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的雨，落在泾源县的黄土坡上时，已经裹着股透骨的寒意。不是夏末那种急骤的暴雨，而是绵绵密密的冷雨，像无数根细针，扎在人裸露的皮肤上，往骨头缝里钻。风也跟着凑热闹，裹着雨丝斜斜地扫过光秃秃的槐树林，树枝没了叶子的遮挡，细瘦的枝桠在雨里乱晃，像是冻得发抖的手，要抓住点什么，却只抓住满空的湿冷。
贺朝辉蹲在自家院后的土沟边，后背早被雨水打透，粗布褂子贴在身上，凉得像块冰。他手里的铁锹把被雨水泡得发滑，木头上的纹路里嵌满了泥，得用掌心死死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才能避免铁锹从手里滑出去。沟里的淤泥混着败叶和草根，一锹挖下去，泥水“噗嗤”一声溅起来，大半都落在他挽起的裤腿上，裤脚沉甸甸地坠着泥，凉得他膝盖发僵，每弯一次腰，都能感觉到膝盖骨“咯吱”响。
“这鬼天气，再下沟就得塌了。”他往沟底瞥了眼，声音裹在雨里，显得有些闷。这条土沟是前几年秋收后，他和二儿子贺俊刚一起挖的，宽三尺，深两尺，从院后一直通到村外的小河，专门用来排院子里的积水。往年九月虽也下雨，却没这么邪乎——从八月底断断续续下到现在，快一个月了，黄土坡被泡得软塌塌的，踩上去能陷到脚踝，连地里的土都变成了浆糊似的泥巴。昨天夜里他起夜，听见院后传来“哗啦”一声闷响，心里就咯噔一下，早上天刚蒙蒙亮就跑来看，果然，沟边的土塌了小半，浑浊的雨水正顺着塌口往院子里漫，要是不赶紧疏通，屋里那点粮食非受潮发霉不可。
他把铁锹往泥里扎得深些，胳膊上的肌肉绷起来，露出一层薄薄的褐色皮肤——那是常年在地里干活晒出的颜色，只是此刻被雨水泡得发皱，摸上去凉得像块石头。他时不时直起腰，用袖子擦把脸，雨水混着额头上的冷汗往下淌，顺着下巴尖滴进衣领里，激得他打了个寒颤。抬头往东边的坡地望，雨帘密得像堵灰黄色的墙，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绿——那是他家的三亩麦田，麦穗刚灌浆，饱满的穗子垂着，要是再被雨水泡上几天，麦粒就得烂在穗子里，今年的收成就全完了。
“俊刚要是在家，还能搭把手。”他望着东边通往县城的山路，雨雾把山路遮得严严实实，只能看见远处山坳里隐约的轮廓。二儿子贺俊刚在县城的粮店帮工，去年冬天去的，老板是邻村的远房亲戚，待他还算厚道，管吃管住，每月还能挣几个铜板。原本说好了九月初回来，帮着收拾秋收的残局，把晒干的麦子囤进地窖，再翻一翻地，准备种冬麦。可前几天托人带回来一封信，说县城里来了些当兵的，穿着灰布军装，腰间挎着刀，把粮店盯得紧，老板不让轻易出门，只能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贺朝辉把信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每次摸见信纸的褶皱，心里就暖一暖。他倒不怪儿子，只盼着他在外面平平安安的，别惹上那些当兵的。“等他回来，把屋里那两袋麦子晒一晒，磨点新面，给他做碗扯面吃。”他小声念叨着，嘴角不自觉地牵起一点弧度。去年俊刚临走前，就念叨着想吃他做的面，说城里的面太软，没嚼劲。
那两袋麦子是俊刚上个月托粮店的伙计捎回来的，新收的冬麦，颗粒饱满，金灿灿的，抓一把在手里，能闻到一股子麦香。贺朝辉宝贝得很，专门把屋里靠窗户的土台打扫干净，底下垫了两层晒干的干草，再把麦子袋放上去，怕受潮，还在袋子旁边放了两捆干艾草。他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会种庄稼，从十几岁跟着爹下地，到现在快五十了，手里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看着金灿灿的麦子，比看着啥都踏实——那是一家子的口粮，是过日子的指望，是俊刚在城里惦记着的家的味道。
可这指望，在马蹄声碾过雨幕的那一刻，碎了。
一开始是远处传来的“嗒嗒”声，混在雨声里，不仔细听根本辨不出来，像是有人在远处敲着闷鼓。贺朝辉以为是山里的野驴下山找水喝，没在意，继续埋头挖泥。直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沉，像是有无数只重锤在砸地面，震得脚下的泥地都跟着发颤，连手里的铁锹把都有了轻微的震动。他心里猛地一紧，直起腰，眯着眼睛往路口望——雨雾里渐渐显出一队人影，黑色的马，灰色的军装，腰间悬着的刀鞘在雨里闪着冷光，马蹄踏过泥地，溅起的泥水有半尺高。
是马家军。
贺朝辉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猛地缩成一团，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泥里，溅起的泥水洒了他一裤腿。他不是没听过马家军的名头，前几个月村里的李老三去平凉城卖粮，回来后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拍着大腿说马家军在平凉吃了败仗，被城里的兵打得落花流水，退到固原去了。可没几天，又有人说马家军在固原周边的乡镇折腾，到处搜捕共产党，见了汉族人就盘问，见了粮食就抢，连老百姓的锅碗瓢盆都不放过。那时候他只觉得害怕，想着泾源偏，离固原还有几十里地，山路又难走，应该不会被盯上，可现在，这些人就像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站在了他家门口。
