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山不知道，在他冲出家门的那一刻，母亲把七岁的妹妹姜念推进了地窖暗格。
暗格里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妹妹怀里那个巴掌大的子木盒子在微微发烫。母亲塞盒子给她时，指甲掐着她的胳膊，声音抖得像风中的烛：“念念，抱着它，谁叫都别应，等听不到动静了再出来。记住，这盒子比命重，比哥重，比所有东西都重。”说完，母亲在地窖口堆上了半车干柴，又撒了把灶灰，连亲她额头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干了。
妹妹姜念当时吓得发不出声，只知道死死抱住盒子。那盒子是父亲亲手做的，木纹里嵌着细碎的银线，像母亲纳鞋底时的针脚。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记得母亲说过“这是姜家的根”。盒子一进怀里，她忽然觉得浑身像裹了层看不见的雾——联军闯进院子时，她明明听见脚步声就在地窖顶上，甚至能闻到洋枪的铁腥味，可那些人像是瞎了一样，踩着干柴走了过去，没人低头看一眼那堆灰扑扑的柴禾。
三天三夜，她在暗格里数着自己的心跳。饿了，就嚼母亲塞给她的半块干饼；渴了，舔一舔盒子上渗出来的潮气。怀里的盒子总在夜里发光，淡绿色的光顺着她的指尖流遍全身，让她不害怕，也不困。她能“看”到哥哥从密道里爬出来，能“听”到父亲和洋人在院子里争执，可她动不了，像被无形的网罩着——那是母亲用最后的血脉之力催动的“藏形咒”，连开了天眼的姜山都瞧不见她。
直到第四天清晨，外面彻底没了动静，只有风吹过断墙的呜咽。盒子突然轻了一下，身上那层雾也散了。姜念推开地窖门时，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院子里的景象让她忘了哭，她看见母亲常给她梳辫子的石凳翻倒在血水里，自己养的那只芦花鸡倒在门槛边，脖子歪成奇怪的角度。
她没去找任何人，只是走到地窖口，捡起母亲忘在那里的蓝布帕子，仔细擦了擦怀里的子木盒。盒子上刻着她看不懂的纹路，此刻摸起来温温的，像母亲的手。她记得母亲说过“去找哥哥”，可哥哥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要抱着盒子走，走得远远的，不能让任何人抢走它。
七岁的姜念，穿着不合身的粗布褂子，怀里紧紧搂着那个比她的小胳膊还粗的木盒，一步一步踩过院子里的碎瓷片。她的脚印很小，落在血渍斑斑的青砖上，像一粒粒刚发芽的种子。风掀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一双异常平静的眼睛——那是被神力护持过的孩子，在灭门的惨状里，早早学会了沉默与坚守。
她不知道哥哥正往南走，更不知道自己怀里的盒子里，藏着姜家世代守护的“地脉图”，那是比龟甲上的经文更隐秘的存在，关乎山川走势，关乎文明根基。她只知道，盒子不能丢，就像母亲不能忘，哥哥不能丢一样。
巷子口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小小的身影，抱着沉甸甸的盒子，慢慢消失在胡同深处，像一滴融进尘土的墨，无声无息，却带着足以浸染山河的分量。
姜念消失在胡同深处的那天，紫禁城里的龙椅还在摇晃。咸丰帝早已带着后妃逃往热河，留下的恭亲王奕欣，正对着英法联军提出的条款唉声叹气。那些用洋文写就的条约，像一条条冰冷的锁链，缠向摇摇欲坠的大清。
十月的风穿过午门，卷着圆明园的焦糊味，飘进谈判的偏殿。奕欣看着桌上的《北京条约》草本，指尖划过“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的字样，喉结滚动，却发不出一句反驳的话。联军的炮口还对着安定门，那些踏碎圆明园的士兵，此刻就驻扎在城外，而热河发来的谕旨只有四个字：“妥速办理”。
他想起半月前，英法使节傲慢地闯进礼部，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那时满朝文武还在争论“跪拜礼”的体面。可现在，体面早被烧得精光——圆明园里的鎏金铜缸被熔成了块，太和殿前的铜鹤望着空荡荡的广场，连御书房里康熙帝手书的“中正仁和”匾额，都蒙了层灰。
签约那天，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破布。奕欣站在礼部大堂，看着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下名字，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比圆明园烧裂梁柱的脆响更刺耳。旁边的法国代表葛罗，正把玩着一枚从圆明园掠来的玉佩，那玉上的龙纹缺了个角，像被生生掰断的脊梁。
条约里的每一条，都在往大清的骨头上剜肉：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白银，这钱要从百姓的赋税里榨；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教堂，那些曾指挥士兵洗劫姜家的黑袍人，从此有了合法的护身符；而割让的九龙司，像被掰走的一块版图，再也拼不回去了。
消息传到民间，有人在茶馆里拍着桌子骂“丧权辱国”，却被巡捕的鞭子抽得闭了嘴。姜山在南下的路上，从挑夫的闲谈里听到这些事，怀里的龟甲突然发烫，七片甲片的纹路在他掌心隐隐连成“否”卦——天地不交，闭塞不通。他忽然明白父亲为何说“王朝兴衰，皆在民心”，此刻民心像被冻住的河，冰面下全是暗流。
