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28日，严寒中的东京，晨曦中的街头。
一栋高楼之下横卧着一具脑浆迸裂，鲜血四溅的女尸，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事发后，一个小时之内，日本警方人员和日本记者迅即赶到了现场。
调查结果为，死者方某，年龄二十九岁，系华夏沪海籍青年女子。
死因确认为跳楼自杀。
日本警方经过现场勘察，除了在死者身上找到的一纸血迹斑斑的遗书，再没有发现死者任何的遗留物。
遂通知华夏使馆，请其代为处理善后事宜。
而在使馆所收到的这封遗书里，方姑娘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赴日原因和自杀动机的。
“我名叫方萍，来自沪海，是一个普通女工。因听人说日本赚钱容易，也想走出国致富的道路，来之前，尽管有人说起‘异国并非天堂，来日本的人干的都是极其低微又艰苦的工作’，但我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即使收入只有当地人一半不到，但比起国内还是高多了。一年前，我和昔日同学李凌重逢，他两年前留职停薪去了日本，已经相当阔气。答应我只要有两万元就能帮我办到日本，而且许诺到日本后，还会帮我解决工作问题。保证一年有三百万日元的收入。我的家人为我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东拼西凑，拼上家底才为我凑足费用。原本我指望在日本辛苦几年，就能靠打工还清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却没想到被李凌用欺骗手段骗到这里后，不仅我所带来的东西钱财和证件皆被夺走，而且被他和另一名沪海人诱迫强暴，并强迫我以色相骗钱，做有损国格和人格的坏事。如不应允，他们就打我，虐待我，我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又无颜活在人世……”
这件事被隔天的《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刊发。
所以第二天一早，随着当天的报纸出现在日本各大城市的街头，在日的华夏留学生们立刻就有人注意到了这则惨绝人寰的消息。
尤其是在日沪海人的群体，登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奔走相告，把刊登这个消息的报纸手手相传，很快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
有人好奇询问那个方萍底细的，有人痛骂那两个骗子的，有人哀叹这场惨祸的，替方萍家人感到痛心的。
但更多的人，还是不免心生兔死狐悲和同病相怜之情，从方萍惨死在异乡这件事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于是那些同在东京的沪海留学生们，为了方萍的遗骨能早日回国，立刻自发性的开始了募捐活动。
褚浩然也是沪海人，而且因为他帮助过的留学生不少，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不用说，他知道了也就等于宁卫民知道了。
毕竟在他所认识的人里，也只有宁卫民财力充裕，而且为人仗义。
哪怕宁卫民不是沪海人，他也确信宁卫民不会袖手旁观的。
果不其然，当他打电话对宁卫民说了这件事之后，宁卫民毫不犹豫就表示愿意帮忙。甚至还不仅如此，宁卫民马上就联系了使馆的熟人，打探了一下事情目前的情况，表示了个人捐款的意愿。还问清了出事的地点。
随后便开车接上了褚浩然一起前去拜祭。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有点惊讶地发现居然不止他们想来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同胞送行。
事发现场居然已经有不少留学生和他们想到了一起，自发的前来了。
在警方遗留痕迹的路边，十几只或黄或白的菊花就摆在路边，旁边还站着四五个人。
大概是大家都财力有限吧，每人只带了一朵花来。
这无疑也让逝者的结局显得更凄凉，让这个名叫方萍的姑娘短短的一生充满了悲苦的色采。
至于宁卫民和褚浩然，他们把车停好之后，每人抱着一大束搭配好的菊花走了过来。
他们西服革履的体面衣着和如此的做派，立刻就让其他人误会了，大家都以为他们是使馆的代表，于是立刻就有人追过来询问。
“同志，现在进展怎么样了，你们联系逝者的家人了没有”
“同志，死了的那个姑娘后事怎么安排的还那两个坏蛋呢，找到没有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啊。”
