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四月，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献王府，十六岁的朱厚熜（cong）正坐在书房里临摹《兰亭序》，管家跌跌撞撞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卷明黄绸缎：“王爷！北京来的天使（朝廷使者）到了，说……说武宗皇帝宾天（去世），让您去继位！”
朱厚熜放下笔，走到院子里，看着王府门前那对石狮子——这还是爷爷辈传下来的，据说当年成祖爷分封藩王时特意赐的。“去备车。”他淡淡说了句。
朱厚熜能当上皇帝，纯属意外。武宗朱厚照三十一岁就死了，没留下儿子，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兄终弟及”的祖制，在皇室宗亲里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朱厚熜——他是武宗的堂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 yuán）是宪宗的儿子，血脉最亲。
杨廷和派去的使者是礼部尚书毛澄，带着武宗的遗诏，上面写着“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朱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宜即皇帝位”（《明世宗实录》）。意思是让朱厚熜以“孝宗皇帝的儿子、武宗的弟弟”身份继位，这样既符合礼法，又能保证皇权传承的正统性。
可朱厚熜不是个省油的灯。车队刚走到河北涿州，他就跟毛澄较上了劲。毛澄说：“按规矩，您得从东安门进紫禁城，先去文华殿当‘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立刻反问：“遗诏里说让我‘即皇帝位’，没说让我当皇太子，凭什么走东宫的门？”
毛澄急得满头汗：“这是祖宗规矩，孝宗皇帝是您的皇考（父亲），武宗是您的皇兄，您得认他们当亲爹亲哥！”朱厚熜说道：“我爹是兴献王，我娘是蒋妃，哪有改认爹娘的道理？”双方僵持在涿州城外，杨廷和派来的太监天天催，朱厚熜就是不挪窝，说：“要么从大明门正门进，要么我回安陆当我的藩王！”
最后还是皇太后张氏（孝宗皇后）出面，说：“新君刚到，别闹得太僵，就从大明门进吧。”这才打破僵局。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骑着高头大马，从大明门进入紫禁城。
登基那天，礼部早就准备好了礼仪流程，让他先去拜谒孝宗的神位，再接受百官朝拜。朱厚熜站在太庙门口，又停住了：“我还没登基，凭什么拜孝宗？等当了皇帝，该拜自然会拜。”杨廷和在旁边劝：“陛下，这是礼法……”“礼法也得讲道理。”朱厚熜甩下一句话，径直走向奉天殿，穿上龙袍坐在了龙椅上——那年他十六岁，比武宗登基时还小四岁。
朱厚熜刚登基，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他下旨：“追封我爹兴献王为‘皇考’，我娘为‘皇太后’。”杨廷和当场就反对：“陛下是过继给孝宗皇帝的，兴献王只能算‘皇叔考’，哪能当‘皇考’？”
杨廷和的理由很充分：当年汉哀帝过继给汉成帝，就认成帝为父，亲爹只能叫“定陶共王”；北宋英宗过继给仁宗，也认仁宗为父，亲爹濮王只能称“皇伯”。“这是千年规矩，陛下不能破！”杨廷和说。
朱厚熜也不示弱，虽然年纪小，却读过不少书，他说：“汉哀帝、宋英宗是小时候就过继的，我都十六了，亲爹亲娘早就认了二十年，凭什么说改就改？”他还找了个叫张璁（cong）的官员写了篇《大礼疏》，里面说：“陛下继承的是皇位，不是人家的儿子，认亲爹天经地义。”
这场争论后来被叫做“大礼议”，吵了整整三年。支持杨廷和的大臣占多数，都是些老臣，像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乔宇，他们说自己是“护礼派”；支持朱厚熜的是少数，多是些想往上爬的小官，被骂成“迎合派”。朝堂上天天吵架，有人甚至说：“这新皇帝刚登基就不孝，以后肯定不是明君！”
有次朱厚熜气得把奏折摔在地上，说：“我当这个皇帝，连认亲爹的权利都没有吗？”说着就哭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大臣面前失态。可哭归哭，原则问题不让步，第二天照样下旨，让礼部准备追封父母的礼仪。
正德十六年十月，朱厚熜的亲娘蒋妃从安陆来北京。按杨廷和的意思，蒋妃应该从“崇文门”进，以“皇叔母”的身份住在藩王府里。朱厚熜又急了：“我娘是皇太后，就得从大明门进，住仁寿宫！”
蒋妃的车队走到通州，听说这事，也停住了。蒋妃是个明白人，知道儿子在京城不容易，派太监跟朱厚熜说：“娘不图虚名，只要能跟你见一面就行，别跟大臣们闹僵。”朱厚熜却红着眼圈说：“娘受委屈，就是儿受委屈，这门必须从正门进！”
