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年）的春天，北京贡院放榜那天，新科状元的名字被高声唱喏出来——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穿着崭新的红袍，站在午门前接受百官道贺，眉宇间透漏出清朗与傲气。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当朝内阁首辅，从宪宗朝起就稳居朝堂中枢，连正德皇帝朱厚照都得让他三分。母亲黄氏是书香门第出身，据说能背全本《汉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杨慎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五岁时，杨廷和给他请了个姓刘的私塾先生。第一天上课，先生教《论语》“学而时习之”，杨慎歪着头问：“先生，‘习’是温习，还是实践？”先生愣住了——这问题连秀才都未必想过。
十岁那年，杨慎随父亲去内阁值房，见案上放着正德帝的御笔涂鸦，画的是一群宫女在豹房里打马球。别的孩子吓得不敢作声，他却拿起笔在旁边题了两句诗：“苑内花如绣，阶前草似茵。如何驰骏马，踏碎锦苔纹？”杨廷和见了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敢评点御笔，喜的是这两句诗对仗工整，颇有唐人风味。
十五岁时，杨慎随父亲回新都省亲。船过三峡，他站在船头看两岸猿啼，随口吟出“瞿塘峡口水平铺，滟滪（yàn yu，长江瞿塘峡口的巨石，旧时为险滩）堆前百丈孤”，同行的四川巡抚李充嗣拍着他的肩膀说：“此子他日必成大器，恐非科场所能牢笼。”
正德五年（1510年），杨慎第一次参加会试，主考官是“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阅卷时，李东阳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汪洋恣肆，尤其策论《御边策》，分析蒙古瓦剌部的威胁，句句切中要害。他当即批注：“此卷作者，当为今科魁首。”可放榜时，这份试卷却没进前三名——原来誊录官抄卷时，把“瓦剌”写成了“瓦刺”，主考官以为是笔误，降了名次。杨慎却毫不在意，对父亲说：“考场上的名次，如江上浮萍，何必挂怀？”
第二年重考，杨慎果然一举夺魁。放榜那天，他骑着高头大马游街，新都老乡们在长安街旁摆了几十桌酒，有人喊：“杨公子，要给咱蜀地争气！”他翻身下马，端起酒碗一饮而尽：“慎不敢忘。”
中状元后，杨慎入翰林院当了修撰（明清时翰林院的官职，负责修撰国史等）。正德帝朱厚照是个出了名的顽童皇帝，整天带着太监们在豹房里胡闹，要么就偷偷跑出居庸关去打蒙古人。大臣们敢怒不敢言，杨慎却偏偏要碰一碰他。
正德十二年（1517年），朱厚照又一次溜出京城，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要去宣府亲征。杨慎联合翰林院的三十多位同僚，连夜写了封奏折，说：“陛下是天子，岂能自降身份当总兵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祖宗社稷怎么办？”奏折递上去，如石沉大海。杨慎索性带着同僚们跪在文华殿外，从早到晚，声嘶力竭地喊：“请陛下回宫！”
朱厚照在宣府打了胜仗，回来后听说这事儿，气得把奏折摔在地上：“杨慎这小子，是不是仗着他爹是首辅，敢教训起朕了？”杨廷和赶紧把儿子叫回家，罚他在祠堂跪了三天。杨慎却说：“爹，您总教我‘文死谏，武死战’，难道是骗我的？”杨廷和看着儿子倔强的侧脸，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弹劾刘瑾的往事，叹了口气：“你呀，比我还犟。”
这件事，让杨慎在文官集团里得了个“硬骨头”的名声。有人说他“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也有人赞他“有乃父之风，是朝廷正气”。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驾崩，杨廷和拥立朱厚熜（嘉靖帝）继位，杨慎也升为翰林院侍读，成了新皇帝的老师。
嘉靖帝继位后，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为“皇考”（宗法意义上的父亲），这在礼制上是说不通的——按规矩，他继承的是正德帝的皇位，得认正德帝的父亲孝宗为“皇考”。内阁首辅杨廷和带头反对，朝堂上分成了两派，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之争。
杨慎此时刚满三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觉得父亲的主张是“守正”，而张璁、桂萼这些支持皇帝的大臣是“媚上”。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当嘉靖帝下旨追封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时，杨慎再也忍不住了。
