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众对“加征浮收”的恐惧弥漫，尤其在农村。土地抛售和兼并的苗头开始显现，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远东商业》文章引发的国际关注和清廷困境。他们在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加大活动力度：
在公开演讲和发布的宣言中，直接引用《远东商业》的观点作为论据，宣称清廷已彻底丧失统治能力，其垮台是必然且迫近的。强调革命党才是未来中国的代表，任何与即将崩溃的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革命政府概不承认！
革命党人描绘了一幅清廷倒台后，各省独立、军阀混战、列强条约权益完全无法保障的混乱图景，与《远东商业》预测的“全国混乱”形成呼应。
革命党的声音虽然仍被主流列强政府视为边缘，但其与《远东商业》那篇被广泛讨论的“权威预测”形成了奇特的互证。这加深了英、美、法、德、日等国决策层的忧虑：
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如果清廷真如《远东商业》所预言、革命党所鼓吹的那样崩溃了，我们在华庞大的投资、贸易、传教利益怎么办？谁来保证条约的执行？混乱中，沙俄是否会真的趁机吞并大片领土？革命党的“不承认条约”宣言，尤其具有杀伤力。
王月生的海外合作势力则开始精准引导舆论，塑造“文明”共识。
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东京，王月生的合作者（如德文郡公爵的幕僚、摩根家族的说客、犹太金融家控制的媒体人、与德国实业界关系密切的学者）积极活动：
向本国议员、外交官、媒体分发《远东商业》文章的译文和精要分析，强调其预测的严肃性和背后反映的中国真实民意；
组织内部研讨会\/吹风会：邀请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人士，深入讨论惩罚性赔款的长远危害：
经济层面：算大账——过度勒索将摧毁中国市场购买力，断绝未来持续稳定的利润来源（“几千万镑（法郎\/马克\/美元）的赔款进了国库，却永远断送了中国人的后续购买力”）。强调可持续的商业利益远胜于一锤子买卖；
道义层面：猛烈抨击惩罚性赔款是“不文明”的掠夺行为，与联军出兵“惩罚邪恶（义和团）、守护文明（使馆侨民）”的初衷背道而驰，将彻底败坏国家形象（“失去了道义”，“从心底被中国人所仇恨和抵触”）；
政治层面：警告这只会肥了清廷贪官（“让中国政府的各个阶层大发横财”），并造成“远东基层民众的人道主义灾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地缘层面：反复强调最大的受益者是沙俄，其扩张野心将打破远东平衡。
合作势力影响下的主流报纸（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科隆日报》等）开始出现反思声音：
刊登评论员文章，呼应《远东商业》观点，质疑惩罚性赔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报道东南拒赔的舆论和地方不稳的消息；
揭露沙俄在东北的扩张行径，将其描绘为和平的破坏者；
刊载传教士或商人关于中国民生困苦、无力承担巨额赔款的目击报道，渲染人道主义关切。
在王月生势力持续、多角度的影响下，一种新的叙事和共识在除沙俄外的列强（尤其是英、美、日，德、法国内也有相当声音）精英圈层中逐渐形成并占据上风：
“这次对中国的战争，是必要的惩罚与文明的守护。但和平谈判的目标应是恢复秩序、保障未来利益，而非贪婪的掠夺和无差别的惩罚。过度的、特别是惩罚性的赔款要求，不仅不道德、不文明，更是极其愚蠢的——它会摧毁我们赖以获利的中国市场，制造人道灾难，加速清廷崩溃，引发更大混乱，最终让我们的条约权益落空，并可能让野蛮的沙俄成为唯一赢家。我们必须追求一个‘合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这场由一篇商业评论文章引发的、多方势力心照不宣或主动配合的“大戏”，对辛丑谈判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它极大地遏制了列强（尤其是德、俄）最初极其苛刻的赔款要求。
沙俄因其野心被充分暴露并遭到其他列强（尤其英、日）的警惕和抵制，在赔款问题上未能完全如愿，其单独勒索的企图受挫（尽管它仍强占了东北大量利益）。
英、美、日等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和对“东南拒赔”导致清廷垮台、沙俄坐大的恐惧，转而支持一个相对“可执行”的赔款总额和分摊方案（虽然总额仍极其巨大，但远低于最初的狮子大开口，且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东南的承受能力）。
