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国的经济改革在行政委员会的全力推动下，如火如荼的展开。国家计委制定的五年规划细化到每个季度的物资调配额度，从同泽城钢铁厂的钢坯产量到景川省纺织厂的棉纱配额，都被纳入统一调度体系。
基层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环，承载着将计划转化为实际的关键任务。被派往各地的37名候选人，恰好身处这场改革的末梢，他们的表现直接关系到考核结果，也成为检验宗室子弟与民间人才差异的试金石。
朱见泽在景川省临江府的工作已步入正轨。他主导的纺织厂技术升级项目，需要将传统织布工艺与虞国的蒸汽动力系统结合。起初，国营纺织厂的老工匠对这位“皇子副局长”心存疑虑，认为他只会纸上谈兵。
朱见泽没有摆架子，从零开始学习工业技术，每天泡在车间，记录蒸汽织布机的转速、经线断裂频率等数据，晚上对照虞国的机械手册研究改进方案。
他发现问题出在传动齿轮的咬合精度上，就算现在很多零件都是机械化制造的，但是很多工业母机精度依旧不是很高，导致机器运行时震动过大。
他协调着府工业局联系同泽城钢铁厂，定制高精度工业母机，和机械厂一起联合开发能够制造精密器械的机器，从而制作一批适配的精密齿轮，同时组织工匠学习齿轮保养技术。
朱见泽的举动让临江府的织布效率提升了三成，远超计划指标。
李明远作为虞国本土选择的候选人之一，他在云陇省矿区的工作则聚焦于“安全制度民主化”。
按照计委的要求，所有国营矿区需在半年内完成安全设施改造，而李明远提出的方案更进了一步：让矿工参与安全条例的制定。
组织矿工代表与工程师召开了十二次座谈会，将矿工反映的“井下通风口位置不合理”“支护木材强度不足”等问题纳入改造方案。原本需要行政命令推动的整改，在矿工的主动参与下提前一个月完成。
与朱见泽、李明远的投入不同，部分宗室子弟的表现逐渐偏离了考核要求。代国宗室朱朗栋被派往衡域省德明州景安县工业局担任技术员，负责协助管理县城周边的四家小型农具厂。
此人是代皇朱聪沫的二皇子，在代国时靠着皇子的身份几乎垄断了代国的绸缎生意，积累了不少财富。刚到任时，朱朗栋表现得颇为积极，主动向局长请教农具厂的生产流程，甚至自掏腰包请科室同事吃饭，声称“初来乍到，全靠各位帮扶”。
这种热情并未持续多久。两周后，朱朗栋的本性逐渐暴露。他从代国带来的随从在县城租下一处宅院，成为他呼朋唤友的据点。
每天下班后，他便召集县城里的商人子弟饮酒作乐，席间畅谈的不是农具改良，而是如何利用他的“宗室身份”在虞国谋利，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突破制度的底线。
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虞国简直在瞎搞。束缚着手脚做事，根本放不开。我在代国卖一匹绸缎赚的钱，比这破县城一年的农具产值还多。”
工作上，朱朗栋更是敷衍了事。县工业局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统计四家农具厂的铁器产量，以便纳入国家计委的农具调配计划。他嫌这项工作繁琐，先是让办事员替他填写报表，后来干脆自己编造数据——把实际产量提高了两成，理由是“这样显得我工作有成效”。
当局长指出数据与计委的核查结果不符时，朱朗栋竟反驳：“不就是多报点数字吗？农具厂多生产几锄头，还能拖垮国家计划不成？”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对群众的态度上。按照规定，工业局需每月接待两次农户来访，解答农具使用中的问题。朱朗栋负责接待时，常常对来访的农民不耐烦，在他的眼里，自己高高在上，而那些农民工人不过是出汗的泥腿子。
在科室内部，朱朗栋的作风也引起了不满。他仗着自己带来的财富，经常用金钱拉拢同事。有办事员不愿替他完成工作，他便塞给对方钱：“帮我把这月的报表做了，这钱你拿着买酒喝。”
更有甚者，他在办公室公开宣扬代国的资本主义理念，声称“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虞国搞什么‘共同富裕’，不过是骗傻子的”。他还举例说：“我在代国的绸缎庄，雇十个工人，一年能赚五百两，这才是本事。在这儿天天伺候农民，能有什么出息？”
这种言论逐渐影响了科室的风气。有两名年轻办事员开始模仿朱朗栋的做派，对来访群众态度冷淡，甚至私下抱怨“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如混日子”。
县工业局局长多次批评朱朗栋，却被他以“宗室身份”顶回：“我是来考察的候选人，你一个小小局长，管得着我？”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来自秦国的皇子朱公错被派往翠南省的一个乡农业站，负责推广新式农具。他嫌乡下条件艰苦，不到一个月就以“水土不服”为由，大半时间住在州府的客栈里，只派随从回乡下应付工作。
他公然在朋友面前说，自古以来，我们都讲究‘士农工商’，农民就该种地，工人就该做工，哪能让他们参与管理？
这些情况很快被对内情报局汇总上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朱朗栋、朱公错等人的行为：累计旷工27天，编造工作数据5次，公开质疑社会主义理念11次，拉拢同事消极怠工23起。
情报还指出，朱朗栋的金钱至上思想已导致景安县工业局的工作效率下降——原本每月能完成80%的农具质量抽检任务，近两个月仅完成50%。
朱昭熙看到报告后，立即将材料提交给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她严肃地说：“这些人的表现，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
他们把宗室的优越感带到基层，把资本主义的歪理邪说带到工作中，这不仅是对考核的不尊重，更是对虞国制度的挑战。”
与会的常委们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认为应立即取消这些人的候选人资格，理由是“思想不合格比能力不足更危险”；也有人提出，应给予改过机会，毕竟他们代表着代国、沈国等藩国的态度，直接除名可能影响联邦内部的稳定。
最终，常委会表决通过决议：对朱朗栋、朱公错等5名表现恶劣的宗室子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录在考核档案中；由考核委员会派专员前往其所在单位，组织批评教育大会，要求他们公开检讨；若半年内无改进，将直接取消候选人资格。
处分决定下达后，朱朗栋在景安县工业局的批评教育大会上做了检讨，但态度敷衍，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这场风波虽然没有导致候选人被除名，却在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此时，虞国的经济改革仍在深入。计委下达的第二季计划指标中，新增了“基层干部考核与经济指标挂钩”的条款——将候选人所在单位的计划完成率、群众满意度等数据，纳入最终考核的硬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