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朱门帝子家，少年意气欲兴华。
削藩未竟权先丧，除宦难成志已赊。
谋屡败，泪空斜，夕阳残照满宫纱。
可怜一代中兴主，只向史书留叹嗟。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长安的皇子府邸里，诞生了个哭声不怎么响亮的娃娃。这孩子爹是唐穆宗李恒，妈是萧妃，排行老二，取名李涵——后来登基改叫李昂，也就是咱们要聊的唐文宗。
按大唐那会儿的规矩，皇位这东西，轮也轮不到他。老大李湛是太子，后来成了唐敬宗，他顶多就是个混吃等死的颍王。要是没意外，他这辈子应该是住着大宅子，喝着美酒，看着歌舞，偶尔跟文人墨客吟个诗，最后在史书上留个“颍王涵，穆宗次子，善属文”的冷门记录，也就到头了。
可偏偏，大唐的“意外”比长安城里的沙尘暴还多。
他哥唐敬宗李湛，是个典型的“玩主”皇帝。在位两年，正事没干多少，打马球、捉狐狸（那时候叫“打夜狐”）、跟宦官瞎混倒是样样精通。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这哥们跟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喝酒，喝到兴头上还玩起了“打夜狐”，结果夜里回宫，被这群伺候他的宦官直接给杀了——年仅十八岁，死的时候可能还惦记着第二天的马球赛。
宦官杀了皇帝，怕事情败露，就想找个好控制的皇子当傀儡。他们瞅来瞅去，选中了时年十六岁的李涵。为啥选他？一来他年纪小，看着老实；二来他妈萧妃家世不显赫，没什么后台；三来他平时不爱出风头，天天躲在府里看书，宦官们觉得这孩子“好拿捏”。
于是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一群宦官揣着刀，把还在睡梦中的李涵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旧唐书·文宗纪》里写这事儿，就六个字：“夜，敬宗遇害，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明日，贼党立文宗。” 看着轻描淡写，可当时李涵的心情，估计跟被雷劈了差不多——前一天还是王爷，后一天就成了皇帝，关键这皇位还是杀了自己亲哥的宦官送的，这哪是登基，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但李涵没慌。他穿好衣服，跟着宦官们进宫，一路上没多说一句话，眼神却把宫里的动静看了个遍。等走到大殿上，面对满朝文武和杀气腾腾的宦官，这十六岁的少年居然没打哆嗦，反而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敬宗皇帝何在？”
这话一出口，满殿皆惊。宦官们没想到这孩子这么敢说，大臣们也愣了——这哪是他们想的“软柿子”？
接下来的几天，李涵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冷静。他先是按规矩给敬宗办了丧事，然后迅速提拔了裴度、韦处厚等正直的大臣，又不动声色地把参与杀敬宗的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抓了起来，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直接砍了脑袋。《新唐书·文宗纪》里说他“杀苏佐明等，夷其族”，干净利落，一点不含糊。
做完这一切，李涵才正式改元“大和”，登基为帝，改名李昂。那一刻，长安城里的人都觉得：这新皇帝，好像跟之前那几个不一样。
文宗登基的时候，大唐早就不是太宗、玄宗那会儿的盛世了。外面有藩镇割据，河北三镇（幽州、成德、魏博）天天跟朝廷叫板，说不听就不听；里面有宦官专权，从肃宗开始，宦官就敢杀皇帝、立皇帝，连禁军（神策军）都在他们手里；还有党争，牛僧孺、李德裕两拨人斗来斗去，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
文宗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不想当傀儡，更不想当亡国之君。这孩子打小，尤其喜欢读《贞观政要》，天天琢磨着怎么学唐太宗，把大唐重新搞起来。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省钱”。以前的皇帝，比如他爹穆宗、他哥敬宗，天天想着修宫殿、买珍宝，花钱跟流水似的。文宗不一样，他登基没几天，就下了道圣旨：“停修曲江亭馆，出宫女三百人，纵五坊鹰犬，省冗食千二百人。”（《旧唐书·文宗纪》）——曲江池的亭子别修了，宫里多余的宫女放出去，打猎用的鹰犬也放了，连吃闲饭的官员都裁了一千二百个。
有一次，各地官员给朝廷送贡品，其中有个地方送了块罕见的绸缎，上面绣着鸳鸯。文宗看了，直接让人把绸缎烧了，还下旨说：“今后各地不得进献奇珍异宝，凡是奢侈之物，一概不许入宫。” 底下的大臣们一看，这皇帝是来真的，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铺张浪费了。
