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转眼间已是嘉庆十五年初春。这一日金正喜也应了阮元之邀，前往衍圣公府，与阮元一同品茗。阮元这日也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华山庙碑》，与金正喜一同观赏。阮元这日眼看弟子从朝鲜入京城，远来不易，便也特意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杭州名茶“龙团胜雪”，和以江南清水，一时香气四溢，盈室不绝。
“老师，这种茶便是杭州龙井吗？”金正喜方才饮下一口，自已暗觉回味无穷，对阮元道：“学生在朝鲜这些年，也曾收到过中国茶叶，其中不乏佳品，可与老师这‘龙团胜雪’相比，却都要逊色多了。”
“是吗，这样的茶，在杭州也是极品啊，平日我饮茶之际，都不舍得用它呢。”阮元也对金正喜笑道：“可是元春啊，你虽说是第一个称我为师的弟子，但这二十年来，你我也就见过这两三次，这样回想，我这个老师做得是真的不称职啊。如今你我相会之景，也不知日后何时才能重现了，所以今日，我不能用最好的茶相待于你，或许就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啊？”金正喜字元春，这里阮元便以字称之。
“老师说哪里话？学生也是前年方才在朝鲜考中进士，这一次来中国，总算是做上官了。朝鲜国内，也是连年通使中国，这样说来，日后或许学生还有机会再来京城呢？”金正喜也谦辞道。
“是啊，或许对你而言，确是如此，可我这二十年啊……”阮元回想乾隆八旬万寿至今，正好是二十年，自己历任两省学政，算是署任，也有两省巡抚，人生足迹也已踏过中原六省，也正是如此，自己心中才多了一份漂泊不定之感，清楚如今在京的日子，或许也不过是短短数年罢了。这样想来，也不觉有些伤感。只是金正喜毕竟远来不易，又何苦在他面前抱怨仕途之事？想到这里，阮元也改变了话题，问金正喜道：“元春，你看这华山碑，笔法却是如何，相比于王右军、宋四家，是不是别有一番风景呢？”
“是啊，老师，学生平日在朝鲜所见书法，也大多是上承右军四家的书札笔法，可这种刻于石碑上的文字，却又是大有不同，笔法端正，下笔从容规矩自不必谈，单说这笔力，能将所书文字刻于碑内，这笔力若是弱了，也是决计不成的啊？”金正喜道。
“是啊，世人囿于见闻，往往以为，书法唯一的样子，便是王右军、宋四家笔帖那般模样，可这自汉魏入唐的碑法，却是罕有人知啊。”阮元不觉叹道：“其实依我之议，这书法本有两派，最先可称之为书法的，便是这种碑上书法，汉魏书法，大抵因碑而行，之后由晋而入北朝，乃至唐初，碑法亦是天下风行之作。而王右军的书法，则只是贴法，贴法自然也是书法，却并非唯一的书法啊。入唐之后，唐太宗好贴学，由此贴法便开始盛传，入宋之后，竟致天下书法，皆以贴学为宗，这上古碑法，竟渐渐无传。若不是国朝多有古碑出土，同好又多有临摹，汉魏碑法只恐便成了绝学啊。”
“是啊，老师之学，贯通古今，学生更是佩服啊。”金正喜也对阮元道：“国中亦有许多雅善书法之人，可言及书法，便只有右军、四家、赵孟頫之属，却对这汉魏碑学，全然不知。这便是老师所言‘虽好古，而不知古’之人吧？老师方才之语，学生听来，也是顺理成章，可若不是老师学问深厚，又如何能贯通古今，有此至论呢？”
“是啊，读书治学，虽说其根本在于训诂，可唯知训诂，却并非真学问啊。”阮元回想自己治学之事，也对金正喜道：“眼下治学，训诂之事，自可遍读先贤之书，一一罗列，可许多人却不知道，这仅仅是罗列堆砌之道，却并非真正的学问。若说真学问，其一在于博采前贤之言，不为后世臆断所误，其二，便是有所取舍，自成一道了。此二者，便是所谓‘学识’，空自读书，而不能有所发明，便是学识不足之象。而‘学识’之成，其一在于兼通百家，其二，便是为官为人，当有所实践了。‘学识’之成，犹需平日勤学不辍，切不可有那顿悟之念。元春，你在朝鲜也是两班出身，又取了进士，日后前途自是不可限量。这实践之事，可切莫忘了啊。”这番话也是在劝金正喜读书不要执着于训诂考据，而是应该以“学识”作为自己读书治学的目的。金正喜听阮元言辞真切，也是赞叹不已。