为首的人骑着一匹黑马，马鬃被雨水打湿，一缕缕贴在脖子上，像是刚从泥里捞出来的，马的鼻翼张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喷出的白气很快被雨水打散。骑手穿着深蓝色的马褂，外面套着件灰布军装，腰间系着宽宽的牛皮腰带，上面挂着一把匕首，刀柄上的铜饰被雨水冲得发亮，还坠着一块红布。他勒住马，居高临下地看着贺朝辉，靴子里的马刺在马肚子上轻轻磕了一下，黑马烦躁地刨了刨蹄子，溅起更多的泥水。他手里的马鞭往贺朝辉身上一指，声音裹着雨丝砸过来，又冷又硬，像冰碴子：“老东西，过来！”
贺朝辉的腿像灌了铅，挪不动步。他这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见了村里的保长都要躲着走，更别说见这些挎着刀、骑着马的兵。他的牙齿开始打颤，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怕，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后背的冷汗混着雨水往下淌，凉得他头皮发麻。他颤颤巍巍地往前走了两步，泥水顺着裤腿往下滴，在脚边积成小小的水洼，每走一步，都感觉像是踩在刀尖上。
“问你，”为首的队长眯起眼睛，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贺朝辉的脸，把他脸上的恐惧和慌乱看得一清二楚，“最近有没有共产党来过？或者见过可疑的人？”
贺朝辉的舌头打了结，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连共产党长啥样都不知道，只听人说过是帮老百姓的兵，可他这辈子没见过兵，除了上次来村里收粮的保长带来的两个衙役。他越急越说不出话，只能一个劲地摇头，牙齿咬得嘴唇发颤，嘴唇早就被雨水泡得发白，再一咬，渗出血丝来。
“你他妈哑巴了？”队长不耐烦了，眉头拧成一团，一扬手，马鞭“啪”地一声抽在贺朝辉的胳膊上。那马鞭上还带着铁刺，抽在胳膊上，火辣辣的疼瞬间窜遍全身，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贺朝辉“哎哟”一声，差点栽倒在泥里，他捂着胳膊，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嘴里含糊地说：“没……没见过……真没见过……”
队长冷笑一声，从马背上跳下来，靴子踩在泥里，发出“咕叽”的声响，像是在踩烂泥里的虫子。他走到贺朝辉面前，抬手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两个人脸对着脸，队长嘴里的酒气混着烟草味喷在贺朝辉的脸上，呛得他直咳嗽。“再问你一遍，”队长的声音压低了，却更凶，“你是不是穆斯林？”
贺朝辉被勒得喘不过气，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他拼命摇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不……不是……我是汉族……一辈子都是汉族……”他的祖祖辈辈都住在泾源，都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每年清明都去后山给祖宗上坟，怎么会是穆斯林？
“不是？”队长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松开手，贺朝辉“扑通”一声摔在泥里，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疼得他眼前发黑，金星乱冒。没等他缓过劲来，队长朝身后的士兵挥了挥手，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进去搜！看看有没有藏粮食，有没有可疑的东西！”
几个士兵立刻闯进屋里，脚步声、翻东西的声音、瓷器破碎的声音传出来——是灶台被掀翻了，粮缸被踢倒了，连他放在炕头的那只装针线的木匣子都被摔在了地上，里面的顶针、线轴撒了一地。贺朝辉心里一紧，猛地想起屋里土台上的那两袋麦子，那是俊刚捎回来的，是家里唯一的存粮！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却被一个士兵一脚踩在背上，士兵的靴子底沾满了泥，踩得他胸口发闷，喘不上气，肋骨像是要断了一样疼。“老实点！再动就毙了你！”士兵的声音恶狠狠地响在耳边。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士兵从屋里出来，两个人抬着一袋麦子，袋子口没扎紧，麦粒从缝隙里漏出来，撒在泥里，被后面的马蹄一踩，立刻变成了泥糊糊。贺朝辉的眼睛红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那不是普通的麦子，那是俊刚在城里省吃俭用，托人捎回来的；是他打算等俊刚回来，磨成新面，做扯面的；是一家子要靠它撑到明年春天的口粮啊！
“别拿我的麦子！那是我的粮食！不能拿！”他猛地挣开士兵的脚，顾不上胸口的疼，也顾不上后脑勺的晕，爬起来就往麦子那边冲。他跑得跌跌撞撞，泥水溅了满脸，可他什么都顾不上了，眼里只有那两袋被抬着的麦子。
可他刚跑两步，就被一个士兵抡起枪托，狠狠砸在额头上。
