡佛尤为不堪是也……』
崔琰是在说道，但是同样也不是在说道。
『儒门积弊非一日之寒，自党锢之祸以来，清流之士多遭禁锢。且看今日朝堂，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正人君子皆避祸于林下……』崔琰微微倾身，似乎在感慨，又像是在表示什么，『冀州名士儒者，如今空怀经世之才，却不得明主以事啊……』
崔琰叹息一声，语气又是很快的转成了慷慨，『若得明主振衰起敝，重开白虎观讲经之盛况，使通经致用之士各得其位，以《禹贡》治河渠，以《周礼》整吏治，以《春秋》决狱讼，何须假借胡佛之术安顿民心？若得良材辅弼，修明政教，则百姓自然归心，何患胡教之蔓延？』
斐潜看着崔琰，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有人说，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汉帝国体制在历史实践中，其内在矛盾与外部社会基础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结果。然后就必然言其是在西汉『皇权』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种子。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溃。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汉代给出的答案，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然后怎样选拔官僚？
察举制度。
然而，察举的标准是『道德』和『学问』。
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修习儒家经典、积攒名声。于是，官僚的选拔源头，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
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结果催生了新的、更稳固的世袭阶层。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实也都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这种理论，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现在，斐潜明知道不同，还是要谋上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