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头一看，见不知何时旁边站立一人，身着中式棉质靛蓝色长衫，长度及踝，袖口宽松，领口为立领，纽扣为布制盘扣，内穿西式剪裁的白色棉布衬衫，袖口翻折。下身着深色宽松棉布长裤，裤腿略收口，脚穿黑色低帮皮靴，鞋面沾满黄土。头戴西式浅棕色软呢礼帽，帽檐略显破旧。瘦削的颧骨像被河西走廊的风沙削出棱角，苍白皮肤泛着高原日照的淡红。眼窝深陷，灰蓝色瞳孔显得清冷，右眉骨处一道浅疤隐入帽檐阴影。栗色络腮胡修剪成短刷状，类似兰州回商样式，胡茬间夹杂几缕姜黄卷毛。鬓角汗湿的碎发黏在圆框眼镜的铜丝脚架上，镜片似有磨损。黄铜怀表链垂于长衫外。却是一个半中式打扮的白人模样。
此人见王月生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自己，显得有些兴奋，不自觉地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见王月生愕然地望向他，赶紧微微躬身用中文说道“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英国内地会（cIm）在此间的传教士”。
王月生连忙起身致礼，恭敬地请其坐下。倒不是因为这位安德鲁外国人的身份，而是他所说的英国内地会cIm实在是晚清外国在华传教士中的一股清流。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65年创立，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传教组织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将福音传到中国内地”，尤其是未被其他传教团体触及的偏远地区。戴德生提出“为了中国，我可以做任何事”（\"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I’d give them all for china\"），强调文化适应与自我牺牲精神。
他们的特点是文化适应性强，传教士穿中国服饰、留辫子、吃本地食物，以消除文化隔阂。以虔诚心传教，不依赖固定资金，仅通过自愿捐赠维持运作，传教士需签署“不募捐”承诺。勇于上山下乡，优先进入中国内陆省份（如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而非沿海通商口岸。不理教派纷争，接受来自不同基督教派的传教士，注重合作而非教义分歧。
后世历史上，至1900年，内地会已在18个省份建立传教站，深入云南、甘肃等边疆地区。主要活动有开办诊所，如贵州安顺的“福音医院”），用西医治疗吸引民众；设立学校，如四川保宁的“天道学校”，教授读写与基督教义；翻译并分发方言版《圣经》，如苗语、傈僳语版本，适应少数民族需求。在历史上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如推动现代教育与医疗进入内陆，改善部分地区公共卫生；记录中国边疆民族语言与文化，为人类学研究提供资料。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内地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传教组织之一，据记载至少58名内地会传教士及数百名中国信徒被杀，包括妇女和儿童。比如1900年7月，山西巡抚毓贤处决44名内地会传教士，包括儿童。同年陕西汉中传教士及信徒被围困后杀害，教堂被焚毁。同时期甘肃部分州县爆发教案，但兰州因总督弹压未出现大规模杀戮，安德鲁等人幸存至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内地会迅速恢复传教活动。利用赔款重建教堂、学校和医院；加强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关系，争取传教合法性；调整安全策略，部分传教士携带武器自卫，尽管与内地会早期理念冲突。其文化适应策略为后世传教组织（如新教差会）树立标杆。义和团期间的殉道者成为西方基督教界的英雄，激发更多传教士赴华，间接推动内陆地区接触西方科技与思想，但亦被视为文化侵略代表。
王月生深入了解过这个教派，因为他深知在自己整体计划的前期阶段，想完全避开外国教会的干扰是不可能的，反倒是如果利用好了这个因素，可以通过他们做很多中国人做不了、官府不敢管的事。行事乖张的天主教只会起到副作用，那些深受自己国家影响的基督教派也是提防的对象。挑来挑去，这个内地会是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没想到在这里用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建立了联系。
安德鲁见王月生听到自我介绍后半晌无语，以为对方不了解自己这边各种教派的情况。这在中国实在是太正常了，不要说自己这些洋教，就是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弄清楚他们内部各种派别呢。于是改回英语道，“鄙人前年来此，在南关建了个小教堂，兼办识字班，信徒已近百人。”话语间颇为自豪。因为他相信一个可以自如阅读英文报纸并用英语与自己流利交谈的中国人，一定是有很强的国外背景，应该理解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大西北内陆省会城市，尤其是一个佛教和伊斯兰教盛行之地，短短两年就发展了近百教徒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的成绩。