除了省钱，文宗还特别重视人才。他不爱跟宦官、外戚打交道，天天找裴度、韦处厚、李德裕这些有本事的大臣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夜，问他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平定藩镇、怎么对付宦官。《资治通鉴》里记载，文宗经常“召宰相群臣论政事，至夜分乃罢”，有时候聊得太投入，连饭都忘了吃。
他还特别喜欢听真话。有一次，他跟大臣们说：“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别跟我绕弯子。就算说的话不好听，我也不怪你们。” 有个叫宋申锡的大臣，为人正直，文宗很信任他，后来把他提拔成宰相，让他专门负责打击宦官。
那时候的文宗，满脑子都是“中兴大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朝政，晚上还在灯下看书，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红了，也不肯休息。宫里的太监见他这么拼，都私下里议论：“这皇帝跟老黄牛似的，也太能折腾了。” 文宗听见了，也不生气，只说：“我爹、我哥在位的时候，把国家搞成这样，我要是再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那会儿的长安，确实有了点“中兴”的苗头。街上的流民少了，商人多了，大臣们也敢说话了。有人甚至跟文宗说：“照陛下这么干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大唐就能回到贞观、开元的时候了。” 文宗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白费。
可他忘了，大唐的病根，不是靠省钱、听真话就能治好的——尤其是宦官和藩镇这两个“毒瘤”，早就长到骨头里了。
文宗最头疼的，就是宦官。当时的宦官头目，叫王守澄，是个老狐狸。他从宪宗时期就开始掌权，历经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手里握着神策军的兵权，朝廷里一半的官员都是他提拔的，连文宗能当上皇帝，背后也有他的影子。
文宗知道，不除掉王守澄，自己永远是个傀儡。可王守澄势力太大，硬碰硬肯定不行。于是，他想到了宰相宋申锡。
宋申锡这个人，没什么背景，为人正派，对宦官恨之入骨。文宗觉得他可靠，就偷偷找他商量，让他想办法除掉王守澄。《旧唐书·宋申锡传》里说，文宗“密与申锡谋诛宦官”，两人经常在宫里的偏殿偷偷开会，连身边的太监都不让靠近。
宋申锡接到这个任务，又激动又紧张。他知道这事儿要是成了，就是大功一件；要是败了，自己小命不保。他琢磨了半天，觉得应该先从王守澄的党羽下手，一步步削弱他的势力。于是，他找了几个自己信任的官员，让他们搜集王守澄的罪证，准备等证据确凿了，再跟文宗一起动手。
可宋申锡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身边有“内鬼”。他有个部下叫王播，是王守澄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宋申锡刚把计划告诉自己人，王播就立刻跑去告诉了王守澄。
王守澄一听，差点没气炸。他没想到文宗这小子居然敢跟自己对着干，更没想到宋申锡这愣头青还真敢接这活儿。他当下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第二天，王守澄就指使自己的亲信宦官郑注、李训，诬告宋申锡“谋反”。他们说宋申锡跟漳王李凑（文宗的弟弟）勾结，想废掉文宗，立李凑为皇帝。为了让诬告看起来像真的，他们还伪造了书信、印章，找了几个“证人”。
文宗一听“谋反”，当时就懵了。他虽然信任宋申锡，但“谋反”可是天大的事，而且涉及到自己的弟弟，他不由得不信。王守澄又在一旁煽风点火，说：“陛下要是不赶紧处理，漳王和宋申锡说不定今晚就会动手！”
文宗慌了神，没来得及调查，就下令把宋申锡抓了起来。大臣们一看，都急了，纷纷上书说宋申锡是冤枉的，让文宗查清楚再定罪。裴度更是直接跑到宫里，跟文宗说：“宋申锡是个忠臣，要是他真的谋反，我愿意跟他一起死！”
文宗这才冷静下来，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他让人去调查，结果查来查去，也没找到宋申锡谋反的证据。可王守澄不依不饶，非要杀了宋申锡。文宗没办法，最后只能把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漳王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新唐书·宋申锡传》里写：“申锡坐贬开州司马，凑废为巢县公。”
宋申锡到了开州，又气又恨，没几年就病死了。临死前，他还拿着文宗给他的密诏，哭着说：“我对不起陛下，没能除掉宦官啊！”