“同志，我们凑了点钱，怎么交给方萍的家人啊你们有联系方式没有”
听口音，这些人全都是沪海人。
宁卫民只好解释，“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使馆的人。我们只是看到报纸后，自己前来拜祭逝者的，有关这件事的后续状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家要想知道，恐怕还是得自己去问使馆的人。”
但即便如此，他的京城口音也依然惹人侧目。
仍然有人吃惊地问。
“你们也是自己来的可你……你的口音……你们不是沪海人吗”
“我不是，他是。”
宁卫民先回头指了指跟着自己的褚浩然，然后又反问对方。
“京城人也能来的吧大家都是华夏人，对吗”
对方顿感尴尬，问话的人意识到了自己问题的愚蠢。
“对不起，我……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只是……”
宁卫民也不以为甚，都是同胞，犯不上计较。
“别在意，没事的，不过你们既然都是沪海人，那有谁和逝者认识吗”
他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却没想到这些人都摇了摇头，原来他们也和他一样都不认识这个姑娘。
这倒是让人相当意外的情况。
不为别的，就因为在东京生活，时间对华夏的留学生永远是奢侈品。
大多数的留学生在经济上都是很窘迫的，别说不可能像宁卫民这么自由，就连有一技之长的褚浩然也比不了。
大家不是要打工，就是要读书，剩下的时间除了吃饭，都不够用来睡觉的。
如果他们和逝者也并无多少关系，只是看在同乡的份儿上，才在早上赶过来的，那么他们一定是请了假了来的，这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实际的代价。
要知道，国内的人此时惯以为沪海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市侩鬼，有几个人能相信沪海人会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事儿，做出这样的牺牲
要不是宁卫民今天亲眼所见，要不是他的身边有姚培芳这样聪明能干的沪海姑娘，后来又认识了褚浩然这样竭尽所能帮助同乡沪海人，恐怕他也不能轻易相信。
但现在他得说，谁要随便开地域炮，真的就是一种成见。
就冲这些人这份古道热肠，他们就都是自己可亲的同胞。
谁说华夏人只会互相拆台，自己人坑自己人的
他就在这些同胞身上，看到了华夏人值得信赖和令人温暖的善良本色。
所以做完了该做的事情之后，宁卫民也没立刻离开，而是和这沪海人攀谈了起来。
正所谓小事见人品，大事见人性，无事见人心嘛。
他觉得这些人今天能自发过来，人品就是过关的，而他在日本肯定还需要更多人手，与其雇佣日本人，为什么不雇佣自己人呢
他很想多了解这些人的情况，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让他们为自己做事。
没想到他多留了这么一会儿，随意聊了几句，竟然还从这些人的嘴里听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事儿，知道了更多在日留学生的心酸。
他也就越发觉得自己不该像过去那样，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而是应该承担起某些责任来。
“你们都在哪儿上学啊都来日本几年了”
宁卫民率先问话，不过对方却保持着警惕。
“啊，你是要查户口吗”
“不是，我就随便问问，我手里有一些工作机会，我可以介绍给你们啊。你们想打工吗”
“哦，还有这样的好事”一个留着三七开分头的男青年撇撇嘴，显然不敢轻信，随后又问，那你的工怎么个算法
“什么怎么算法”宁卫民一愣，没明白他的意思。
还是褚浩然相关经验多，提醒了他。
“他的意思是，你要抽多少钱”
“抽钱”
“对，比如说一天一万円的工，你从中抽多少”
宁卫民顿时感到好笑，忙不迭摇头。
“不不，你们误会了，我不抽头儿，我就是看在大家都是同胞的份上，才会介绍给你们工作。”
然而他越这么说，越有点越抹越黑的意思，显然对方的神情表现出了更大的不信任。
没办法，宁卫民也只好挑着不好的地方说，尽量让事情听起来靠谱些。
“当然，收入也不会太高，一份工差不多也就六百日元一小时吧，不过，会管饭的。你们感兴趣吗”
“感兴趣，当然感兴趣，六百日元虽然不多，接近东京最低小时工资了。可要真能实打实的拿到手也行。”
终于，有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表示出了兴趣，认真的接话说，“你说的工在哪儿，干什么工作你的工适合我们女生打吗”
却不料她的信任却引发了旁人的干涉，“小红，我们和他们又不熟，你怎么回事，这么轻易就相信人，你好好看看这里，骗了那个姑娘的骗子可还没找到呢。你也小心被人骗。”
