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圣诞节，巴黎街头本该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但左拉《我控诉！》的余波和持续发酵的殖民丑闻，如同厚重的阴霾笼罩着城市。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终于在圣诞前夕发表了一份姗姗来迟、措辞谨慎的声明：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媒体及各方关于法属印度支那滇越铁路建设项目中出现问题的报道。政府对此深表关切，并将秉持透明、公正和人道原则，立即组建一个由高级别法官、议员及独立专家组成的特别调查团，火速前往印度支那，对相关指控进行最严格、最彻底的调查。任何被查明违反法律和人道原则的个人或行为，都将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惩。我们坚信，真相必将大白，正义必将得到伸张。”
这份声明意图明显：利用圣诞和新年假期冲淡公众的愤怒，同时抛出“组建高级别调查团”的承诺来安抚舆论。政府高层私下盘算着，组建这样一个涉及多方、需要协调的庞大调查团，光是准备工作就能拖上一两个月。届时，新的国际热点（比如布尔战争尾声的谈判、远东的义和团后续问题）或许就能转移视线，国内的怒火也能稍稍降温。
然而，事与愿违。风暴并未因节日而平息，反而在新年伊始，以更加猛烈的方式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核心地带爆发出来！
1901年1月，国际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再次被越南的消息占据：
“自杀式袭击浪潮席卷印支！传单控诉伴爆炸，法军草木皆兵！”（《泰晤士报》）
“西贡、河内街头成战场！‘复仇者’引爆自身，法军恐慌性射杀！”（《纽约先驱报》）
“‘无差别’恐慌？法军士兵向人群开火，多名无辜者伤亡！”（《柏林日报》）
报道详细描述了在大城市西贡、河内、海防等地，针对法军巡逻队、落单士兵以及铁路公司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的自杀式袭击骤然增多！袭击者往往在人群聚集处突然出现，高喊着控诉口号，抛洒出印有详细暴行（内容与之前传单类似，但更聚焦于本地化细节）的纸张，然后引爆身上的炸药（多为铁路工地使用的melinite或自制爆炸物）。袭击者似乎刻意避开了纯粹的法国平民区，目标明确指向殖民暴力的直接执行者和受益者。
这种精准又残酷的袭击，极大地刺激了本就因丑闻曝光而士气低落、神经紧绷的法军士兵。恐慌情绪在军营和街头蔓延。“草木皆兵”已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状态。任何被怀疑携带物品、行为“可疑”的当地人（尤其是青壮年男子），都可能招致法军士兵不加警告的射杀！多起法军士兵因过度紧张、误判形势而向普通行人、小贩甚至妇孺开枪的事件被国际记者和目击者记录、报道，引发了比自杀式爆炸本身更强烈的全球性谴责！法国殖民军队的形象，彻底沦为“恐慌的屠夫”。
与此同时，在远离城市的滇越铁路建设现场，情况更是急转直下：
“铁路大动脉遭肢解！越南段关键节点频遭突击破坏！”（《费加罗报》— 法国内部反对派报纸）
“冷枪、地雷、无规律破坏！法属印支铁路建设陷入全面瘫痪！”（《晚邮报》）
“劳工营成袭击目标！法军顾此失彼，苦力大规模逃亡！”（《华盛顿邮报》）
国际媒体的报道勾勒出一幅绝望的图景：铁路建设工地不再是施工的场所，而成了战场和坟场。桥梁墩台在深夜被炸药摧毁；刚建好的涵洞被堵塞填埋；铺设好的轨道被成段撬起或炸毁；冷枪手和地雷在漫长的施工线上神出鬼没，让法军巡逻队疲于奔命，伤亡惨重；对已建成线路的破坏更是无规律可循，今天刚修好，明天又被炸断。整个越南段的施工，在内外夹击下，几乎完全陷入停顿！
法军被迫将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优先集中到保护铁路的关键节点（桥梁、隧道、车站）和运输物资的线路上。这直接导致了对劳工营和偏远工地的保护力量严重削弱。
“劳工大逃亡！” 成了新的头条关键词。组织严密的武装力量频频袭击劳工营，他们并非为了杀戮，而是为了解救！大量饱受折磨、恐惧万分的劳工被有组织地接应、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多的劳工则在恐惧和混乱中自行逃亡，四散进入丛林或混入城市。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和铁路公司惊恐地发现，他们不仅失去了工程进度，连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也正在迅速枯竭！招募新劳工？在当前的恐怖氛围和全球舆论压力下，这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巴黎，爱丽舍宫和议会大厦内：
