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5章 山西票号
“我看就以此作为教育方针和校训吧。现在已开春，什么时候开始招生？我觉得越早开始越好。”黄炎培说，“前清的教育体制并不齐备，如果一定按照标准卡住，那是没有多少合格的学生来就读高中以上学校的，我看现在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招生。首先举行入学考试，达到标准的，直接插班，没有达到的先进行补习，然后根据个人程度的不同，在秋季开学时安排到不同年级入学。
“好，动用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日报》的力量，尽快把这个信息全部传播出去，特别是在南方加强宣传的学生。”秦时竹想了想，“外语学习，至关重要，我看是不是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
“从高小以上开始安排如何？语言这个东西，越早学习越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师资短缺，安排高小以上应该没问题吧？”葛洪义想起当时自己有很多同学学外语非常痛苦，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及早落实。
黄炎培苦笑了一声：“莫说高小，就是初中能全部开出来都勉为其难。这样吧，我尽力而为，但不要一刀切！”
“不管怎么样，高中以上学校必须开设外语，主要是英语；在高专以上，可以学习其余外语，如日语、德语、法语、俄语也要重视之。”秦时竹斩钉截铁的地说，“这个教师要是不足，我想办法从外国聘请！”
秦时竹要来山西，蓝天蔚也很兴奋，上次京城兵变，秦时竹及时向他通报，并授意他虚张声势。蓝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老袁的做派。对秦时竹的应变之道，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沈麒昌、熊希龄的先期到达，更是平添几分亲切。
沈、熊两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兴办实业、开采煤铁和筹建分行，两人一到太原就陆续拜见了山西绅商和各界名流。
他们走之前，秦时竹和沈麒昌有段对话：“山西煤铁矿富集，列强垂涎已久。岳父可知其详？”
“听说一点，光绪二十三年，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弃官从商。唆使山西巡抚胡聘之以晋丰公司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与意大利商人共同开发孟县、平定、潞安、泽州等地矿产，双方签订了合同，将山西矿权全部卖给了外国，各列强纷纷插手，要求利益共享。山西人士拍案而起，要求收回，清廷见众怒难犯。将山西矿权收归总理衙门所有，从那以后，我深知矿权重要，就开采了自家地煤矿。”沈麒昌对往事还是记忆犹新。
可迫于列强的压力，清廷次年又授意山西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罗沙第订立章程19条。远比刘鹗、胡聘之卖国更为彻底。七年后，清政府又派遣盛宣怀订立四条铁路的修筑合同，激起山西民众的抗议。山西矿权最后还是不保。后来，山西富商刘茂赏、冯济川发起开办保晋矿务公司。与官府要员商定，由各县钱粮亩捐作为股金，另由票号和各界绅商认购，推举祁县人渠本翘为总经理。官司和交涉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进行，但晋人为了矿权始终不屈不挠，直到光绪33年，保晋矿务公司才以275万两银子的代价收回了山西的矿权。
沈麒昌告诉秦时竹：“就因为这事，我认识了渠本翘和一大帮山西朋友。”
“我记起来了。当时是不是有人找您来借钱？而且开口数目很大。”经沈麒昌的提醒，秦时竹问，“是否此人就是渠本翘？”
“正是，当时渠老板自己资金不够，但为了赎回矿权，他亲自出面向各票号借款150余万两，从我这里也借了5万两应急。从那以后，我就和他来往不断。”沈麒昌愤愤地说。“前后十年。福公司凭着一份空头合同，什么本钱都没有下。就白白赚取了这么大数额的银子。我回想起来，至今还十分痛恨，所以上回你们要收回开滦地矿权，我是全力支持。”
“这么说起来，渠本翘还真是个人物！”
沈麒昌乐了：“不仅如此，其人又好办学，人称‘渠学士’，在山西声名远播。咱们这回去山西，无论是开银行，修铁路也好，开矿山、办教育也罢，若是得到他的协助，肯定能顺利的多。”
“都说晋商甲于天下，想来这渠本翘精明异常，可是要小心。”
“这个我明白，不过渠本翘经商多年，口碑甚佳，如果戒心太重，反显得吾辈气量不够。”沈麒昌问秦时竹，“复生啊，你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你打算都是好的，计划也有章法，就是需要别人帮你干事对不对？”
“我只会纸上谈兵，身体力行不行。”秦时竹大笑。
“若是换成别人，我也许会说他眼高手低。但你不同，你现在已是北疆巡阅使了，自然要筹划全局，高瞻远瞩，若是事事亲为，还不上下乱套？诸葛武候为什么阳寿不长，就是因为太过操心，你放心，有什么打算一并说给我听。”
“主要是三条。
第一：要发动绅商集资修铁路，一条同蒲路，一条张绥路。咱们可以搭上股份，但最好能以铁轨、机车等物资折价，一方面不用占据大量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为北方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
第二：要在山西开人民银行的分行，要求能统一货币，也发行人民币，我知道这个有难度，山西的票号本来就很发达，为了减轻阻力，咱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合作？
第三：我听说保晋公司一年产煤数量其实很少，我想咱们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推广机器采煤，至于设备可以从德国进口，若是有绅商想搭股，也可一律放行。
第四：近30年来，山西陆陆续续地创办了20个新式工矿企业。但因经营不善、贪污腐败，大都倒闭，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局还在勉强维持。民办、商办比较出名的有山西平陆矿务公司、山西晋益煤矿公司、太原电灯公司、玉成永铁工厂、浚源纺织公司等，但总投资却少地可怜，一共只有区区290万元。岳父能不能说服他们都归入北方公司，咱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价钱或是给予现金，或是给予股票……”
“我一定尽力而为。”
票号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近代尤以山西最为发达。票号资本或财东独资。或二三人合伙，对企业负无限责任，除所投资本外，还以本人家庭财产作保证。因而票号信誉不在资本大小，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但票号财东一般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全权委托给经理，即俗称的“大掌柜”。他们多半与东家有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有地类似主仆。以忠义作为两者间维系的纽带。他们与东家之间不肯背生忘死，也绝少坑蒙欺骗之事。票号的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分号虽多，无独立资本，所有资金都由总号大掌柜一手调度。分行经理俗称“老帮”、“二帮”。是大掌柜的助手，忠实执行大掌柜地命令。他们的任命也由大掌柜遴选，与其有个人间的信任关系。票号实行学徒制，总分号的职员以至经理都由本号学徒递升。习称伙友。学徒自然多数是本地人，有一定家底，而且与掌柜地往往沾亲带故，很重视人脉……
