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篇文章虽以“商业对策”为名，但其核心意图已昭然若揭：它是一份面向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与东南利益攸关者）的战略预警书和政治劝诫书。
对列强（英、美、日等）： 文章以冷峻的商业逻辑和地缘政治推演，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过度索求，尤其是包含惩罚性赔款及无差别摊派，必将导致清廷垮台和全国大乱。 而最大的赢家将是沙俄——它将趁乱实现其鲸吞中国北方领土的野心。这显然不符合英、美、日等国在华（尤其在东南）的长远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平衡。文章暗示列强应认清形势，在赔款问题上保持克制，尊重“东南互保”的现实成果，避免逼迫过甚。
对东南督抚及地方实力派（弦外之音）： 文章精准地描述了东南拒绝摊赔的“合法性”依据（“拒战”有理，“拒赔”亦同）和可能后果（割据自立）。这无疑是在为东南势力提供舆论支持和行动背书，鼓励他们在谈判后期，若列强和朝廷逼迫过甚时，敢于“掀桌子”——即公开拒绝执行摊赔命令，以实际行动宣告中央权威的破产。文章暗示：只有展现出这种玉石俱焚的决心，才能迫使列强（特别是英、美）意识到维护一个至少能控制东南、维持基本秩序的“合法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从而在谈判桌上对沙俄的贪婪和其他不合理的惩罚性要求施加约束，最终达成一个相对“可执行”的协议，避免国家彻底崩溃、列强（尤其沙俄）浑水摸鱼的局面。
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一经刊出，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
广州、香港的中外商界哗然，争相抢购传阅，电报房业务量激增，大量摘要被发往上海、天津、北京乃至伦敦、纽约、东京。
外国驻广州、香港的领事、商团代表震惊不已，紧急将全文翻译并加急报送本国驻华公使及外交部。其观点，尤其是关于沙俄野心和无差别惩罚后果的部分，引起了英、美、日外交官的极大重视和私下讨论。
东南督抚衙门（如两广总督陶模、虽刘坤一、张之洞不在广州，但其亲信皆能迅速获知）内气氛微妙。文章精准说出了他们不便明言的心声和底线策略，为他们在后续可能的摊赔之争中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武器和舆论铺垫。
北京谈判桌旁的李鸿章团队，也很快收到此文。于式枚将其与王月生的密信策略相互印证，更坚定了在赔款问题上据理力争（尤其是抵制沙俄无理要求）的决心和策略方向。
至于沙俄方面，则暴跳如雷，视此文为对其野心的恶意揭露和阻挠，想方设法对《远东商业》及幕后之人施加压力。
这篇以“商业预测”为外衣、实则搅动天下大势的文章，其涟漪正迅速扩散，其影响注定深远。王月生（和他扶持的郑贯公）通过这份新生的刊物，成功地将自己洞悉未来的战略判断和对各方利害的精准拿捏，投射到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判之中，为这纷乱的棋局，又投下了一枚充满变数的棋子。
文章内容传到西安，守旧派王公大臣（如刚毅余党、部分满洲亲贵）勃然大怒，痛斥《远东商业》“大逆不道”、“离间中外”、“煽动地方抗命”，要求严惩办报人郑贯公，甚至迁怒于两广总督陶模监管不力。慈禧太后在朝会上也表现出“龙颜大怒”，斥责文章“危言耸听”、“动摇国本”。
然而，在私下召见心腹（如荣禄）时，慈禧的态度却微妙得多。她敏锐地捕捉到文章的核心价值：
文章精准点出了列强（尤其英、美、日）最担心的后果——清廷垮台、沙俄坐大、东南割据、条约无法执行。这正是清廷无力表达却梦寐以求能传递给列强的信息。
文章为东南督抚拒绝摊赔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合法性”论述和舆论支持。这等于给了慈禧一把“借刀杀人”的刀——利用东南地方势力作为筹码，向列强施压，争取降低赔款总额，特别是抵制沙俄的过分要求。慈禧深知自己无力控制东南，与其强行摊派引发公开决裂，不如默许甚至暗中鼓励东南以此为由去“闹”。