总督府、殖民部、铁路公司、军方……各方陷入了一场互相指责、推诿责任的丑陋内斗。
总督府：“是军方无能！连基本的治安和工程保护都做不到！”
军方：“是总督府和铁路公司制造了地狱！暴行激起了全民反抗！我们兵力不足，还要替你们背黑锅！”
铁路公司：“是你们政府监管不力！预算被层层盘剥克扣，才导致劳工待遇低下引发暴动！而且，工程安全是军方的责任！”
殖民部：“够了！都是你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连累了巴黎！”
就在这无休止的争吵和甩锅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出现了。
议会中，一位素以精明和关注财政着称的议员（并非左翼，而是中间偏右派系），在质询环节突然抛出了重磅炸弹。他挥舞着手中的文件：
“先生们！争吵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回归最基本的事实——钱！”
“这是国家议会批准的滇越铁路越南段的财政预算拨款法案！这是铁路公司呈报的年度决算报告！大家请看！”
“按照铁路公司上报的决算，他们在劳工薪资、伙食、医疗、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完全符合甚至超过了预算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每个劳工应该享有充足的食物、基本的医疗保障和相对安全的劳动环境！那么请问，如果铁路公司严格执行了预算，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文明工程’的景象！而不是左拉先生笔下的人间地狱，也不是现在满目疮痍的暴乱和袭击！”
“这巨大的反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存在极其严重的、系统性的贪污腐败！ 国家拨付的、用于保障劳工权益的巨额款项，在层层经手过程中被无耻地侵吞了！蛀虫们吸食着劳工的血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剧，最终引爆了这场毁灭性的危机！法国政府和殖民地总督府，很可能是在为这些国家的蛀虫背黑锅！”
这番言论瞬间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之前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议员冷静下来，开始审视这个“财务漏洞”论。对啊！如果钱花到位了，怎么还会发生这些事？贪污！一定是贪污！
法国政府和殖民地总督府的高官们如同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瞄准了这个甩锅的方向！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示：
“议员先生的分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我们也被铁路公司虚假的财务报告蒙蔽了！”
“必须严查铁路公司的财务！揪出这些蛀虫！是他们腐蚀了法兰西的荣誉，制造了人道灾难，引发了这场危机！”
行动快得惊人！
就在那位议员发言后不到一周，一个由财政部审计专家、资深法官和议会代表组成的“滇越铁路公司财务及管理特别调查团”火速成立。调查团的使命无比明确：彻查铁路公司的账目，揪出贪污腐败分子，将他们绳之以法，以此作为对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的交代！
调查团成员们带着“揪出蛀虫、挽回国家颜面”的使命感和一丝甩掉自身责任的庆幸，登上了开往西贡的邮轮。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去想，当他们将矛头指向铁路公司时，那些在越南丛林中持续不断的袭击、逃亡劳工的困境以及殖民统治的根本性危机，并不会因此消失。他们更不会想到，在遥远的东方，一双深邃的眼睛正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王月生知道，当法国人开始内斗、寻找替罪羊时，他们离彻底失去对印支的控制，已经不远了。而他的目标——彻底搅黄法国对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企图，并让法国人背上难以洗刷的污名——正在一步步实现。调查团的出发，不是结束，而是法国殖民体系更深层次溃烂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