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代时期开始，朝堂上真正的天子之下第一人往往都不是当朝宰相，而是掌管军务的枢密使。这个现象当然一点也不难理解，当一个国家身处动荡战乱之际其重心自然是在征战上面，但随着宋朝的建立尤其是赵光义登基之后，文官集团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武将出身的人别说是想掌理国家的军政大权，你甚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就连枢密使和副使这样的官都被大宋的文官们给包圆了。
不过，诸如曹彬、王德用和后来的狄青倒是以武人的身份担任过枢密使，可他们的的结局最后都是被文官集团以各种理由给搞下了台，狄青甚至因此忧愤而死。总之，在大宋的朝堂上只有中书省的宰相才是官僚队伍里的男一号，枢密院的人再厉害也得低人一头，每次朝会的时候枢密使必须站在宰相的后面，如果你这个枢密使也是文官就更得懂得这个礼数。
难道说枢密院就真的永无出头之日吗？不尽然，只要战争机器一开动就是宰相靠边的时候，比如雍熙北伐期间经常跟赵光义见面的人就是枢密院的各位长官，而这时候的宋朝也是如此。在赵祯决定要以武力讨伐李元昊之后，枢密院的地位就此水涨船高。接下来的日子里，经过赵祯与枢密院官员的一系列商议之后，一道道的命令相继从京城下发。
首先是找出一个人去边境上先把李元昊暂时给挡住：命环庆路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刘平以原职兼任鄜延路副都部署。
然后就是派出得力的大臣去镇守陕西这一战略要地：命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治所为今陕西西安），命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同时，与西夏交界的山西地段也得有得力的大臣去镇抚才行，此时镇守太原这一军事要地的是枢密直学士杜衍，这个人赵祯可是太信任了，山西这块儿地就是他了，不用换人了，马上给杜衍加官，就加个龙图阁直学士。
再命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晏殊为三司使，由这位大才子出山筹措战争所需的钱粮和物资，他此前的御史中丞之职改由孔道辅接任。
此外，为了从经济上制裁李元昊，赵祯再又下诏关闭了位于山西和陕西的几处与党项人进行贸易往来的边境榷场。党项人的那些土特产都让它们烂在地里好了，我们大宋什么都有，如果边地实在是缺乏某种物资，那就从内地运输过去，反正就是不和党项人做生意了，让他们自己跟自己玩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经济制裁才是真正让西夏人以及让李元昊本人感到痛不可当，远胜宋朝十万雄兵。
最后，宋朝方面还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陕西和山西当地的官府一定要严厉打击党项人的间谍活动，边地各有司衙门以及普通的大宋百姓凡是能捕捉党项间谍者赏十万铜钱。
做完了这些，两府的大老爷们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可紧接着他们很快又反应了过来，虽然紧赶慢赶，可他们似乎把最重要的一件事给忘了，那就是军事上的准备。于是，又一道急令从京城发出：西北诸路部署、巡检司务必选用熟悉边事且能战敢战之人主持边关军务，老弱病残者赶紧想办法予以遣散或调换。国家就要打仗了，作为守在第一线的军事力量务必要先替国家先扛住一段时间，我们后方的大部队正加紧练兵备战呢！
好了，这下总该松口气了吧！不能！为啥？因为宋朝还得提防一下自己今后跟西夏人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会不会被人踹屁股！简单说，虽然宋辽盟好几十年了，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辽国还是防着点为好。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呢？谁？最后商议出来的结果是——前宰相、此时正在河南许州悠游快活的吕夷简同志。
于是乎，眼看就要过大年了，吕夷简同志却被一封紧急公文给抽调到了河北大名府去主持整个北方边疆的军政事务。
在这之后，赵祯决定给镇守陕西的军政主官夏竦和范雍更大的权力。夏竦除了兼任本路都部署外，另外还统辖乾、耀等州兵马并出任泾原和秦凤两路的安抚使，范雍则是由鄜延路都部署兼任鄜延和环庆两路的安抚使。也就是说，整个陕西与西夏交界的防区地段由他俩各自对半分了，夏竦管西面这一半，范雍倒霉了点，东面这一半归他管。为啥要说范雍倒霉呢？因为不久之后李元昊就是从他的防区打进来的。
以上便是公元1039年到来之前赵祯和他的大臣们因李元昊的突然“反叛”而做出的紧急应对措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值得说道的地方，但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各位注意一点：看看这些人事任命，尤其是陕西和山西的前线军政主官，夏竦、范雍和杜衍以及前去大名府负责防范辽国的吕夷简，这四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是进士出身的纯粹文官，此前更是从未上过战场，更别提亲自临阵杀过人。可是，宋朝就是要靠这些与皇帝最亲近的大臣去担任前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和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而那些武将们全都得靠边站，哪怕你是已经位居堂堂大宋枢密使的王德用。
潘美、曹彬、刘廷让、李继隆、王超、康保裔，也不知道这些人在地下得知自己的后辈们如今竟然混得如此窝囊又会作何感想呢？
我就想问一句：宋朝这些年确实没有打过什么仗，可宋朝的国防力量是一直都存在且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吧？如今战争在即却要用这些纯粹的文人来做军事统帅，难道宋军的将领都突然莫名其妙地死绝了吗？
很快，刀光剑影中那鲜血淋淋的战场会向我们证明：此时大宋的将士们里面忠勇绝伦且悍不畏死之人大有人在，但这些人却只能成为文官主帅们神鬼莫测的军事指挥艺术下的炮灰。