七月十五日那天，杨慎在朝堂上振臂一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两百三十多位大臣响应，跟着他跪在左顺门外哭谏。史料记载，那天的哭声震得宫墙都在颤，大臣们有的捶打宫门，有的哭喊“高皇帝（朱元璋）、孝宗皇帝”，还有人把朝笏（hu，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往地上摔，说：“我们这些官，不如不当了！”
嘉靖帝在文华殿里听得心烦，派太监传旨让他们退下，可没人动。太监回来禀报：“杨慎说，不收回成命，就跪到死。”嘉靖帝猛地拍了桌子：“锦衣卫，给朕打！”
锦衣卫缇骑如狼似虎地冲进人群。杨慎被两个校尉架起来，廷杖的板子落在背上，他闷哼一声，鲜血瞬间浸透了官袍。
这一顿打，打死了十六位大臣，杨慎虽然活了下来，却被打得皮开肉绽。三天后，圣旨下来：杨慎充军云南永昌卫，永远不许回京。
从北京到永昌卫，有三千里。杨慎拖着伤体，戴着枷锁，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押送的校尉是个陕西人，见他一路咳嗽不止，偷偷解开了他的枷锁。
走到湖南辰溪，杨慎得了场大病，高烧不退，当地有个姓王的老郎中，听说他是因“大礼议”被贬的杨状元，背着药箱跑了几十里路来看他。老郎中给他喂药时说：“我孙子在国子监读书，常说杨大人是忠臣。您可不能死啊。”
病好后，杨慎继续南行。过贵州镇远府时，他在舞阳河畔的石壁上题了首诗：“楚塞三湘接，黔城万壑通。夜郎天外怨，巴国雨中愁。”字里行间多了几分颠沛流离的苍凉。
到了永昌卫，迎接他的是低矮的土牢和弥漫的瘴气。卫所的军官见他是个文弱书生，说：“杨大人，这里可不是北京的翰林院，得自己挑水种地。”杨慎没说话，第二天就拿起扁担，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去井边挑水。
可他毕竟是状元郎。晚上躺在草堆上，他就着油灯读《史记》《汉书》，遇到精彩的地方，就记在竹片上。当地有个叫张含的秀才，听说来了位状元，跑来拜访，见他在竹片上写满了批注，惊得说不出话：“大人都这样了，还读书？”杨慎笑：“不读书，跟草木有啥区别？”
渐渐地，云南的文人都知道了永昌卫有个被贬的状元。有人从大理送来宣纸，有人从昆明捎来墨锭，还有土司（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首领）派子弟来向他求学。杨慎干脆在卫所旁盖了间茅屋，取名“写韵楼”，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就着书立说。
他在云南的三十多年里，写了两百多部着作，涉及经史、诗文、音韵、民俗，简直是一部“明代云南百科全书”。研究《易经》时，他发现前人注释有错误，就翻山越岭去拜访纳西族的东巴（纳西族中主持祭祀、通晓东巴文的人），从东巴经里找佐证；写《滇程记》时，他徒步走遍了云南的山川，连哪个山寨产好茶、哪个渡口有急流都记在本子上。
当地百姓喜欢他的平易近人。有次他去赶集，见个卖柴的老汉在哭，问了才知道，老汉被地主骗了，柴钱没拿到。杨慎当即写下状纸，帮老汉告到了知府那里。知府见是杨慎的笔迹，不敢怠慢，当即判地主还了钱。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已经七十二岁了。这年冬天，永昌卫下了场罕见的大雪，他坐在“写韵楼”里，看着窗外的红梅，突然想喝酒。学生们凑钱买了壶当地的米酒，他喝了两杯，说：“拿纸笔来。”
借着酒劲，他写下《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写完，他把笔一搁，问学生：“你们说，这词像不像我这一生？”学生们看着他鬓角的白发，想起他当年在北京的风采，都红了眼眶。
其实，杨慎不是没想过回京。嘉靖帝曾两次大赦天下，有大臣上书说“杨慎罪不至终身流放”，可嘉靖帝一看到“杨慎”两个字就堵得慌：“那个犟种，永远别让他回来！”有次杨慎路过四川泸州，离新都只有几十里路，他站在长江边，望着对岸的蜀山，终究没敢回去——他怕连累还在朝中的儿子杨有仁。
临终前，杨慎把学生叫到床前，指着书架上的书稿说：“这些东西，你们能刻就刻，不能刻就烧了。”说完，他闭上眼睛，手里还攥着那片写满批注的竹片。
消息传到北京，已经退休的内阁首辅徐阶叹了口气：“用修啊用修，你这一辈子，赢了名声，输了岁月。”云南的百姓在永昌卫给他建了座“状元祠”，把他的《临江仙》刻在石碑上。直到今天，去保山的人还能看到那座祠堂，祠堂门口的对联是：“滇海着书，一代文宗传异域；楚骚屈志，千秋正气壮山河。”
杨慎的一生，像极了他笔下的长江水——从京华的波澜壮阔，到滇南的曲折蜿蜒，最终都汇入历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