两边又杠上了。杨廷和带着两百多个大臣跪在文华殿外哭谏，说：“陛下要是坚持让蒋妃以太后身份进城，就是违背礼法，我们这些大臣没法活了！”有人甚至把头往柱子上撞，血流了一脸。朱厚熜在殿里听得心烦，让太监出去说：“再闹，就把你们都贬到云南去！”
最后还是张璁出了个主意：“不如先称蒋妃为‘兴献后’，让她从东安门进，住在东华门外的府邸，等以后再慢慢改封号。”朱厚熜虽然不情愿，但知道硬碰硬讨不到好，只好答应了。蒋妃进城那天，朱厚熜亲自跑到东华门外迎接，母子俩见面就抱头痛哭，旁边的太监宫女看了，都偷偷抹眼泪。
这事没过多久，杨廷和就请辞了。他觉得这个新皇帝太犟，自己管不了，说：“老臣年纪大了，想回四川老家养老。”朱厚熜没挽留，只是淡淡说：“杨先生辛苦了，回去吧。”杨廷和走那天，朱厚熜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他的轿子远去，心里说不清是轻松还是沉重——这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老臣走了，可“大礼议”的仗，才刚刚开始。
朱厚熜年纪虽小，管理朝政却有一套。武宗朝被刘瑾、江彬祸害得够呛，官场腐败，国库空虚，朱厚熜一上台就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清退“传奉官”。武宗时期靠送礼、拍马屁当官的，被他一口气罢黜了两千多人，其中有个叫崔文的道士，靠给武宗炼丹药当了太常寺卿，朱厚熜说：“这等妖道，留着祸国殃民！”直接把他发配到辽东充军。
第二把火，整顿禁军。江彬当年安插在京营里的亲信，被他一个个揪出来，要么贬斥，要么处死，还把京营的兵力从十万精简到五万，说：“兵不在多，在精。”有个叫李琮的将领，是江彬的干儿子，仗着有兵权不服管，朱厚熜让人直接把他绑到午门斩了，禁军里再也没人敢反对。
第三把火，减免赋税。武宗南巡时，江南百姓被搜刮得苦不堪言，朱厚熜下旨：“江南各省去年的税粮免掉一半，受灾的地方全免。”还派御史去查那些趁机贪污赈灾款的官员，查到一个办一个。
他还特别节俭，不像武宗那样铺张浪费。登基后，有人想给他修新宫殿，他说：“紫禁城的房子够住了，别瞎花钱。”连宫里的用度也缩减了不少。
“大礼议”的争论还在继续。杨廷和走后，他的儿子杨慎（就是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那位）成了“护礼派”的领头人。嘉靖三年三月，朱厚熜正式下旨，追封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杨慎气得在朝堂上大喊：“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就在今日！”带着两百多个大臣跪在左顺门外哭骂，说朱厚熜“不孝”“逆天”。
这次朱厚熜没再心软。他让人把哭骂最凶的一百三十四个人抓起来，打了廷杖（朝堂上用大棍打人），有十六个人当场被打死，杨慎被打得半死，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一辈子没再回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左顺门之变”，经此一役，朝堂上再没人敢公开反对朱厚熜，“大礼议”以他的胜利告终。
可这场胜利也埋下了隐患。那些支持他的“迎合派”，像张璁、桂萼等人，虽然帮他赢了争论，却不是什么好人。张璁为了往上爬，到处搜罗杨廷和的黑料，甚至诬陷他“勾结藩王”；桂萼则贪财好利，当了吏部尚书后，把官职明码标价，跟当年的刘瑾没两样。朱厚熜虽然知道他们不地道，可觉得这些人“听话”，还是重用了他们。
嘉靖三年七月，朱厚熜在太庙举行仪式，正式把兴献王的神位请进太庙，放在孝宗旁边。仪式结束后，他独自一人站在太庙的柱子旁，看着父亲的牌位，突然说了句：“爹，儿子做到了。”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了很久。
从安陆来的那个十六岁少年，用三年时间，在陌生的紫禁城里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他证明了自己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却也在权力的游戏里，慢慢变得多疑、狠辣。朱厚熜的贪心，此时还藏在“孝顺”的外衣下，没被人发现——他想要的，不只是给父母一个名分，还有掌控一切的绝对权力。
夕阳透过太庙的窗棂，照在朱厚熜年轻的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明朝的这艘大船，在经历了武宗的荒唐后，似乎迎来了一个强势的舵手，可谁也不知道，这个舵手将来会把船往哪个方向开。是驶向中兴的彼岸，还是撞向修仙的礁石？答案，藏在嘉靖朝往后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