在宋朝做出一副举国上下紧急备战的姿态后，时间也很快就进入了公元1039年。就在人们都以为朝廷会马上出动开封城里的禁军向西北疾驰去找李元昊算账的时候，众人突然发现一阵狂风大作且电闪雷鸣之后的天空竟然是晴空万里，整个宋朝安静得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想当初宋太宗决定五路出兵剿灭李继迁以及后来宋神宗同样发动五路大军意图一举对西夏一战灭国，那时候的宋朝可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声势浩大地集结军队准备进兵，可这一次宋朝对李元昊虽然人人喊打但却一直毫无什么实质性的举动，这又是为何呢？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宋朝这边依然是没有要对李元昊发兵进剿的意思，而且那个武将出身且总是嚷嚷着要狠狠教训一下李元昊的枢密院大佬王德用还被文官集团合伙给踢出了枢密院，最后更是被赶出了开封城贬到徐州和随州去当知州，而他的罪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居然是——面相非善且深得军心，所以不宜长期执掌军务。
宋朝这是要干什么？被人欺负了，然后嘴上骂两句，再放几句狠话这气就消了？然后就再次把头埋进沙子里继续装鸵鸟？当然不是！宋朝不是不想打，而是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他们如今的实力更是不允许他们说打就打，况且宋朝国内也并非人人都是主战派，主和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先来说一说宋朝现在面临的现实困难，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出兵的原因。
首先就是之前河东地区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害太过巨大，而且灾后重建工作这时候正热火朝天地干着。这是一个很耗费钱粮和人力的工程，而且这种民生项目朝廷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此时宋朝的人口总户数早已超过了唐朝极盛时期的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万四千二百九十户。按理说这是好事，这在古代也是国力强大的象征和保障，可这也是问题之所在。人多自然所耗费的粮食就更多，可土地的开垦数量却未必赶上了人口的增加速度，这就涉及到了缺粮的问题。这个事跟宋朝攻打李元昊有关系吗？当然有，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宋朝之所以没有及时出兵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在旬月之间筹措到足够供应大军远征的军粮。
再者就是宋朝现在国库空虚。打仗就得烧钱，可当赵祯打开自己的钱包却发现他的钱包是空的，号称中国古代王朝里最富有的宋朝怎么会喊穷呢？事实上，宋朝现在真的很穷，我们前面也说了，宋朝早在真宗朝的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的状况。
北宋自赵光义当国的中后期开始就被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所困扰，在赵祯当政多年后“三冗”问题已然变得越发严重，百姓的负担也是由此而不断加重，但你还不能因此而往老百姓的头上胡乱加税，反而还得经常给他们减税甚至是免税，如此才能彰显仁德之君对天子子民的恩德。如此一来，宋朝每年所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就一年胜过一年，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倒是还能得过且过，可一旦遇到花钱如流水的大型战争就会要了你的老命，这一点相信此时作为宋朝三司使的晏殊是最有体会和感受。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晏殊现在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粮，大军远赴西北甚至有可能要千里跃进至大漠地带去作战，这其中所需要的粮草以及后勤物资还有运送物资的劳力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别说是其他人，就连王德用恐怕也不敢带兵杀向大西北。
上述的这一切问题正如此时担任天章阁侍读的贾昌朝（也是未来的宰相）在给赵祯的一份奏疏里所说的那样：“陛下自登基以来虽然数次下诏裁撤冗费并削减朝廷开支，但在实际的政策施行中却如一纸空文。汉朝历经数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到了武帝时期已然国库充盈，这才让武帝有了攻打匈奴的底气和本钱，而我们宋朝立国八十年了，现在却还是一直都在踩着财政赤字的红线过日子。我曾经在地方任职时，一个州需要用一万户百姓来供养本地的三千驻军，可即使如此仍然觉得压力很大，这种局面让我们现在如何去筹措大军西征所需的钱粮？”
贾昌朝的上疏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如今所面临的最大时弊。宋朝看上去很强壮，正如我们在说真宗朝时那样，外表上看宋朝很有钱也很能赚钱，财政收入更是每年都在节节增高，可问题是你的财政支出每年也是在增长且总体的财政状况常年都呈入不敷出的状态。
简而言之，宋朝就是虚胖，看着很有钱，实际上却是在贷款过日子，再说得形象一点，泡沫很严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再来细说，这里暂且不表。这里要说的就是赵祯现在知道自己缺钱，于是他想着要搞钱，可他又找不到可以创收的法子，那么最直接的法子就是勒紧裤腰带省钱，具体的做法就是命人会同三司相关部门商议如何削减和砍掉某些地方的行政开支。这的确是个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法子，但对于打仗来说还是太慢，所以宋朝眼下还是只能等，只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