没想到对面人用英语答“尊敬的被按立的牧师乔治安德鲁，我是来自中国云南的商人Eason wong，很高兴认识您”。这个专业的称呼the Reverend George Andrew（“被按立的牧师xx”）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中的一个术语，指经过教会正式仪式授权、被赋予属灵权柄和牧养职责的宗教职位。
安德鲁没想到对方居然用如此地道的教会头衔来称呼自己，连忙谦虚道，“我们组织强调谦卑与文化适应，不提倡使用显赫头衔，请称呼我安德鲁兄弟（brother Andrew）或安德鲁传教士（missionary Andrew）即可。没想到王兄弟这么熟悉我们基督教。不知是在南洋还是欧洲长大？”同时暗自寻思为什么感觉Eason这个名字哪里见过呢。
王月生答道“我是中国长大，家中在南洋有些业务，我本人前段时间一直在欧美，刚从俄罗斯方向回到国内。安德鲁兄弟怎么会来到这么个客栈呢？”
安德鲁简单说了一下。原来在兰州的外国人寥寥无几，本来就天生要报团取暖，而中国官府表面庇护，如陕甘总督魏光焘依《总理衙门章程》，派兵丁巡视教堂，防民教冲突；却暗中限制，下令“洋人出入城需报备，测绘地图者扣留”，但执行松懈。近来内地和沿海地区中国民众反洋反教活动越发激烈，他们几个此地的外国人颇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商定定期聚会讨论对策。但因彼此教派不同，都不欲前往对方地盘；且不愿此时给旁观的中国人造成外国人密谋不轨的印象，就索性约在这里的那个平时中国人来喝茶的地方大大方方地聚会，避免落人口实。
今天他先到一步，正好见到一个中国人在看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这个还是他们几个之前带来传看留在此处的，否则一个中国客栈没理由有这种报纸。他出于好奇跟王月生打个招呼，没想到遇见一个有留洋背景的人。此时此地，尤其是王月生随口介绍了一下安德鲁来华后英国老家的情况，居然有些他乡遇故知之感。
正说着，突然又进来几个洋人，安德鲁连忙起身介绍，分别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籍神父约瑟夫·范·赫克（Joseph Van hecke），他1895年随驼队抵兰，主持修建圣母无染原罪堂（后世兰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址），主要服务陕甘蒙边地的教民；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pyotr Kozlov），今年初以“科学考察”之名，率队自蒙古南下，5月途经兰州休整，目标为青海塔尔寺与西藏边境；和匈牙利地理学家洛克齐·乔玛（Loczy Lajos），受雇于英国，伪装成商贩调查黄河水文。
新到几人见安德鲁给他们介绍了一个陌生的中国人，稍微了解后，发现对方不似他们此前见到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既没有那些官员的妄自尊大或小心提防，也没有平民的好奇围观或痛恨抵触，更没有买办的奴颜婢膝百般讨好。反而是很正常平等自在地交谈，言语中充满自信，而且可以灵活地切换用这几位的母语交谈，而且谈及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十分熟稔，简直是他们此生仅见的中国人。
几人本来是想聚会聊些中国的局势和各自的安全担忧，但是王月生这个初次见面的中国人在场，不好谈此话题，只能随意闲聊。突然，那位匈牙利的地理学家乔玛直愣愣地问，“王先生，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名字有些耳熟呢？尤其是你刚从欧洲过来”。安德鲁一听，也连忙道“洛克齐，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我也这么觉得呢”。俄国人科兹洛夫大大咧咧地说，“我知道的叫Eason的中国人只有一位，那个跟汤姆逊通信的家伙，可不是什么商人”，然后哈哈大笑。其他俩人也恍然大悟，一起笑了起来。王月生一愣，问“跟汤姆逊通信？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汤姆逊先生？”。笑声戛然而止。
突然的沉寂中，刚给几个人上茶离开的小伙计嘴里轻声嘟囔的一句“哼，假洋鬼子”一下子显得振聋发聩。
王月生尴尬地揉了揉鼻子，听得懂中文的两位传教士偷偷在笑，而匈牙利地理学家乔玛的眼睛亮了起来，有些激动得结巴地问，“您...您...您就是那位Eason先生？”王月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道“如果几位说的是跟汤姆逊主任就如何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生物学研究进步的那个Eason的话”。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一个激灵般地醒了过来，大声道，“请原谅，我如盲人般未能看到您身上的神性光辉（有眼不识泰山的俄罗斯版）。我忏悔，如不信的多马——本应用手触摸您的智慧才能信服（东正教徒引用《约翰福音》中“多马不信复活”的典故（20:24-29），强调自己的怀疑与愚钝）。我当时看到这些报道时，只恨此人为什么不是斯拉夫人。哦，抱歉，我又说蠢话了，我对您和您的种族毫无不敬之意。我是叹服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知识是多么渊博，眼光是多么长远。这种百科全书似的人物在西方的科学界很久没有出现了。我们搞探险的是最佩服和需要这样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