“乡土气息很重嘛……”沈麒昌想了半天，“这到底好不好呢？”
“怎么说呢，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认钱不认人’的脾气完全不同，有利于保持彼此的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熊希龄说，“我打个比方。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抵押的东西，但因为经商日久，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但若是换成了洋人地银行，肯定是不借的。”
“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沈麒昌自我解嘲般地说，“看来我还没有完全‘认钱不认人’。”
“沈老真会说笑。其实，洋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想。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你地银子没了就没了，影响还不是很大。那些票号可就惨了。说不定会集体倒闭！”
“有这么严重？不就150万两嘛！我听说那些票号多时能达到一万万两。”
“沈老看来是没吃过缺钱的苦头。这150万两要是没了，众多储户一得知，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一万万虽然多，但都不是票号东家的，他们各自地资本，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一下子少了150万，必然周转失灵。”熊希龄用活生生地例子解释，“咱别的不说，就说复生，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一气之下，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地官贴兑换，差点没把我气死。”
“啊？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
“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熊希龄一脸尴尬，“算了，现在都民国了，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
“秉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小婿年轻气盛，干事情不计后果，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
“那倒不用！”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
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实行年薪制。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及个别受重用的，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顶股制，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称银股，职员按其职务不同，称身股。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分号经理吃七厘、八厘或一股。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总体来说，总是身股多于银股。比如，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其中银股10股，人力股（身股的总和）占其余20股。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一般而言，分红在年终进行，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
山西票号发达，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主要由祁帮、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区分的标准，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地所在地，三县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不过这种分帮，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例如承汇一笔大款，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需要几家联合，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同享利润，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当时，和银行不一样的是，这种同业往来，往往少之又少。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与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
“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
“不仅如此，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收存官款没有利息，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地话，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地关键。
“不仅如此，那样一来，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原本票号经营，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票号在放款时，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不收抵押，但商场风云变幻，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再加没有抵押，票号损失会很大。因此放款时地客户信用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关系，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往往借不到，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
“哈哈，肥水不流外人田！”沈麒昌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