朝廷的“震怒”仅限于口头和姿态，并未下达实质性的严厉查办命令（仅发了一封不痛不痒的申饬电报给陶模）。同时，李鸿章在京谈判团队（通过加密电报）与西安行在保持着密切联系，传递着列强对文章的反应。西安方面默许甚至暗示李鸿章团队，可以在谈判中“不经意”地提及东南不稳的“隐忧”，以及沙俄野心引发的普遍担忧。一场由地方报刊“发难”、中央佯装震怒却暗中支持、地方实力派即将登台唱主角的“逼宫”大戏，在默契中拉开了序幕。
于式枚第一时间将文章全文及摘要呈送李鸿章。病榻上的李鸿章仔细阅读后，蜡黄的脸上竟露出一丝难得的、带着苦涩的笑意。他对于式枚叹道：“此子（指王月生）… 真乃神鬼手段！借商贾之口，道破庙堂之局，直击列强软肋。东南拒赔之论，虽逆耳，却是实情，亦是我等手中… 为数不多的筹码了。”
李鸿章团队迅速调整谈判策略。在后续与列强（尤其英、美、日公使）的会谈中，李鸿章、奕匡等人不再仅仅哭穷，而是有意识地、忧心忡忡地引用《远东商业》的分析（“此乃沪港商界公论，非吾等臆测”），强调惩罚性赔款和无差别摊派必然导致中央权威崩溃、地方拒缴、全国财政体系瓦解，最终结果是“赔款协议成一纸空文”，“贵国所求之利益，反成镜花水月”。
李鸿章团队将文章揭露沙俄野心的部分，作为离间列强、争取英美德日支持的关键武器。私下向英、美、日公使展示沙俄在东北拒不撤军、持续增兵的证据，结合文章观点，暗示沙俄才是谈判的最大破坏者和最终受益者。“若因满足俄国之贪欲而致中国解体，诸国在华之商务根基将毁于一旦，岂非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列强（特别是态度强硬的德、俄）施压要求确保赔款来源时，李鸿章“无奈”地表示：“朝廷自当竭力筹措，然…东南各省情形特殊，彼等自认于庚子年保境安民有功，今若强令其分担巨额赔款，恐…激起变故。刘、张诸公（刘坤一、张之洞）来电，言及商情激愤，民情汹汹…” 点到即止，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李鸿章团队成功地将《远东商业》的“预测”转化为谈判桌上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
东南督抚们（刘坤一、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等）对《远东商业》的文章心领神会，迅速行动：
在他们的默许甚至授意下，东南各大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或发表评论，声援《远东商业》观点，尤其强调“东南无辜”、“拒赔有理”、“强行摊派必致东南财源枯竭、商埠萧条”。各地商会、士绅团体也纷纷上书督抚，表达对“无端受罚”的强烈不满和对“保护地方元气”的诉求。一时间，“东南拒赔”成为公开的舆论潮流。
刘坤一、张之洞等重量级督抚，纷纷以“密电”或通过半公开渠道（如接受外媒采访）向朝廷和列强表达“苦衷”：强调东南在庚子年维持秩序、保护洋商的巨大贡献；痛陈地方财政已极度困难（练兵、新政需款浩繁）；隐晦而坚定地暗示，若朝廷屈从列强压力对东南强行摊派巨额赔款，他们将“力有不逮”，“恐难约束地方”，“万一激起民变，影响通商大局，则非我等所愿见矣”。这几乎是公开的“抗命”预告。
东南各省在军事（如加强新军控制）、财政（截留税款、筹集备用金）、人事（安插亲信）等方面悄然加强部署，为可能出现的摊派对抗乃至事实割据做准备。盛宣怀控制的电报局网络，成为督抚间协调立场、传递信息的关键渠道。
东南督抚们默契地扮演了“不稳定因素”的角色，他们发出的信号清晰而强硬：列强和朝廷若想在东南拿到钱，就必须接受一个“合理”的、东南能够且愿意承担的赔款额度，并且必须遏制沙俄的野心。否则，大家鱼死网破。这场由《远东商业》点燃、东南督抚接力放大的“逼宫”，极大增加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对抗漫天要价（尤其是沙俄）的底气。
在民间（尤其东南及通商口岸）文章引发巨大恐慌和共鸣。商人们加速了《远东商业》建议的避险操作（收缩、转移资产），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印证了文章关于“市场萧条”的预测。同时，对“无差别惩罚”的愤怒也真实存在，成为东南拒赔的社会基础。
对于士绅与新知识分子，文章对清廷无能的揭露、对赔款后果的分析，深刻刺激了这部分人群。加速了他们对清廷的失望和对变革的思考。文章展现出的对国际形势的洞察力，也让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远东商业》和《参考消息》这类新式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