“咚”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人用锤子砸在了木头上。贺朝辉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身子软软地倒在泥里。额头上的血立刻涌了出来，鲜红的血混着雨水往脖子里流，染红了胸前的粗布褂子，在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暗红。他最后的意识，是听见队长的声音在远处喊：“走！下一家！”，还有马蹄声渐渐远去，溅起的泥水打在他脸上的冰凉，以及那两袋麦子被抬走时，麦粒撒在泥里的“沙沙”声。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落在贺朝辉的身上，落在他旁边的铁锹上，落在撒了一地的麦粒上。风裹着寒意，吹得他的身体渐渐发冷，从四肢到心脏，一点点变凉，可他再也感觉不到了。他睁着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雨水落在他的眼睛里，他却再也没力气眨一下。
第二天清晨，雨终于停了。
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山坳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把天空染成了淡青色。邻居王老汉扛着锄头出门，想去看看自家的麦子有没有被淹——他家的麦田就在贺朝辉家的坡下，要是贺家的土沟没疏通，雨水肯定会漫到他家的地里。他走得很慢，泥地被晒得半干，踩上去“咯吱”响，裤脚还是沾了不少泥。
刚走到贺朝辉家的院门口，他就愣住了。院后的土沟边，贺朝辉的草帽掉在泥里，帽檐上沾着暗红的血，已经干了，像一块深色的补丁。旁边的泥地里，有一摊发黑的血迹，被风吹干了，结成硬硬的壳，边缘还沾着几根干草。铁锹倒在一边，锹头陷在泥里，上面的泥已经半干，硬邦邦的。
“朝辉？朝辉？”王老汉心里一沉，喊了两声，没人应。村里静悄悄的，只有早起的鸟儿在槐树上叫着，声音清脆，却显得格外空旷。他往前走了几步，眼睛扫过院后的泥地，突然看见远处的山坡下，两只野狗叼着什么东西，尾巴夹得紧紧的，飞快地往山里跑。其中一只狗嘴里的东西，像是一节沾着泥的骨头，在微弱的晨光里泛着白，还挂着一点碎布——那碎布的颜色，和贺朝辉常穿的粗布褂子一模一样。
王老汉的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泥里。他活了六十多岁，什么苦日子没见过，可这一刻，他却觉得浑身发冷，比昨天的冷雨还让人难受。他知道，贺朝辉没了，那个老实巴交、一辈子就知道种庄稼的贺朝辉，没了。
他不敢再看，转身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贺朝辉没了！快来人啊！快来人啊！”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在空旷的黄土坡上回荡，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村民。
最先跑出来的是村西头的李婶，她披着衣服，头发还乱着，一边跑一边问：“老汉，咋了？咋了？朝辉咋了？”接着，村里的人都陆续跑了出来，有的披着衣服，有的光着脚，有的手里还拿着锄头、镰刀，脸上满是惊慌。当他们跟着王老汉走到贺朝辉家的院后，看到那摊发黑的血迹、掉在泥里的草帽时，都沉默了。
有人蹲在地上，看着那摊血迹，抹起了眼泪；有人望着野狗跑远的方向，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牙齿咬得咯吱响；几个妇女站在一边，偷偷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造孽啊”“这马家军不得好死”。村里的老支书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贺朝辉倒下的地方，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的固原方向，叹了口气，声音沙哑：“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贺朝辉家的屋门还开着，风从门口吹进去，卷起地上的灰尘和麦粒。屋里乱糟糟的，灶台塌了，铁锅翻在地上，锅底的黑灰撒了一地；粮缸倒在一边，里面空空的，只剩下一点沾在缸壁上的麦糠；土台上的干草散了一地，原本放麦子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棵干艾草，在风里轻轻晃着。阳光透过门框照进来，落在地上的麦粒上，那些饱满的麦粒，有的被踩碎了，有的沾着泥，有的还带着暗红的血点，再也不能磨成面，再也不能做成俊刚爱吃的扯面了。
村里的后生们气得要去找马家军拼命，被老支书拦住了：“去哪找？他们骑马，咱们走路，能追上吗？咱们去了，就是送死，还得连累家里人。”老支书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后生们的头上，他们停下脚步，看着地上的血迹，眼里满是不甘和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而在县城的粮店里，贺俊刚还在盼着能早点回家。他趁着掌柜不注意，偷偷把口袋里的几个铜板拿出来，放在手里数了数——一共二十三个铜板，这是他攒了半个月的工钱，每天省着吃，把掌柜给的干粮省下来，才攒下这么多。他想带回家给爹买双新鞋，爹的那双旧鞋早就破了，去年冬天就看见脚趾头露在外面，爹却说还能穿，等开春再买新的，可开春到现在，新鞋也没见着。
他靠在粮店的门板上，望着窗外的天——雨停了，天空是淡蓝色的，远处的山清晰可见。他想着，等过几天不忙了，就请假回去，帮爹把土沟再挖深些，把院子里的泥清理干净，再把屋里的麦子晒一晒，说不定还能赶上种冬麦。他还想着，回去的时候要给爹带两个城里的糖糕，爹这辈子没吃过糖糕，上次他写信说城里的糖糕甜，爹回信让他自己多吃点，别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