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王月生安排的活动生效之时，后世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二人在根据王胜的只言片语展开头脑风暴。当然，在座的不止他们两位，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和文保专家济济一堂。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按照对象说的千字文排序的话，犊字对应的应该是836”。
“也就是说，你们怀疑有836箱宝物”，文物学泰斗陈老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道，“836箱啊。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可能我们文保系统以外的同志不是很清楚。这么说吧，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装箱转运活动，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国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从1933年开始，把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打包装箱，先南下上海，然后转到南京，七七事变后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分别到四川的巴县、乐山和成都。这次是多少箱呢？2118箱。为这些文物的转运和收藏，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说，动员了多少部门和地方不说，单说说他们的保存，先是在南京专门修建了朝天宫保存库，在四川也是征用了很多房产。这次的836箱，至少相当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三分之一的规模，如果是在清末那种动荡的环境中，仅凭个人或者家族的力量，没有官府的协助，是如何完成的，我个人难以想象”。
“对象有没有具体说明宝物的大致情况呢？比如，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贵金属，还是艺术品？”兄弟部门的L代号代表发言。
“对象关于内容的描述只有“彼之弃履，我之宝物”这八字说明”，当事人冯小姐回答。
“如果单纯从字面解释的话，结合对象老祖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当时敦煌藏经窟或者克孜尔千佛洞内的可移动文物呢？比如王月生只砌墙保存了那些拿不走的壁画，而其他的......我只是说其中一种可能性啊，没有对王月生前辈不敬的意思。而且敦煌藏经窟里的发现迄今没有公布，我只能大胆假设”。地方志专家李研究员表示。
“李研究员的假设很有启发”，历史学家张教授接话，“既然大胆假设，那么我也提出一种可能性。大家知道后面发现了光绪皇帝的圣旨碑。能否假设王月生当时是秘密受命以民间方式保护固定文物而转移可移动文物，然后，嗯，就像何彦升截留敦煌卷子”。见不少参会的人一脸迷茫，想起在座不少不是文物或历史圈内人士，只好硬着头皮解释。
原来历史上1907年和1908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先后从敦煌莫高窟骗购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珍本，引起了学界的震动。罗振玉等学者得知敦煌莫高窟仍有大量文物后，立即上书清政府学部，要求保护剩余文物。1910年，清政府学部电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将敦煌莫高窟剩余文物押运至北京。何彦升派出押解委员傅宝华负责押运，但押运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文物丢失和损坏。
文物在运输途中经过酒泉、张掖、永登等地，每到一处都有官员和地方人士盗窃文物。文物运抵北京后，何彦升并未立即上交，而是将文物运至自己家中，与儿子何震彝、岳父李盛铎等人私自截留了大量文物。为了凑足数量，他们甚至将一些较长的卷子撕成两半。众人听了面面相觑。
“也有可能是金村文物案那样的”，另一位文物学者表示。看还是有人迷惑的样子，不用提醒就介绍了起来。洛阳金村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是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王室的贵族墓葬群所在地。1928年，因连续暴雨导致地层塌陷，金村地下的大型墓葬群暴露。墓中陪葬品异常精美，包括青铜器、玉器、漆器等。从1928年至1932年，持续近5年的时间里，当地村民最初因墓葬塌陷发现文物，后发展为有组织的盗墓活动。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美国古董商华尔纳（Langdon warner）等人主导收购，勾结中国文物贩子系统性盗掘。外国古董商按墓葬“包坑”付款，村民将整座墓中器物挖空。共盗掘8座东周王族大墓，推测为周景王、周敬王等王室成员墓，出土文物超过5000件。
流失文物已公开的如青铜器中的错金银礼器，如“令狐君嗣子壶”、编钟、兵器等，工艺精湛；玉器有战国龙形玉佩、组玉佩等，部分玉器刻有铭文；彩绘漆器、陶俑等，因保存难度大，多数损毁或流失。这些文物基本流入了欧美博物馆，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怀履光主导，藏金村文物超2000件、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哈佛艺术博物馆等。日本私人藏家如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购得大量金村文物。国内留存极少，仅少量残片存于洛阳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事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盗掘未进行考古记录，墓葬结构、器物组合等信息永久缺失，导致东周王室葬制研究存在重大空白。大量刻铭青铜器流失，如“?氏编钟”铭文涉及周王室与诸侯关系，因器物分散难以释读。事件曝光后，中国学者马衡、郭沫若等痛斥“文化之劫”，推动国内文物保护意识觉醒。因文物通过“合法”贸易渠道流出，追索难度极大。至今仅有零星捐赠归还，如2015年加拿大归还的“青铜豆”。
这时，另一个兄弟部门用代号称呼的参会者提问“对象关于宝物埋藏地点的信息只有那么多吗？”
“应该说他只披露了八个字，“祖宗之地，国门之外””。
众人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各种假设转移到这方面，开始是窃窃私语，然后声音慢慢加大。“这范围也太大了，外东北、外蒙古、外西北都可以算啊”；
“不用那么远，港澳台就不是吗？当时可都是被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日本人霸占的”；
“我觉得那个万生石塘屿更有可能，他家不是受封此地嘛”......