可小红也是个有主心骨的姑娘，马上就谢绝了这份好意，“行了。就你杞人忧天，真正的骗子，才不会来这里呢。再说了，被他们骗也好过被其他人骗，起码看他们的样子，像是混得很不错啊，也不招人讨厌。哪里像我刚那个咖啡店老板，天天毛手毛脚，总爱站我身后贴着我说话，工钱却吝啬得很，只肯给我五百円一小时，每天还只给我六个小时的工。我要是再不换个工作，不是被憋屈死，就是被饿死……”
“你又来了，你就是在发泄。”
“那又怎么啦再不让我发泄发泄，那我就别活了。人家日本人都在准备过年，我们每天却在闯关，一个难关接着一个难关。我要打工，我要还钱，我家里还欠人家钱呢，我还有别的选择嘛我只能这样……”
说着，她充满希冀的望着宁卫民，“这位……同胞，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工作”
宁卫民自然不好再卖关子，便直话直说。
“你嘛，日语水平怎么样餐厅接待愿意做吗如果愿意的话，我就给你安排，餐厅在银座。每天六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都可以，可以管两顿工作餐，看你时间。”
“银座太好了，我读书的学校就在日本桥附近，很方便啊。我日语没问题的，我在国内就是学日语专业的。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嘛，我现在就在咖啡厅工作的。真要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我就太感谢了，可你要戏弄我，我真的受不了，你确定你没开玩笑吧……”
而这下根本不等宁卫民在说话，褚浩然就挺身而出，替自己老板出面作保了，“没骗你，你们不认识他，就去问问京城来的人。他是宁卫民，坛宫饭庄的总经理。在东京的京城人都知道他。至于我，我叫褚浩然，我常在高田马场给咱们同胞免费介绍工作，你们要是不信我的话也没关系，你们去问问那些去过高田马场找工作的人，知不知道我。他们会告诉你们，我的作保可不可信。”
这下子可好，这话一说，不但那个叫小红的女生乐了，连刚才劝她谨慎的那个人也凑过来索要工作机会了。
“宁经理，褚兄，抱歉啊，刚才是我多心了。不过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不知者不罪嘛。我也想换工作，看在同胞的份上，你能不能也关照关照我……”
“你目前在哪儿打工啊你个人是个什么情况也是留学生嘛”
“我叫龚磊，我是来日本读法律的，现在是在一个面包厂给日本老板打工，老板只肯让我们华夏人在夜里工作，我也是天天熬夜，真有点受不了……”
听他这么说，小红也替他争取，“宁老板，要是还有工作机会的话，你最好能帮帮他，否则的话，他弄不好会出事的。你可能不知道，和他一起打工的人，两个月前就因为长期熬夜死了。”
“死了”
“死了。”龚磊相当伤感的说，“那是个扬州人。比我要早来半年，我还是靠他帮忙才找到的住处，我和他本来一直合租一间四坪半的小房间。结果两个月前的一天，就出事啦……中午我醒来，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躺在床上没有动静了……可我当时只认为他睡得太熟，哪知道上完课再回去看见他还直直地躺在床上，我以为他还在睡觉……我就摇晃他，想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结果发现他已经没呼吸，人都凉投了，什么时候断的气都不清楚！……”
这话说完，可算是凉水倒进了滚油锅了，其他几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说的是唛头吧，他也很可怜啊，比不那个跳楼的姑娘好多少！”
“可不，他在东京真是省吃节用呀！连写信的几十円都舍不得花，总要打听，有什么人回国托人带回去！”
“听说他除了在面包厂干，白天还要去渔场打工……”
“是呀！钱凑够了10万円，就往回捎，都不在他身边留着。”
“他是活活累死的，舍不得吃，晚上就啃面包厂的硬面包吃，再加上近来情绪也不好，听家乡来人说关于他的老婆的传闻。他在这儿拚死拚活的挣，家里却糟踏他的血汗。想回去还不让，他老婆就让他留在日本挣钱……”
“继续留在日本挣钱！说的可真轻松，想留就能留！日本的法务省是干什么吃的，入管局是干什么吃的，真是想的太简单了……”
他们好像都知道龚磊和小红说的人是谁，于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几乎完整的被这些人在宁卫民的面前勾勒了出来。
东京的冬天是很阴冷的，尤其是在这么个地方，宁卫民从心里感到泛凉意，他不能不正视现实，他的同胞们构成了东京社会的最底阶层。
他真的没想到，他们不但学业和生活没有保障，就连生命和人格也没有任何的保障。
背井离乡，何其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