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深秋，当帝国的目光聚焦于海军建设、海图测绘与江南经济整合这些宏大叙事时，一股源自海洋的、更为质朴而强大的力量，正在皇帝的推动下，悄然改变着沿海百姓的餐桌，并为帝国的远航梦想注入一股实实在在的活力。
北京，格物院农渔科下属新设的“水产利用研究所”内，灯火常常彻夜不熄。这里没有高深的蒸汽机图纸，也没有精密的火炮模型，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渔网样品、不同规格的腌渍木桶、以及一些正在进行耐腐蚀测试的金属罐体。主持此处的，是徐光启及其带领的一批年轻学员。他们的任务，源自皇帝一道看似平常却意义深远的旨意：大力推广海洋渔业，将取之不竭的海中鱼获，转化为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
“陛下有言，”徐光启对围拢在身边的学员们说道，手中拿着一份由皇帝亲自勾勒出思路的《海洋渔业改良纲要》，“陆地所产，终有穷时。而大海茫茫，鱼虾繁衍无穷尽也。以往渔获，多限于沿海，易腐难存，价值低廉。今当以格物之力，改其法，广其用，则海鱼可成百姓之佳肴，船队之资粮，亦可缓内陆粮米之压力。”
研究首先从最基础的渔具和渔船改进开始。格物院的工匠们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和渔民的经验，对传统的拖网、刺网进行了优化，采用更坚韧的麻线混纺材料，改进了网眼结构和沉子、浮子的配比，使得捕捞效率有了显着提升。同时，他们设计了一种较小型的、适合家庭或村落使用的“改良钓艚船”，船体更稳，增设了简易的活水舱，可以将捕获的鲜鱼短时间蓄养，延长其存活期。
然而，真正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是“鱼罐头”技术的初步应用。
在天津卫、登州、松江府等几处重要的沿海港口，由内帑银行出资、工部督建的首批官营“鱼罐头工坊”开始投入试运行。工坊的建筑带着浓重的新政风格：实用、坚固、注重流程。内部划分出清晰的区域：卸鱼码头、清理车间、蒸煮工段、装填密封区以及最后的杀菌和包装区。
核心技术在于“密封”与“杀菌”。格物院的能工巧匠们，利用初步成熟的冲压技术，制造出一种带有凹槽和橡胶垫圈（由初步研究的硫化橡胶试制品替代）的马口铁罐。将清理干净、经过初步蒸煮或油炸的鱼块（多为产量大、价格低的鲱鱼、沙丁鱼等）紧密填入罐中，注入盐水或油汁，盖上罐盖，然后放入特制的夹具中用力压紧，利用橡胶的弹性实现初步密封。随后，将密封好的罐头放入大型沸水锅或蒸汽柜中进行长时间高温蒸煮，以达到杀死微生物、长期保存的目的。
第一批成品下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一个个小巧、坚固、印着“皇家渔产”字样和出厂日期的铁皮罐子，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工坊的管事当着地方官员和受邀商贩的面，打开一个存放了月余的罐头，里面的鱼块依旧色泽正常，气味咸香，品尝起来风味犹存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意味着，易腐的渔获可以跨越季节和地域的限制！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对于沿海的普通渔民而言，以往辛辛苦苦打捞上来的鱼获，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卖掉或腌制晒干，往往只能眼睁睁看着腐烂，或者被鱼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如今，官营工坊给出了稳定且相对公道的收购价，专门收购那些量大价廉的鱼种。渔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捕捞的热情空前高涨，出海的船只也明显增多。大量廉价的鱼罐头开始出现在沿海城镇的集市上，丰富了平民百姓的餐桌。对于许多内陆地区，尤其是北方缺粮的省份，这种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的鱼罐头，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蛋白质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压力。
而这一切，最终都服务于那个更为宏大的目标——海洋远征。
在登州海军基地的仓库里，新下线的鱼罐头被成箱成箱地码放起来，与压缩饼干、腌肉、豆类等一起，构成了远航船队的重要补给品。海军后勤官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兴奋地写道：“……此鱼罐头，不惧风浪，不易腐坏，开罐即食，实乃远航之无上妙品！一罐所供，堪比数日之鲜鱼，可极大缓解船员缺乏蔬果所致之败血症风险，于维持士气、保障战力，功莫大焉！”
朱由检在乾清宫看到这份报告以及随附的几罐样品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让人打开一罐，就着蒸饼尝了几口，味道虽远称不上美味，但那扎实的鱼肉和咸鲜的口感，却让他仿佛看到了未来海军舰队在无边大洋上破浪前行的景象。
“传旨，”他对王承恩吩咐道，“鱼罐头工坊，需扩大生产，严格品控。可鼓励民间商贾，在官府监管下，依例设坊经营。着户部拟定章程，将部分鱼罐头纳入军需常备采购，亦可适量投放市场，平抑肉食价格。”
一条从海洋到餐桌，再到远航补给线的链条，就这样在皇帝的意志和格物院的技术支撑下，被初步搭建起来。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食物的变革，更是帝国将海洋资源纳入自身生存与发展体系的深刻体现。当帝国的子民开始习惯享用来自大海的盛宴时，这个民族走向深蓝的步伐，也将变得更加坚定和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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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