清廷中央和李鸿章团队，通过默许甚至利用这场“逼宫”，成功地将东南地方势力转化为谈判筹码，部分实现了“祸水南引”和抵制沙俄的目标，艰难地保住了中央最后一丝颜面和执行赔款协议的希望。
《远东商业》和背后的郑贯公（王月生），一举奠定了其在远东信息分析和舆论引导领域的权威地位，成为各方都不敢忽视的力量。
这次事件也深刻暴露了清廷中央权威的彻底空心化和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为未来十多年的政局埋下了伏笔。
王月生通过精准的情报、超前的洞察和强大的资源网络，以一篇看似客观的商业评论为杠杆，成功撬动了历史的进程，将列强的贪婪暂时约束在“可持续掠夺”的框架内，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争取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然而，清廷的腐朽和列强的本质并未改变，更大的风暴仍在酝酿。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廿七（1901年3月17日），北京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
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坐在橡木书桌前，金丝眼镜后的蓝灰色眼睛里映着两份摊开的文件。一份是十天前清廷明发上谕的抄本：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和。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被朱笔圈出，旁边有他潦草的英文批注：“绝望的坦诚。”另一份是二十天前送到的香港《远东商业评论》，上面那篇《议和大纲前景蠡测》的文章，被他用红铅笔画满了道道。
六十六岁的赫德在中国待了四十七年。他熟悉这个国家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知道哪条河道能走多大的船，知道哪个口岸能收多少税，知道地方官员如何做假账，也知道朝廷的国库到底有多空。
可现在，连他都觉得棘手。
门被轻轻敲响。秘书引进来三个人：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德国公使馆参赞穆默德（公使穆默的堂弟，负责财政事务），还有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代表杜白蕾。
“诸位请坐。”赫德没有起身，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想必都看过那份香港的杂志了。”
熙礼尔最先开口。这个精瘦的苏格兰人操着一口带上海口音的官话：“文章写得狠毒。说惩罚性赔款会让清廷崩溃，地方造反，最后谁都拿不到钱。现在伦敦金融城已经在议论了——如果中国真的乱成一团，我们持有的中国债券会不会变成废纸？”
“所以我们要算出个准确的数字。”赫德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表格，“不能太少——不然各国国内无法交代；也不能太多——不然真把中国压垮了。这个分寸，就是我们要找的。”
杜白蕾插话，法语口音很重：“我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赔款必须体现法兰西的尊严。去年我们在义和团事件中损失了七名传教士、两处教堂，还有……”
“我们都看过清单了。”赫德打断他，“问题是，中国赔不起那么多。我这里有海关过去五年的税收数据。”他推过表格，“每年关税约两千五百万两，盐税约一千三百万两，常关税、厘金加起来约八百万两。这是中央能实际控制的收入。地方那些田赋、杂税，朝廷能收上来三成就不错了。”
穆默德仔细看着数字：“也就是说，清政府年收入大约在四千五百万两左右？”
“实际可支配的不到四千万。”赫德修正，“要维持八旗饷、绿营饷、官员俸禄、宫廷开支，还有河工、赈灾这些。去年实际结余……”他顿了顿，“是负一百二十万两。”
房间里一片寂静。
窗外传来俄国兵营的操练声，皮靴踏地的节奏整齐而沉重，像在给这个衰朽的帝国敲丧钟。
“所以，”熙礼尔缓缓说，“如果赔款数额超过中国年收入的一半，他们就只能借债。而借债需要抵押——最好的抵押品，就是海关税和盐税。”
赫德点头：“这正是关键。如果我们把赔款定在每年两千万两左右，中国就得用全部海关税和一半盐税来抵押。这样，我们就实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
他看向三人：“这比单纯要一笔巨额赔款更有利。钱总会花完，但控制财政，能控制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