这件事，对文宗打击太大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宦官的势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自己连一个信任的宰相都保不住。那几天，文宗天天躲在宫里，不跟大臣见面，也不处理朝政，有时候看着宋申锡以前递上来的奏折，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宦官，不能只靠一腔热血，得用计谋，得找更靠谱的人。
宋申锡案之后，文宗消沉了好一阵子。但他没放弃，反而更坚定了除掉宦官的决心。他知道，光靠正直的大臣不行，还得找几个“狠角色”——最好是能跟宦官打交道，又能为自己所用的人。
这时候，两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李训和郑注。
郑注这个人，有点传奇。他本来是个医生，会治怪病。当年王守澄得了一种怪病，宫里的太医都治不好，有人推荐了郑注，结果郑注几副药就给治好了。王守澄很感激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当成心腹。郑注脑子活，会来事，很快就成了王守澄的“智囊”，帮他出了不少坏主意。
李训是个读书人，出身名门，可惜家里后来败落了。他早年因为跟人结仇，还被流放过。后来他通过郑注的关系，认识了王守澄，也成了王守澄的亲信。李训口才好，肚子里有墨水，很会揣摩人的心思。
文宗一开始也不信任这两个人，觉得他们是王守澄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后来他发现，李训和郑注虽然跟着王守澄，但野心很大，不甘心只当宦官的走狗。而且，这两个人天天跟宦官打交道，最了解宦官的弱点。
于是，文宗决定赌一把。他偷偷召见李训和郑注，跟他们聊了几次。没想到，这两个人对宦官的痛恨，一点不比文宗少。李训跟文宗说：“宦官专权，是国家的大患。要是不除掉他们，大唐早晚要亡在他们手里。陛下要是信得过我，我愿意为陛下效死！” 郑注也说：“我虽然是王守澄提拔的，但我知道谁是君，谁是臣。只要陛下下令，我就算跟王守澄反目，也在所不辞！”
文宗被他们说动了。他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自己要找的“狠角色”。于是，他开始重用李训和郑注，一步步提拔他们。李训从一个小官，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宰相；郑注也被提拔为凤翔节度使，手握兵权。
李训和郑注确实有本事。他们知道王守澄的势力大，不能一下子把他扳倒，就先从王守澄的党羽下手。当时，宦官里还有个叫仇士良的，跟王守澄不和。李训和郑注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先帮仇士良打压王守澄的人，然后再一步步孤立王守澄。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李训和郑注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跟文宗商量，决定先除掉王守澄。文宗下旨，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听起来是个大官，其实是个虚职，把他手里的兵权给夺了。然后，李训又让人给王守澄送了一杯毒酒。王守澄到死都没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个人，居然会杀了自己。《资治通鉴》里记载：“赐守澄死，籍没其家。”
除掉王守澄，文宗非常高兴。他觉得李训和郑注果然没让自己失望，这下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他在宫里摆了庆功宴，跟李训、郑注喝了好多酒，还说：“以后大唐的中兴，就靠你们两个人了！”
可文宗没意识到，李训和郑注这把“剑”，不仅能杀宦官，也可能会伤到他自己。这两个人都是野心家，他们帮文宗除掉王守澄，可不是为了“中兴大唐”，而是为了自己掌权。尤其是李训，当了宰相之后，越来越专横，连文宗都有点管不住他了。
郑注也没闲着，他在凤翔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还跟李训约定，等时机成熟，就一起掌控朝政。
这时候的文宗，就像一个骑在老虎背上的人——他想靠老虎除掉敌人，却忘了老虎本身也是危险的。
除掉王守澄之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就是仇士良了。仇士良比王守澄更狡猾，手里也握着神策军的兵权。李训和郑注觉得，必须尽快除掉仇士良，否则夜长梦多。
他们跟文宗商量，制定了一个计划：郑注以去凤翔“祭神”为名，带一批精兵回长安，趁宦官们去送葬（王守澄的葬礼）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稳妥，文宗也同意了。
可李训不放心。他怕郑注抢了头功，以后自己斗不过郑注。于是，他决定提前动手，自己单干。