“那得启动国家文物鉴定程序，防止文物消失，就像那个虎蓥追索案”。估计是触到这些文保专家的痒处了，另一位也马上提出建议，而且不用别人表情提示，直接科普：虎蓥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属于古代祭祀用的水器，器身饰有虎形纹饰，故名“虎蓥”。青铜蓥存世稀少，虎蓥的铭文、形制对研究西周礼制、青铜铸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虎蓥原为清朝皇室旧藏，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被劫掠至海外。2018年4月，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the canterbury Auction Galleries）宣布拍卖虎蓥，标价约41万英镑，当时折合人民币350万元。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即通过外交渠道要求终止拍卖并归还文物，但拍卖行以“合法持有”为由拒绝。
事件引发中国公众强烈抗议，主流媒体批评拍卖行漠视文物原属国权益。中国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强调虎蓥为非法掠夺文物，应无偿归还。2018年4月11日，在多方压力下，拍卖行宣布虎蓥撤拍，但未透露持有人信息。2018年12月，虎蓥持有人英国私人收藏家同意将文物无偿返还中国。2019年1月，虎蓥安全运抵北京，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法律上，英国未签署1970年公约的追溯条款，无法强制要求归还1970年前流失文物。持有人声称虎蓥系家族“合法继承”，但无法提供1860年后的完整流转记录。中方通过中英人文合作机制展开谈判，强调文物返还对两国文化遗产合作的意义。英国政府虽未直接干预拍卖，但民间舆论压力促使持有人让步。
“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更像《聊斋志异》手稿流失案。同样是可能涉及国外，同样是涉及一个家族的几个分支，前段时间不是出了好几个王家后人嘛，我看国家也没辟谣，没准就是几支。那个案件是这么回事……”。得，有关部门的人又长了次见识。
蒲松龄临终前立下家规“长支传书，次支传画”，手稿由其长子蒲箬一支世代保存，并明确谱系命名用字。至同治年间，手稿存于蒲氏家祠。同治年间淄川战乱，七世孙蒲价人为保护手稿，携其闯关东至沈阳，后传子蒲英灏。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借阅手稿，蒲英灏被迫先借出半部，但依克唐阿去世后未归还，且因八国联军侵华导致该半部手稿下落成谜。蒲英灏去世前将剩余半部手稿传予五子蒲文珊。蒲文珊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期间，伪满洲国官员袁金铠以选印名义借走手稿，后意图强购，甚至日本领事威胁利诱，均被蒲文珊严拒。蒲文珊为防不测，在家中暗室藏稿，仅定期通风，连子女亦不得见。
1947年冬，土改运动中手稿险被焚毁，幸被西丰县干部刘伯涛从农会旧书堆中发现并抢救，后经政府追回散佚部分，最终合为两函四册（原八册中的一、三、四、七册）。1950年，蒲文珊将半部手稿捐赠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后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经鉴定，现存手稿含蒲松龄真迹206篇，他人代抄31篇，系海内孤本。依克唐阿所借后来遗失的半部据推测可能毁于八国联军侵华或流落海外，如德国柏林博物馆、苏联科学院等。也有传说军阀张宗昌曾购得部分手稿，但“文革”期间抄家后失踪。好嘛，连传说都上来了。
整个会议越来越像文保系统的一次茶话会了，其他的有关部门代表简直插不进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还是要冯小姐负责进一步调查。
会后，冯小姐气呼呼地跑到刘局长办公室发牢骚，“天天让我跟个男人混一起，真出了事组织负责吗？”
“不是你说的不肯去中台部门做支援工作的嘛。你这张脸都曝光了，还能派哪儿的外勤啊？”
“曝光不也是组织的问题嘛。说好的直播有5秒钟的延迟，为什么当时不马上掐断信号？”
“负责信号审查的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没易容啊”。
“您是露一次脸就行了，我那当时计划就是要跟踪一段时间的，易容了中间出纰漏怎么办？”
唉，跟以前好几次的同样话题的争论一样，一笔糊涂账。不过刘局长总怀疑小冯是为了自己继续跟王胜厮混找组织上的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