阮元所言“两班”，则是当时朝鲜国中官僚世家的泛称，这时朝鲜高层官员，大多被少数人垄断，这些人在朝堂上分为文武两班，久而久之，时人也就以“两班”称呼朝鲜官员。可金正喜听阮元说起为官之事，却也只觉他言语之中，竟有些遗憾感叹之情，当是念及自己如今，也是贬谪之身，无从施展抱负了。便也劝阮元道：“老师，您如今虽然能办之事不多，可在学生看来，老师乃是大清国中，文治吏事俱能兼通的第一流人物，甚至老师于治军之上，亦有所长，既然皇上没有遣戍老师，也没有让老师罢官归乡，那学生以为，皇上心中，还是想重新启用老师的。老师对此也切莫消沉，日后若能起复，老师自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办些有利于天下的实事啊。”
“哈哈，元春，不想如今这个时候，竟需要你来安慰我啊。”阮元也不禁笑道：“老师这番贬官，又算得了什么呢？老师今年四十七岁，你想想东坡先生四十七岁的时候，在哪里啊？困居黄州，所能为者，也就只剩下煮食猪肉了。我如今还能在文颖馆修书，又有何不知足呢？更何况，天下之间，需要做的事太多了，督抚封疆是做事，修书治学也是做事，老师无论放外任还是做京官，总是有事可做，又谈何消沉呢？”
“哈哈，老师心境，也比学生所想更加豁达啊？”金正喜不禁笑道：“只是学生再过些时日，也该回朝鲜了，此次与老师一别，也不知日后是否还能相见。老师学问政事，学生只这般听老师相言，却也是意犹未尽，老师可有治学为政之书，能赐学生一部？学生回朝鲜后，定当细心研读，定然不忘老师今日相教之恩。”
“治学为政之书？哈哈，我本也想着，若是平日文章积存多了，便自编文集一部，可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做啊？”阮元也对金正喜笑道：“不过，我扬州的表弟仲嘉，平日对我在杭州所办之事，记录甚详，他将这些事编为一书，名为《瀛舟笔谈》，现在还没刻，但他给我抄了一份过来，这抄本你便拿去吧。我若是需要这书，却也不难，向仲嘉再抄一份就是了，可你远在海东，这样的机会，却是难得了啊？”一边说着，一边也从书架上寻了一匣手抄书过来，将这书送给了金正喜。
“学生谢老师赐书之恩！”金正喜当即对阮元拜道。
“切莫如此，这书不过仲嘉随笔之文，却是不能同那上古先贤之道相比的，你又何必行此大礼呢。”阮元对金正喜道：“我治浙之事，你愿意看看，也好，但千万记住，其中之事，可学而不可仿。为政之事，时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有此三不同，具体为政之法，便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若是一味剿袭前言，不顾这时地人三者之别，则同样的为政之法，再行一次，定然弊大于利。还有，即便你日后在朝鲜，若是有事需要问我，也自可托使节送来京城。如今衍圣公府在这里，无论我在京亦或外任，你都可以让使者把信送到这里来，我自然能收到，若是日后需要什么刻本，也只管告诉我，我能找到的，就帮你带过来，如何？”
“学生多谢老师照顾了。”金正喜再次对阮元谢道。
不久之后，金正喜便即告别阮元，回归朝鲜去了。而为了纪念阮元对他的指点帮助，后来金正喜自取字号之中，便有一号名为“阮堂”。至于碑学，二人之后也多有建树，阮元很快完成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两篇书法理论着作，大力宣传碑学，金正喜也对古新罗碑刻有所研究，在朝鲜推动了碑学发展。
这日阮元与孔璐华一道，去了京城东郊送别金正喜归朝。看着朝鲜使臣一行渐渐远去，孔璐华也不觉对阮元调侃道：“夫子，你这个学生……算是你大弟子吧？以前只听你说，现在看到了，才真的相信，夫子学生还真是遍布天下呢。”
“是啊，元春若不是神童，怎么会那般年纪，就随着朝鲜使团来了京城，又见到了我呢？这样想来，我考中进士是二十六岁，元春科举这条路，走得也比我快啊。”阮元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