《新唐书·文宗纪》里写这场血洗：“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盗乘其乱，剽掠都城。” 长安城里火光冲天，哭声、喊声、刀砍声混在一起，连街上卖糖葫芦的小贩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以前繁华的朱雀大街，几天之内就堆满了尸体，连路都走不通。
文宗呢？他被仇士良软禁在紫宸殿里，成了真正的傀儡。仇士良每次见他，都带着一群挎着刀的宦官，说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一点都不把他当皇帝看。有一次，仇士良直接跟文宗说：“陛下要是安分点，还能好好当你的皇帝；要是再敢跟李训、郑注那样的人勾结，小心自己的小命！”
文宗只能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看着仇士良嚣张的样子，又想起李训、郑注的惨死，还有那些因为这场政变被杀的大臣百姓，心里像被刀子割一样疼。有一天，他在宫里散步，看见池塘里的荷花都枯萎了，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大唐啊！”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文宗当时的处境：“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机构），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以前他还能跟大臣们商量朝政，现在连见大臣都要经过仇士良的同意；以前他还能下旨改变一些事情，现在他的圣旨还没出宫门，就被宦官们扔到了一边。
有一次，宰相李石跟文宗奏事，刚说了没几句，就听见外面有射箭的声音——那是宦官们故意吓唬李石，让他不敢跟文宗多说。李石吓得赶紧磕头告辞，从此以后，大臣们都不敢再跟文宗谈论国家大事了。
文宗彻底绝望了。他不再早起处理朝政，也不再看书，每天就躲在宫里，要么喝酒，要么对着墙壁发呆。有时候宫女、太监不小心惹他生气，他也不骂不打，只是默默流泪。宫里的人都说，陛下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眼神里全是死气。
甘露之变后，文宗的日子过得比囚犯还难受。仇士良把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全换了一遍，全是自己的亲信，文宗的一举一动都在仇士良的监视之下。他想跟自己的皇后、妃子说句话，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有一天，文宗跟一个老太监聊天，问他：“你说，我跟以前的汉献帝比，谁更差？” 老太监吓得赶紧跪下，说：“陛下是大唐的天子，汉献帝是亡国之君，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文宗苦笑着说：“汉献帝好歹还有曹操辅佐，虽然是傀儡，但曹操还不敢公开欺负他。我呢？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说完，他又哭了起来。《新唐书·文宗纪》里记载了这件事，说文宗“自是忽忽不乐，常登勤政楼，北望而泣”。
他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怀念自己刚登基的时候，虽然国家穷，但自己还有雄心壮志；怀念跟裴度、韦处厚一起讨论朝政的夜晚，虽然累，但心里有盼头；甚至怀念宋申锡还在的时候，虽然没做成事，但至少还有人跟自己一起对抗宦官。可现在，什么都没了。
文宗本来就身体不好，经过甘露之变的打击，身体越来越差。他经常咳嗽、发烧，有时候咳得连饭都吃不下。宫里的太医想给他好好治病，可仇士良根本不把他的死活放在心上，只让太医开点普通的药，意思意思就行。
有一次，文宗想吃一碗羊肉汤，跟太监说了好几次，太监都推三阻四，最后只端来一碗冷冰冰的粥。文宗看着那碗粥，眼泪又掉了下来，他说：“我这个皇帝，连一碗热汤都喝不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也想过反抗。有一次，他偷偷找了个机会，跟宰相郑覃、李固言商量，想再找几个可靠的人，除掉仇士良。可郑覃和李固言都吓得要死，赶紧说：“陛下，甘露之变的教训还不够吗？现在宦官势力太大，咱们根本斗不过他们，还是先忍忍吧。” 文宗看着他们害怕的样子，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那以后，文宗彻底放弃了。他不再想“中兴大唐”，也不再想除掉宦官，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有时候会写点诗，诗里全是悲凉的句子，比如“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走在皇宫的路上，秋天的野草都长出来了，上林苑的花开得再茂盛，又有谁能懂我的心意呢？