而远在北方的姜念，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土地庙里啃窝头。她听不懂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只知道路过县城时，看到洋人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横行，穿官服的人见了他们，腰弯得比庙里的土地公还低。怀里的子木盒突然震动了一下，盒面上的银线亮起微光，映着她眼里一闪而过的困惑——母亲说过“咱中国的地，要咱中国人自己守”，可那些穿官服的人，为什么要把地给外人？
清政府的妥协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在历史的河面上激起层层涟漪。那些签在纸上的条款，慢慢长成了扎进土地里的刺：传教士借着条约圈占良田，洋货顺着新开的商埠涌进来，挤垮了手工作坊；而赔偿的白银，最终变成了农户肩上更重的赋税，压得他们在田埂上直不起腰。
姜山在长江边的码头听到船工唱的民谣：“条约签，银子完，洋人笑，百姓叹。”他望着浑浊的江水，想起圆明园里那些被抢走的古籍，想起姜家满院的鲜血，忽然握紧了怀里的龟甲。甲片上的“连山”纹路，此刻像连绵的群山，在他掌心起伏——山不会因为条约而消失，就像文明的根，不会因为妥协而断绝。
而七岁的姜念，已经走出了直隶地界。她在一家客栈的墙角，看到张贴的《北京条约》告示，上面的字她认不全，只认得“洋”“银”“地”几个字。风刮过告示纸，发出哗啦的声响，她下意识地把怀里的子木盒抱得更紧。盒子里的地脉图，正随着她的脚步，一点点贴近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像一颗埋进土里的种子，等着有一天，能跟着懂它的人，重新扎根、生长。
北风卷着雪粒子，拍在瑷珲城的城墙上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正把玩着一枚刚从中国官员那里“讨”来的羊脂玉。这玉温润通透，可他眼里的光，比玉更冷——那是盯着猎物的狼，在确认对方已无力反抗时的贪婪。
没人比俄国人更懂得“趁火打劫”的学问。早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伊格纳季耶夫就打着“调停”的旗号，穿梭于联军营地与恭亲王的谈判桌之间。他一边向英法泄露清军布防，一边对奕欣谎称“可劝联军退兵”，条件只有一个：承认此前俄国与清政府“议定”的边界线。
此刻，他坐在瑷珲副都统的衙署里，面前摊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上的每一条红线，都像用中国人的血画就——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此不再属于中国。他想起三年前，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是如何带着哥萨克骑兵，用炮艇逼着黑龙江将军奕山签下《瑷珲条约》的。那时奕山颤抖的笔尖，和现在恭亲王在条约上盖章时的无力，如出一辙。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在1860年的寒冬里，有着最刺骨的注解。当英法联军用蒸汽机船运来火炮时，清军的水师还在靠风帆和桨橹；当俄国人拿着精密的测绘仪器勘定边界时，守边的士兵连像样的地图都没有。圆明园的火光不仅烧碎了皇家的体面，更照出了一个古老帝国的致命短板：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对世界的剧变闭目塞听，最终只能沦为砧板上的肉。
伊格纳季耶夫站起身，走到衙署外。雪地里，几个俄国士兵正把一块刻着“中俄边界”的界碑立在江边，碑石沉重，压得冻土发出呻吟。江对岸，几个中国渔民缩着脖子收拾渔网，他们看着界碑，眼里没有愤怒，只有麻木——连年的战乱和苛税，早已磨掉了他们抗争的力气。
这麻木，比愤怒更让人心寒。就像此刻的清政府，明明知道俄国在趁火打劫，却连一句硬气的话都不敢说。热河的咸丰帝还在病榻上哀叹祖宗基业，朝堂上的大臣们还在争论“俄人是否真心调停”，可土地已经换了主人，江河改了名字，那些世代生活在乌苏里江畔的百姓，一夜之间就成了“异国之人”。
姜山在南下的路上，曾遇到一个从东北逃难来的猎户。猎户说，俄国人的马队闯进村子时，男人们举着锄头反抗，却被火枪扫倒在雪地里；女人们抱着孩子往山里跑，冻毙在林子里的，比被枪杀的还多。“他们说那是他们的地了，”猎户咳着血，指节攥得发白，“可那地，埋着咱爷爷的骨头啊！”
姜山听着，怀里的龟甲烫得惊人。七片甲片的纹路扭曲着，像被撕裂的土地。他忽然读懂了“否极泰来”的另一层意思：闭塞到了极致，未必是转机，也可能是彻底的崩塌。落后不是原罪，可落后却不思变，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豺狼闯进家门，把祖宗留下的基业一块块啃食干净。
而远在河南地界的姜念，正蹲在路边看一个货郎摆弄西洋镜。镜子里映着俄国人在东北开矿的景象，她看不懂，只觉得那些黑黢黢的机器很吓人。怀里的子木盒突然震动，盒面上的银线沿着地脉图的纹路亮起，像一条被切断的血管在隐隐作痛。她不知道那是国土被割占的感应，只觉得心口发闷，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永远留在了北方的风雪里。
俄国公使带着条约回国那天，瑷珲城的雪下得更大了。江面上的冰层裂开一道缝，像大地被撕开的伤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真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谁会因为你落后就手下留情。尊严要靠实力挣来，土地要靠骨头守住，而这一切，都得从承认自己落后的那一刻起，重新学起。只是那时的清政府，还没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依旧在妥协的泥潭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