他身边的人都说，陛下变了。以前那个意气风发、勤政爱民的皇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满脸愁容的老头。只有在偶尔看到宫里的小孩玩耍的时候，文宗的眼神里才会闪过一丝光亮，好像想起了自己少年时的样子。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文宗的身体已经垮了。他经常卧病在床，连起身都需要人搀扶。仇士良见他快不行了，就开始琢磨着立谁当新皇帝——毕竟，新皇帝得是自己能控制的。
当时，文宗有两个儿子：太子李永和陈王李成美。太子李永是个老实孩子，仇士良觉得他不好控制，就想找个理由把他废掉。于是，仇士良指使宫女、太监诬告太子的母亲王德妃“秽乱宫闱”，还说太子跟宫女有染。
文宗本来就病得糊里糊涂，加上仇士良在一旁煽风点火，居然真的相信了。他下令把王德妃赐死，然后把太子李永软禁在东宫。李永又怕又气，没几天就病死了——死的时候才十几岁。《旧唐书·文宗诸子传》里写：“永竟以忧卒，时年二十四（此处史料有争议，一说十几岁），赠悼怀太子。”
太子死了，文宗心里很愧疚。他后来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可他连为太子平反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他在东宫看到太子生前用过的玩具，忍不住抱着玩具大哭，哭着说：“儿啊，是爹对不起你，是爹害了你啊！”
太子死后，文宗想立陈王李成美为新太子。李成美年纪小，性格懦弱，文宗觉得他至少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可仇士良不同意，他想立颍王李炎（文宗的弟弟）为皇帝，因为李炎看起来更“听话”。
文宗跟仇士良争论了好几次，可仇士良根本不给他面子，说：“陛下身体不好，还是别管这些事了，立谁当太子，我自有安排。” 文宗气得浑身发抖，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仇士良把李炎定为皇太弟。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躺在病床上，呼吸困难，连说话都很困难。仇士良带着一群宦官守在床边，名义上是“伺候”他，实际上是怕他临死前再搞出什么花样。
文宗想再见见自己的皇后和妃子，仇士良不让；他想跟大臣们说几句话，仇士良也不让。他只能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旁边的太监凑过去听，只听见他说：“杀宦……中兴……大唐……” 没等说完，头一歪，就断了气。
这一年，文宗才三十三岁。他当了十四年皇帝，前半段意气风发，想干一番大事；后半段困守深宫，受尽屈辱。他一辈子都在跟宦官斗，可到最后，连自己的儿子、自己的身后事都管不了。
文宗死后，仇士良立刻立颍王李炎为皇帝，也就是唐武宗。他还下令，把陈王李成美和文宗的另一个弟弟安王李溶都杀了，以防他们以后争夺皇位。《新唐书·仇士良传》里说：“士良因矫诏立武宗，杀陈王、安王。”
文宗的葬礼办得很潦草。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大臣们的痛哭，只有仇士良和宦官们在一旁监督。长安城里的百姓听说文宗死了，都偷偷地哭——他们还记得，这位皇帝曾经想给他们一个太平盛世，可惜，他失败了。
文宗死后，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很复杂。《旧唐书·文宗纪》里说他：“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乐闻规谏，欲致治平。而受制于宦竖，讫无成功，饮恨而终。” 说他恭谨节俭，有儒雅之风，想在父兄留下的烂摊子上实现治平，可惜被宦官控制，最终饮恨而终。
《新唐书·文宗纪》的评价更直接：“文宗有心，而无其才；有其志，而无其力。” 说他有中兴大唐的心，却没有相应的才能；有除掉宦官的志向，却没有足够的力量。
有人说，文宗太急了。如果他能慢慢来，先巩固自己的权力，再一步步削弱宦官的势力，也许就不会有甘露之变的惨败。也有人说，文宗太天真了。他不该相信李训、郑注那样的野心家，更不该把希望寄托在一场冒险的政变上。
可不管怎么说，文宗的努力，还是给大唐留下了一点痕迹。他在位的时候，节省了朝廷的开支，提拔了一批正直的大臣，让长安城里的百姓看到过一丝“中兴”的希望。他虽然失败了，但他至少敢跟宦官斗——比起后来那些连斗都不敢斗的皇帝，他已经很勇敢了。
长安的朱雀大街上，曾经挂过李训的头颅，曾经堆过甘露之变死者的尸体，也曾经走过意气风发的文宗。如今，这些都成了史书上的文字。当后人翻开《旧唐书》《新唐书》，看到“唐文宗李昂”这几个字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三十三岁就饮恨而终的皇帝，想起他一辈子的挣扎与无奈，想起他那句“我不如汉献帝”的叹息。
也许，文宗的悲剧，早就注定了。当他被宦官从被窝里薅出来，推上皇位的那一刻，当他看着自己的亲哥被宦官杀死的那一刻，当他发现大唐的病根已经深入骨髓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已经写好了结局。
参考《旧唐书·文宗纪》《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